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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玉润《诗经原始》注释及诗学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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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云南籍著名学者方玉润于晚年写成《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诗经原始》。作为深受传统儒学影响的学者,方玉润深刻认识到儒家经典的重要性;作为传统经学的拥护者,他极其注重《诗经》在经学上的元典地位;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诗经》的文学性质,力求从诗歌的文学性质去挖掘《诗经》原旨。他认为后世学者给予了《诗经》太多的身份,却唯独忽视了它原本的文学属性,所以他大胆质疑前人的解经传统。即使在传统考据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他依旧敢于打破“疏不破注”的解经传统,不过分强调考据学的名物训释,而力求从诗歌整体出发,循文按义,探求《诗经》原旨。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注释开阔了《诗经》学者解经的思路,丰富了《诗经》学者解经的手法,摆脱了或重考据或重义理的传统解经方式。方玉润在尊《诗经》为经学圣典的基础上,从经学与文学两方面对诗歌的内容加以评点,将注释与评点相结合的方式给《诗经》注释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方玉润注解经典却不畏前人的传注成就,亦不被前人的传注左右,能够做到独立思考,秉持中立的治学态度阐述对《诗经》的理解。他不重视考据,在“集释”部分多采纳他人对字词的注解,既无新意,也不够详尽,所以“集释”部分一直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自序》中说道,他的解经态度是不顾《序》《传》《论》,秉持不揣固陋的治学态度,通过反复涵泳的治学方法,务必求得古人作《诗经》时的本意为止,从而探求《诗经》的原始。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在整个《诗经》学史上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作品,他继承了姚际恒大胆疑古的思维方法,同时摒弃了姚氏过于极端与主观的治学态度。对于“淫诗”的问题,方玉润有理有据地分析朱子观点的不合理处,从而启发了后世学者。在《诗经原始》一书中,他对《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这三部不同时代的《诗经》学著作的解经方法与注释内容进行深入探讨与对比分析,从而梳理出自己的观点,体现出独立的治学方法。对诗文诗旨的分析,透露出方玉润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注释内容兼具文学美与说理性,既表现出强大的思维缜密性,也体现出他对《诗经》内容的深深热爱。与此同时,他的《诗经》评点展现出其独有的诗学观。本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是在介绍方玉润生平及《诗经原始》成书情况的基础上,对《诗经原始》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诗经原始》作为近些年才备受重视的《诗经》研究著作,与其相关的成果越来越多。《诗经原始》为《诗经》注释研究做出突出贡献,广受好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本论文的重点论述部分,从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注释问题着手,针对《诗经原始》的注释特点、方法及体例进行探究,将《诗经原始》与《毛诗序》《诗集传》及《诗经通论》作对比,也涉及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魏源《诗古微》、刘毓庆《诗经考评》等《诗经》注释著作,对比分析《诗经原始》注释的独特之处。第三部分是第四章,对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展现的诗学观进行探究。方玉润对《诗经》的注解一直为后世学者所称颂,其具有诗歌意蕴美文学性质的注解可谓开启了《诗经》注解的又一新篇章。第四部分为第五章与第六章,对方玉润《诗经原始》的成就、不足及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客观评价。

