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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令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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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不仅是用文字处理国家事务的工具，而且是国家使用文字处理公务的产物。我国第一部公文集是被称为“神州古籍，唯此最先”的《尚书》，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发布的政令。公文可分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其中令文是古代下行公文中一种重要的文体，而篇章完整、意思表述明确的令文最早见于《周书·王会》里《四方献令》，发展到秦汉之际令文数量增多，文学性渐突，“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创作者为身处高位的统治者，内容也多涉及礼仪、农桑;待到魏晋南北朝之际，时局动荡，皇权地位渐趋下移，频发的战争在扩大令文使用范围的同时，也增加了令文创作者的数量。此外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讲究繁缛，令文的篇幅较之以往增长许多，且倾向于使用骈文手法，在具体行文中常出现四字相对、八字相对，言辞华美，音律和谐，朗朗上口。这些令文一1方面具有传递信息的实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本文以文学史为出发点，对此期令文进行一定数量的统计与分类，同时兼与史学、思想史、文章学相结合，力求全面分析魏晋南北朝的令文。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绪论首先对令文进行文体溯源，整体上把握令文的发展脉络，再介绍国内外对令文的研究现状。　　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阐述魏晋南北朝主要令文的创作缘由、结构程式及突出的艺术特点。最初令文作为一种上对下发号命令的文体，有其自身的强制性与权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的爆发、思想的传入及混合，魏晋南北朝的令文开始发生巨大变化，选取该期既有文学性、文章学特点，又具有探究价值的四类主要令文进行详细剖析，了然令文的概况、创作方法、艺术特点，为下面对其文章学、文学特点的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章概括魏晋南北朝令文的作者类型。令文作为下行公文的一种，其主要任务就是传达上级的命令，就其内容而言，有一定的严谨性、简洁性。历来人们便将注意力放在令文的内容分析上，很少有人探讨令文作者的形象，苏轼《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人。”作品和作者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作者风格、文笔不同，作品自然有所差异，这也正是我们能够准确分辨出不同作者的主要原因。恰逢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处于自觉阶段，多种思想融合交杂，使得令文的文学性不断加强，感情的抒发也较为强烈，或喜或怒或悲或狂，从这些令文中可窥探出令文作者的形象，细析令文作者形象与史书记载人物形象的异同。　　第三章分析魏晋南北朝令文的公文特点与文章学特点。众所周知，此期诗文讲究声韵、对偶，善于运用典故来说理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令文的创作，以文本为基础，探讨该期令文的典故运用、详略安排、情采、文气等文章学特点。　　第四章探究魏晋南北朝令文发展原因。纵览整个令文发展历史，唯有魏晋南北朝的令文种类繁多、数量颇丰、文学性强、文章学特点突出。究其原因在于此期公文风格转变，前朝积累的公文条件日益成熟，及文学自觉倾向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共历时393年，而此间爆发的战争不计其数，特殊的社会环境也为此期令文的盛行提供了平台与条件。　　结语部分是对在魏晋南北朝以后令文发展的趋势与演变作以概括描绘，并对令文逐渐衰败的原因进行探讨。

朱家慧
《诗经》初期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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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研究它的论著数不胜数，但是长期以来，对它的研究很多只从诗文本出发，至于这些作品当时是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传播的，最初的传播方式和歌唱场所是怎样的，并没有太多系统性地关注。　　本文结合当时政治、宗教、文学三位一体的外部时代背景，根据诗与乐、舞相结合的内在传播特点，回到当初的传播现场，从周代礼乐制度这一国家制度层面的高度，从传播的视角出发，尽可能地还原《诗经》在当时的真实面目，研究《诗经》的歌者与受者、歌唱的场所和歌唱的形式，探究诗乐从结合到逐步分离的规律，以及这种传播方式对文本特征的制约和影响。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诗经》的初期传播问题。　　本文对《诗经》的初期传播进行了界定，也就是诗乐相结合进行传播的阶段。这是《诗经》中的诗篇存在的本来面目，最后逐渐发展到“以义为用”的阶段，一直到诗乐完全分离的引诗阶段，标志着《诗经》初期传播阶段的终结。　　本文分为五部分，分别是:绪论;《诗经》最初的歌唱;《诗经》的采集和编订;传授——《诗经》的文本传播;从“以声为诗”到“断章取义”;结语。绪论部分说明了从传播角度研究《诗经》的意义、研究现状，对《诗经》的初期传播进行界定，并说明了本文的创新、价值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讨论《诗经》最初的歌唱。首先探讨《诗经》这样一部诗集产生的特定社会环境。即政治、宗教、文学三位一体和诗、乐、舞三位一体分别从外在环境和内在特性上，说明了《诗经》最初的演出形态和其传播带有功利性色彩的根本原因。