于士淇
典籍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理雅各、辜鸿铭《论语》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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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活动和人类任何其他活动一样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因此译者便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主体性渗透到其工作对象（译文）中。在翻译研究的历史长河中，译者主体性并未得到它应有的关注。近二十年来，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了中国译学界研究的新趋势和热点问题之一。简单回顾前人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我们便会发现多数学者在译者主体性研究中将译者主体性等同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制约因素，从而使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走向片面。因此，本文将以中国典籍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发挥为焦点，对《论语》两译本中所蕴含的译者主体性表现进行研究。　　本文以1861年出版的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和1898年出版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因为二者在中国典籍翻译领域都享有盛誉，更因为它们自其出版以来便饱受争议，就像两位译者本人一样，他们一位是英国伦敦会新教传教士和汉学家，一位是中国清末民初有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儒家学说的倡导者。为了证明并展现译本所蕴含的译者主体性，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两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分别是:译者选择原文的动机、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以及译文表达。最后得出结论:翻译过程中，译者须将译者主体性中蕴含的能动性因素和限制性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此外，译评者也须将译者主体性中蕴含的能动性因素和限制性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对译本做出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殷明瑜
《史记》《汉书》论赞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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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史记》《汉书》的比较，从东汉后期开始，历代都有。但对这两部史书的论赞序做详细比较的还没有。《汉书》和《史记》所记历史有较多重叠的地方，司马迁和班固对这些历史都有自己的评论，从这些评论中，更能比较出两人在思想和文学上各自的旨趣。在界定《史记》与《汉书》论赞序的文体特征、源流和体例的基础上，再从思想和艺术成就上进行比较，可以见出两者的异同。论赞序的文体特征，在历代都有说法。综合前人观点，“赞”即是“一书之旨为文融合贯通以明之”，其功能在于“助”和“明”;“序”除表明作者的意旨外，还包含“次第先后”的涵义;“传论”是作者的专篇史论，旨在讨论并解决重大的史学问题。论赞序的文体流变，可以追溯到《尚书》《左传》等先秦史书。司马迁著《史记》，使这种史论形式趋向定型。班固《汉书》的“赞”继承了《史记》传统，而南朝范晔更重视史评写作，着意“史论”成了《后汉书》的一个特点。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中亲自撰写了部分史论，宋代司马光通过自撰和录用历代史家的论赞，《资治通鉴》中的史论达209篇。另外，很多古代文体也借鉴“史论”这种形式。综合前人的论述，可以把《史记》《汉书》论赞序的体例概括为以下几条：一是阐明立篇之旨;二是偏举一事与举一以例其余;三是于正传之外采轶事以补其漏;四是阐明互见，对比义例;五是考诸涉历所亲见。其中第五条是班固《汉书》论赞序中所没有的。思想方面包括天道观、历史观、学术思想及其它思想比较。在天道观上，司马迁通过对天人关系的探究，表现出了明显的重人事的倾向，对天道进行了怀疑，同时由于时代和学术渊源关系，也流露了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班固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更浓厚些，其中较多地宣扬了历史循环论和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观念。但在具体记述中，昭现出重人事的一面;在历史观上，司马迁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且这种发展变化是有迹可循的。而“通变”的基本方法就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找出历史人物和事物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推究历史盛衰变化的内在原因。班固撰史，主张“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可以概括出两层意思：一是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二是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及“五德终始说”;就两者的学术思想来看，司马迁在《自序》中毫不讳言自己是“成一家之言”。他以吸取黄老道家的兼容性，总汇儒道各家，兼容并包;班固侧倾向于纯儒，对于是非不洽于孔子者，动辄加以批驳，并对司马迁也有所指责。班固对道家有肯定也有否定，但对于游侠是完全否定的。从艺术成就上看：在所寓情感方面，司马迁长于咏叹，进行人物评价的时候饱含情思，具有强烈的抒情性。那种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增加了作品的美感和艺术吸引力;班固作为儒士，更多的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中庸”的一面，在大多数赞语中表现得更注重客观理性，平正淳实、老成持重;在表达方式上，司马迁行文注意文势的曲折反复，文笔的跌宕多姿，章法的变化多端。他最常用的方法，是夹叙夹议;班固有继承司马迁的一面，深得司马迁神韵。或用互见之法，补述篇中之阙，或用综述手法，总绾有关史实，或用画龙点睛之笔，揭示篇中主题，等等;在语言上，司马迁的语言，既不雍容华贵，刻意追求文采，也不铺张扬厉，离奇怪诞，而是不事雕琢，不着脂粉，有一种疏散自然、平实朴质中间有整齐严密的特点，还多用格言、谣谚;班固文章语言上典雅凝练、渐趋骈偶。《汉书》还喜欢用古字，形成一种严谨古奥的风格。

邹军诚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阿连壁《诗经》玉文化诠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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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尚玉,玉器种类繁多,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诗经》中与玉器相关的诗篇共42首,涉及的玉器有二十余种,按照玉器的功能分类,可分为礼器玉、乐器玉、品德玉、馈赠玉和饰品玉等。阿连壁英译本《诗经》中对玉器名称的翻译主要采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诗经》的玉文化,但是也存在因翻译而导致的文化缺失现象。另外,他对玉器的翻译还存在减译的情况,也就是在译文中不对某些玉器进行翻译,这不利于玉文化的传播。对比分析可知,阿连壁对《诗经》玉文化的阐释有许多与中国传统注解相同的内容,具体表现在把握了玉器的珍贵性、社交性和人格性。但是他的玉文化阐释也存在许多异于中国传统注解的内容,包括诗歌主旨理解不同、玉器词汇释义偏差和礼制文化理解差异等。进一步分析发现,阿连壁对玉文化的阐释与中国传统注解相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西方的玉宝石文化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二是参考系统对他的影响。阿连壁对玉文化的阐释不同于中国传统注解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翻译目的的影响,二是玉石文化差异的影响,三是文学观念的影响。结合阿连壁对玉器的翻译和对玉文化的阐释,本文提出在《诗经》的跨文化传播中要注意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文化对等原则,这就要求在《诗经》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中,既要忠于《诗经》的文学性,又要忠于《诗经》的文化性;二是采用多样化的翻译方法,既要注意直译、意译、音译等相结合,又要加上注解等来辅助传达翻译中缺失的文化。

张庆
明代唐宋派论曾巩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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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派是明代中叶嘉靖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基本观点是反对明代七子派以文采取代“载道”,主张“文道合一”的古文传统,他们对曾巩散文的评论也强化了后来读者对曾巩散文“古雅平正”特征的认识。唐宋派主要成员一方面欣赏曾巩散文的“载道”和“醇于儒”的思想特征,另一方面,对曾巩散文的文辞表达和行文法度则有着不同的认识：唐宋派首倡者王慎中认为曾巩散文内容本于经训,创作法度谨严平实,艺术风格雍容典雅,可谓“文词、义理并胜”;而唐顺之在推赞曾巩散文中蕴涵的儒道内容的同时,也一并指出其行文法度缺少变化,难以做到像欧阳修、苏轼之文一样浑融圆转;归有光与其他三家都不同,只评论和摹仿过曾巩散文中几篇理趣十足的作品;茅坤高度肯定曾巩散文的“不诡于道”,但亦指出其文“木讷蹇涩”,缺乏感人肺腑的艺术风神。唐宋派对曾巩散文内容醇厚雅正的欣赏,离不开他们“文以明道”的思想观念,对士人道德自觉性的体悟,对明中期“以古文为时文”科举文风改革的响应和对七子派字摹句拟文风的改造。而唐宋派主要成员在评论曾巩散文中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则与他们各自的文学审美观念,对阳明心学的接受程度以及随着时代推进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变化有着莫大的关联。明代唐宋派论曾巩散文有精当之处,也存在偏颇,这些观点对后世的曾巩散文接受与研究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极具研究价值。

邹书
试论《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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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比较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它一方面继承了编年记事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在编撰上对编年体进行了改进，在编年记事的总体格局下又综合运用了诸如后世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记述历史的某些手法，极大的扩充了《左传》记人、记事的容量。其中，《左传》中所出现的纪传体雏形是《左传》有别于以往史书的一个显著特点。研究《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左传》的体例以及纪传体在先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左传》的纪传体雏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进行溯源。《左传》纪传体雏形的出现是史学发展不断积累的结果，有着内在的发展轨迹，理清纪传体在《左传》前的发展脉络，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左传》纪传体雏形的基础。第二部分将对《左传》纪传体雏形出现的原因进行探讨。我们将着重从人文环境的改善、史书体裁与客观历史的相互促进、史家的自主性及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成因。第三部分来论述《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及其特点。受《左传》编年体所限，《左传》中的纪传体雏形以“独自成篇”和“连缀成篇”两种形式出现，但它们以人系事、形象鲜明的特点却十分明显。另外，言事论相结合和不成熟性也都是《左传》纪传体雏形的显著特点。