其次根据传播场合的不同，分析《诗经》的歌者与受者。再次，总结分析了《诗经》文本的形成，与音乐和舞蹈是分不开的。《诗经》在演出形式方面的艺术成就以及对传播产生的影响，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章讲《诗经》的采集和编订。这是《诗经》从口耳相传的演出形态，到形成文本结集的过程。指出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诗经》的版本经过一次次修订，然后一次次通行。分析了孔子对《诗经》的整理工作的内容和目的。第三章分析了“传授”这一重要的《诗经》文本传播形式，各国贵族士大夫能够在各种场合熟练地赋诗和引诗，必然经过严格的传授和训练。周太师对《诗经》的传授注重音义兼备，孔子对《诗经》的传授更加注重社会功用。本章还从传授的角度，提出对“六诗”原意的一点思考，即“六诗”是《诗经》六种不同的音乐形式和表演形式。第四章讲《诗经》从“以声为诗”到“断章取义”阶段的转变，提出这是《诗经》诗义被开发和拓展利用的阶段。引诗证说阶段，是《诗经》诗乐彻底分离，标志着《诗经》初期传播的终结。结语部分对全文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廖亮
高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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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古诗词自《弹歌》起到元朝已发展至顶峰。其发展至明清由盛转衰，几百年间再难出李白苏轼等大师级人物。及至新文化运动之后，后人更是连欣赏的能力都快消失了。然而，最近习主席发表讲话，要求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重新受到了重视。新课改也提高了对学生古诗词阅读数量与鉴赏能力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诗词鉴赏题在高考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地位日渐重要。此前的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是被教师忽视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学生能力很难提高，分值也低。如今高考加大了古诗词鉴赏题的分值，教师也不得不重新正视古诗词阅读教学。　　群文阅读教学法是近年来自下而上掀起的一场教学革新运动。开始是部分小学一线教师借鉴台湾的先进教学方法，之后，这一教学法席卷整个中小学届。再由各学校与各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然而，这一创新教法并没有引起高校师生的重视，以至于难以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导致群文阅读教学法的缺点开始放大，渐渐式微。且高中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法反应较冷淡，因此，本文将群文阅读教学法与高中的古诗词阅读教学结合，希望给高中教师一种新的教学设计思路。　　本论文第一章主要介绍群文阅读教学法的概念、其与其他类似教学法的区别以及它的价值与目的三个方面。只有了解了什么是群文阅读教学法，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设计群文阅读教学方案。　　第二章主要说明为什么要将群文阅读运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主要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其一是有利于弥补古诗词阅读传统教学法的部分缺陷，其二是有利于拓宽高中生的古诗词阅读视野，其三是有利于提高高中语文教师的古诗词教学水平，其四是有利于弥补教材古诗词篇目编排的不足。　　第三章是阐述如何将群文阅读教学法运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中。这也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先从大方面来阐述实践的三个要点，即议题、文本与模式应当如何选择。然后，从议题着手，分析三类不同的议题应当如何分类、如何根据议题选择文本及如何设计课堂教学。接着分析实施群文阅读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供一个教学案例并对案例进行分析。　　目前，群文阅读教学法已渐渐引起了高校师生的注意，并积极参与研究。高校师生的参与能使群文阅读教学法缺陷得到改进，使群文阅读教学法能够更科学、理性地被使用。笔者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群文阅读教学法出一份力。

刘佳音
薛昂夫散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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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作家薛昂夫是元代中后期重要的散曲作家之一，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本文对薛昂夫的散曲进行较为全面而又系统地研究。　　本文包括前言，正文五章以及结语共七部分。　　引言:概述选题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思路。　　正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论述薛昂夫的生平及思想。在生平方面论述其身世、家庭成员、做官经历、文学创作这些内容;在思想方面简要论述其叛逆、隐逸和爱国爱民等文学思想。　　第二章论述薛昂夫的学术修养，从传统哲学、时代环境、家庭教育、个人因素、对前人的接受这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些因素对薛昂夫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薛昂夫对前人陶渊明和苏轼的接受这方面，在此前研究薛昂夫的论文中还没有学者提及，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第三章论述薛昂夫的散曲内容，按照题材将其分为三类，分别为咏史怀古散曲、叹世乐闲散曲、写景咏物散曲。