万金存
《道德经》处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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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相传为老子所作,又称《老子》,其中的处世思想包含了深邃的哲理、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人生经验,其处世思想就是老子关于个人在面对人生、社会时所应遵循的原则的论述。他提出“道”为宇宙之根柢、万物之本源,世间万物皆是从“道”产生的。“道”在作用于世间万物时会表现出其规律与特性,这些形而上的规律与特性落实到人生生活的现实层面,就表现为为人处事的准则。从“道”的自然哲学基础,到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生活态度和处世方法,《道德经》中关于为人处事的学说,既有其理论依据,也有指导现实生活的作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处世思想理论。与庄子处世思想相比,老子处世思想更具现实指导意义;与儒家处世思想相比,它的理论更系统化,更符合自然主义精神。这种处世思想对中国古人影响甚大,在今天,随着对老子思想的挖掘,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白以锋
张孝祥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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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南宋著名作家。其诗一直未受广泛关注，目前，前人对张孝祥诗歌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以张孝祥诗歌为研究对象，结合史料记载，对其诗歌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力图客观呈现诗人的性情与才华。　　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对张孝祥的思想进行论述，从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进行分析。在政治思想方面具体涉及到了张孝祥的抗金、党争等思想，而在宗教思想上，则展现了他对儒佛道多方面的吸收与运用。　　第二章，结合史实分析诗歌作品，把张孝祥的诗歌按照题材内容分成四类，分别是爱国忧民诗、纪行羁旅诗、唱和送别诗和闲适归隐诗，以期在题材上对张孝祥的诗歌有个感性的认识。　　第三章，是对张孝祥多样诗歌风格的研究。在时代的背景环境与张孝祥自身的人格、学识修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雄壮豪放、悲慨深沉、平淡自然、旷达超脱这几种诗歌风格。　　第四章，把张孝祥诗歌中的意象整理归纳为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两大类，并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情感和所表现的美学意蕴。　　第五章，阐述张孝祥诗歌创作的继承和影响。对陶渊明、杜甫、苏轼几位前辈诗人的继承进行简要地论述，并从人格与诗歌两方面谈论张孝祥对后世的影响。

李慧
杨万里诗学与诗风略论——以杨万里学诗历程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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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杨万里是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与陆游、范成大、尤袤等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以诗作的表现最为亮丽．他一生热爱写诗，把作诗当作是人生意义的追求，他诗歌的艺术独创性也十分明显，被後世称为“诚斋体”。杨万里诗歌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遵奉江西诗派——推崇晚唐诗——辞谢诸人而师法自然(诚斋体)．他从师法前人走向师法自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前人的成果中吸取营养，终於走出了一条独创的道路——诚斋体。杨万里的诗学观亦是从他长期的创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同时又反过来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影响。本文即是以杨万里学诗之历程来审视其诗学观，及杨万里在诗歌创作中如何去贯彻他的诗学观的论文。本论文的前言，主要是对杨万里的研究概况，作一个简要的阐述，以及研究此论题的动机。第一章则透过杨万里对江西诗派的诗论、诗法的学习以及他如何去实践江西诗派的精神等，来探讨他与江西诗派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则是论述杨万里的晚唐观，以了解他是如何建构他的晚唐观，以及他的晚唐观与传统的晚唐观又有何不同。第三章杨万里“诚斋体”之独创。从对李白和苏轼诗的学习、对俚俗的追求、说明杨万里作诗“活法”及运用，考察其“诚斋体”之所以独创的原因．第四章结论，则分三个层面来总结遣篇论文，一是从杨万里的学诗历程中，梳理出杨万里的几个重要的诗学观。二是在杨万里诗学观的影响下，其“诚斋体”诗所展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三是简要地叙述历代诗人对杨万里“诚斋体”诗的评价以及其诗所带来的影响。关键字：杨万里;诗学;江西诗派;晚唐;诚斋体;活法中图分类号：I207.22

云艳仪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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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书出现了众多的人物,且形象复杂,其中以“孔子”的形象出现次数最多。自古以来,有一些研究《庄子》人物形象的相关论述,但大都不成体系。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庄子》人物形象的研究,尤其是“孔子”形象,但他们的研究大都停留在表面,只列举了书中“孔子”形象的种类,简单分析了书中出现众多“孔子”形象的原因,对于《庄子》一书中出现的儒道互补精神对后代士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方面却涉略甚少。《庄子》三十三篇,二十篇都出现了“孔子”这一形象,其中内篇3篇,外篇9篇,杂篇8篇,总共出现了四十多次,而且在那么多次的出场中,“孔子”的形象和身份各异。那么,为何《庄子》的作者如此青睐“孔子”,且又为何“孔子”的形象如此不同?这些问题激发了我们研究此课题的兴趣。所以在本篇论文中,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进行探讨一下,通过分析《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以期更准确地解读《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庄周及其后学者塑造“孔子”这一形象的真正用意,以及具有儒道互补精神的“孔子”形象对后代士人所产生的影响。对书中“孔子”形象进行全面地整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庄子》一书的思想,更准确地理解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原因、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以及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类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未得道的儒者形象;二是由儒入道的“孔子”形象;三是道家代言人。第三部分：《庄子》一书改塑孔子形象的原因及其对“孔子”的态度。第四部分：《庄子》出现儒道互补精神的原因及其对后代士人的影响。第五部分：结语。对全文进行概括、总结。

杨青兰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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