而第四节的其余题材包括爱情、神话等内容的散曲，由于这几类散曲的数量相对较少，所以归类到其余题材中并分别论述。本论文中关于薛昂夫散曲内容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咏史怀古、写景咏物中可能含有隐逸思想，隐逸乐闲中又见感叹世事。这几类散曲内容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有一定的联系。　　第四章论述薛昂夫散曲的艺术特征，分别从使事用典，表情达意;情在景中，景在情中;以俗为主，雅俗并蓄;豪放率真，急切透辟这四个方面来论述。典故的运用从事典和语典两个方面论述，突出薛昂大应用典故的特点。通过对薛昂夫典型艺术特征的分析，体现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　　第五章论述薛昂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薛昂夫作为维吾尔族散曲重要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薛昂夫本人及作品对后世文学、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结语:总结整篇文章的内容，并且提出本论文研究的重点，最后指出本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上升空间。

高艳
司马彪《庄子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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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司马彪《庄子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经典释文》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卷为《庄子音义》，是陆德明根据郭象注《庄子》三十三篇本所作的注释。《庄子音义》收录了魏晋时期及其以前许多《庄子》注家的注。其中引录司马彪《庄子注》的数量最大，总共七百五十条。司马彪《庄子注》在隋唐以后多所散佚，故清代以降，学者们对《经典释文》所录司马彪《庄子注》之外的佚说，进行了辑佚。然而，各家或引书引文有错误、或考证校释有疏失。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分而论之、进行考补，谈谈自己的一得之见。至于第四部分的附录，则是两年前我在刘黎明老师的指导下研读《庄子》时所撰的一篇短文。经刘老师修订、推荐，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由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编、巴蜀书社2003年11月出版的《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拙文涉及到司马彪《庄子注》在训诂方面的价值，而这正是我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现附录全文于下，以作为我对此问题初步研究的汇报，请各位师长批评指教。

李晶
《诗经》中的色彩运用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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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描绘历来就是文学作品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文学作品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从《诗经》中的色彩描写入手，探讨有关《诗经》色彩描写的特点、《诗经》色彩话语的审美与文化意蕴以及《诗经》中的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审美观念等问题。该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诗经》色彩描绘所具有的五个特点。一是描写了来源于大自然异彩纷呈世界的繁多色彩。二是这些色彩主要是由红、黄、白、黑、青五种色系构成。三是《诗经》中存在着紫色的缺失。四是《诗经》色彩描写物色不分、物色并用。五是惯用同色联想，色彩跳跃性不大。第二章就《诗经》所涉及的五大色彩分别阐述其审美与文化意蕴。红色大致表达四种意义，即庄严与权威，热烈、美好与希望，驱邪与吉祥，胜利与征服，这些象征意义分别与先民们对火、太阳和血液的崇拜有关。黄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权力，衰败，长寿，权力的象征来自于人们对土地的崇拜，而衰败和长寿的意义则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联想。白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美丽与高贵，德与善，忠贞与爱情。美丽与高贵的审美观念概由人们对白云、白雪、白玉等事物所象征的高雅、纯洁、明亮等的喜好有关，而白色之纯正无杂的颜色正是完善的道德人格的象征，白为日出之光色的本义及太阳在人们心目中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使白色的事物成为表示爱情至死不渝之信念的见证。黑色表示尊贵之意，究其原因是受敬天的影响，并同当时黑色衣物复杂的织染技术有关。青色表达两种意义，即青春与生机，缠绵与情思。青色是草木生长之色，人们由事物想到人事，于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富生机的年龄阶段也以“青”代称。草木之色也最易惹起人的情思，它往往会引发渴望而不可及的情感波澜。第三章探讨《诗经》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时期“和”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在远古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以和为美的朴素观念，在《诗经》的用色中也得到了体现。以和为美的首要规定性即在于它是由多样的统一性所组成的，《诗经》中那色调的协调组合及寓丰富于统一的色彩氛围正是中华民族含蓄中和的审美心理的奇妙外化。其次，“和”的境界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相互配合，色彩之美的客观感受必须符合个人与社会的双层主观要求。对个人而言，双方的契合在《诗经》中表现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同诗作所显现的色彩画面与意境的和谐一致。对社会而言，双方的契合集中体现为对色彩政治化、伦理化的应用，即用颜色标志官职大小，反映身份等级，这种观念尤其反映在服饰的颜色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色彩描绘渗透了我国古代大多数的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己然奠定和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色彩话语形式，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色彩文化。

李琳
《史记》悲剧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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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既是一部气势磅礴，内容宏富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悲剧情调，沉郁的悲剧意识的文学作品。在《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以悲剧人物的名字标名的篇目就有五十七篇之多，此外还有二十多篇虽不以悲剧人物的名字命名，但却含有重要的悲剧人物。《史记》之所以聚焦于如此众多的遭遇悲剧的历史人物，一则因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制度本身的劣根性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二则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有着惨痛人生经历的悲剧人物，因而这些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就格外震撼着司马迁的心怀。在这些悲剧人物的人生轨迹中，司马迁探寻历史规律，总结人生经验，抒发悲愤情怀，给中华民族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史记》的悲剧艺术作一些分析探讨：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及类型《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为数众多。由于社会背景、地位、身份、性格、思想意识等各不相同，他们的悲剧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形态特征。据此，本文把它们划分为五个类型。第一类是以韩信为代表的功臣悲剧。残害功臣是宗法制社会的普遍规律，是专制独裁政治与人的劣根性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第二类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忠臣悲剧。这一类悲剧人物都具有高尚的品质，杰出的才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为实现理想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与那些品质恶劣、人格卑污的奸臣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因为君主的昏庸愚蠢、良莠不辨而遭遇悲剧，让人痛心不已。第三类是以项羽为代表的陷于末路的英雄悲剧。这类悲剧人物都是有着过人的才气、曾经威震天下的英雄豪杰。但是因为自身存在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最终陷于被动，直至以悲剧告终。第四类悲剧人物以伯夷和叔齐为代表。伯夷、叔齐品质高尚，信仰坚定。但他们恪守的君臣之道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产生了剧烈的碰撞，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悲剧终于酿成—周武王统一天下后，伯夷、叔齐耻为周民，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道德之歌。最后一类是以荆轲为代表的义士悲剧，其他还有田光、侯嬴、豫让、聂政、高渐离等。这些人物的思想境界虽有高下、阔狭之分，但他们视道义高于生命、“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优秀品质仍然值得永留史册。二‘、流荡于《史一记》悲剧间的生命激情《史记》能以史书的身份跻身于文学作品之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间特别是《史记》悲剧间流荡的激昂澎湃的生命激情。这部分又分为四个小节:（一、司马迁的悲剧人生.;（二）司马迁的思想传承和文化个性;价三）悲愤:《史记》悲剧激情的基本色调;（四）《史记》的悲剧精神。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无辜催祸。在摧祸的过程中，他充分地感受到了汉武帝及其爪牙们的无情、刑法的严苛、人心的险恶、人情的淡薄。这一切使他的心中蕴蓄着悲、愤、怨、怒种种强烈的感情。而他选择宫刑，隐忍苟活以撰写史书的崇高志向又无人理解。因而，他胸中原本就非常强烈的感情就越聚越强，在写作《史记》时不由自主喷薄而出，遂赋予《史记》以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悲愤的感情基调。同时，他的哲学无戮早又对这种感情以深刻的影响，使之有着更为深厚的思想内涵。司马迁的哲学思想以濡家理性主义，思想为主、，「具有积极进取、参与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慎于生死、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同时，由于父亲的影响，他又接受了道家思想的优秀成份，汲取了弧烈的批判意识。再者，司马迁极为仰慕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屈原高尚的人，品和杰出的才华，而屈原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和“发愤以抒情”的美学思想.更被司马迁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而，司马迁融合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以及在屈原的人格和文品影响下所表现出的文化个性使《史记》所表达的悲愤之情积淀并进而演化成为一种直面人生苦难、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戎为千百年来激励中华民族战胜邪恶、抵御外侮的力量源泉。三:、《史记》悲剧的艺术表现《史记》左艺术表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以写人为主的艺术作品中达到了可’以和《红楼梦》相媲美的高度。它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如一下:（一）历史悲剧事件的故事化和戏剧化叙述;(一二冲历史悲剧人物的性格化刻划:（三）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四）情绪化‘的悲剧场景及氛围渲染。司马迁虽然生活在文学自觉的前夜，但，他杰出的才华却使他的《史记》在文学表现的各个方面令人惊讶地成:熟起来。其中随处可见曲折生动、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和惊心动魄的戏剧化场面，格外引人入胜。更为可贵的是，司马迁借助于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运用巧妙的剪裁，典型化的细节描写，强烈的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段使历史人物特别是悲剧人物的形象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另外，具有浪漫情怀的个性待征又使司马迁极善于描写悲剧性的场景，渲染悲剧氛围，借以烘托人物，增强故事的感染力。总，之，，《史一已》虽然写作于两千多年前，但是无论是它众多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还是它激昂澎湃的生命

唐会霞
荀子“天人合一”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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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在先秦，儒家坚持人伦主义原则，故孔孟以仁爱精神等社会伦理设定天道的意义，进而发展为道德意义上的心、性、天合一路向;道家崇尚自然主义原则，故老庄以自然天道为本原推证人性与人道的意义，从而发展出自然主义的天人合一路向;两家皆认肯天人本为一体，在此理论基点上提出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但由于出发点截然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向度上发展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荀子则兼收并畜，首先从自然_主义出发指出天道与人道之职不同，进而提出并坚持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产物之一的理论。在充分肯定人的能动性、积极性的前提下，认为无论人如何发挥其丰动性，最终都不仅必须遵循天道的规约，而且无逃于天道之外，人所努力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天道的体现，从而在自然主义层面上提出天人本质是合一的;同时从人伦主义出发对天的价值进行了颇有深度的理性观照，指出天道与人道之所以统一不仅因为天人共同具有之规律性，而且因为天人皆有其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在天而言是“道”，在人而言是“礼”，而人类社会之“礼”又是依据于天道而设，从而建立了天人之间的关系。但荀子在建构其天人关系理论时，既没有将礼义直断地安顿于道德性的天之上、价值化的人性之中，亦没有将人的主体性泯灭于自然大化的天道中，这是他在总结儒道两家所得的最积极的部分。也许正由于此，使得荀子的“礼”有无处安放之感。荀子天人观本意为彻底去除天的神秘性，给人的主体性地位留出位置。在荀子之后，他的思想被从两方面得到发挥：一方面是人之主体性地位的凸显，在汉代王充那里发挥到极点;另一方面则是天之“道”与人之“礼”、天之规律与人自身的规律的一致性在汉代董仲舒那里发展为天人同构。只是荀子的“天人合一”不再是直接的圆融一体，而是经过“分”，且建立在“分”的基础上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反身而诚、由己外推的同一，而是天人同质、天人互推的统一。荀子的天人观是先秦乃至后世天人关系论中的一朵奇葩。近代以来，特别是西方哲学在日益显示出其自身所不可避免的缺陷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所具的深刻意义，并试图从中汲取可资利用之资源。当然，伴随着思想的进步，名词与概念也在发展与丰富，对于“天”这一哲学术语涵义的辨析越来越细密、越来越精当。在此情此境下，要求人们重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种“德性之天”或者说“伦理之天”与“人”毫无间隔的“合一”论中显然已不大可能。当代的“天人合一”，实际是指人类超越自身局限性，通过掌握或领悟宇宙间这一最高智慧、最高实体，通过对自身的反观与体悟，达到与之合一的境界。回顾经典，荀子独特的天人关系论就日益凸显出来。当然，许多学者已着手于对荀子《天论》中的思想特别加以宣扬。然而要理性汲取荀子《天论》篇思想中的营养，就不仅要对《天论》篇及荀子的所有思想放在先秦那种环境之下予以准确理解，更要将其思想放在当代新的视域中对之展开更深层次的、创造性的解读，最终达到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在当代学术界百家争鸣、诸种思想激烈交锋之际，重新厘清荀子的天人观并对之加以新的诠释，对于荀子思想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吕玉霞
叙事学视野下的《庄子》寓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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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一部具有深邃玄妙思想的哲学著作，虽然并非致力于文学艺术魅力的创造，但《庄子》仍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先秦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书中诸多想象奇妙、寓意深刻的寓言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庄子》寓言已经具备人物、情节等叙事要素，是我国传统叙事文学的重要部分。然而相对于成果颇丰的先秦时期史传文学的叙事研究，《庄子》寓言的叙事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以叙事学理论对《庄子》寓言进行分析，以探析《庄子》寓言在叙事上的一些特点，以及这种叙事上的特点在表达文章主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说明研究缘起;对《庄子》寓言的概念进行界定，阐明《庄子》书中寓言所指并非后世文体学意义上的寓言;对运用叙事学原理研究《庄子》寓言的现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首先对《庄子》寓言的概念“藉外论之”和寓言在三言中的表达——“以寓言为广”进行论述，阐明寓言在《庄子》中的主导地位。寓言在庄子阐道过程中的表达作用十分重要，而庄子寓言的叙事特征在其表达思想、阐释道理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其次将《庄子》中的寓言根据其叙事性是否明显，是否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清晰独立的寓意分为准寓言、具备一定故事性的寓言和寓言故事三类。并将这些寓言按照叙事学对叙事的界定进一部分为了陈述性寓言和叙事性寓言。第三部分论述寓言中的人物形象。首先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分为神鬼的形象、人的形象和物的形象。其中人的形象一类又分为历史人物形象、能工巧匠形象、畸人形象，由于庄子本人形象有一定的特殊性，所以单独列出，与其他三类并列。其次运用叙事学理论中的功能型人物观来分析，说明虽然寓言中有一些塑造的性格鲜明的形象，但是所有的形象最主要的作用都是为了阐“道”这个最终宗旨而服务的，具有典型的功能型形象。并根据形象的功能，分为闻道者与释道者、体道者与悖道者、辩道者五类，并说明其各自在寓言中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以寓言故事为目标，分别从叙事节奏、叙事者类型、叙事视角等方面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庄子寓言的叙事策略。第三节阐明了寓言所采用的不可靠叙述策略。最后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　　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叙事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寓言，争取部分揭示庄子寓言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在表达道学主旨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明宣丞
《东坡志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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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是指一切用散文所写，不拘体例、随笔而录的杂谈、琐语、见闻、札记等文字。这种文体萌芽于先秦，历经各时期的发展，在宋代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宋代文人大多学识渊博、性情优雅，他们把信笔而书的笔记作为记录自己日常生活、闲情杂感的最为流行的文体工具。苏轼的《东坡志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如何对笔记分类，至今未有定论。本文在综合前人分类标准的基础上，对《东坡志林》的所有篇目逐一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该作品当属于杂录随笔类笔记。《东坡志林》流传的版本不一，历代的著录情况繁复。本文对至今流传和亡佚失传的四种版本分别进行了考察，认为五卷本和十二卷本都属于真伪混同的版本。《东坡志林》中的笔记文大多随兴而录、毫无讳饰，最为真实的流露出作者的思想、人格、性情、修养。透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苏东坡经世济民的思想情怀、刚正不阿的道德节操、超然自适的生活态度、人有定分的天命观念和幽默诙谐的乐观性格。在宋代卷帙浩繁的笔记作品中《东坡志林》虽然算不上宏篇巨作，但是它的出现却对后世的笔记以及散文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丹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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