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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人生哲学的特质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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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人生哲学是庄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对庄子人生哲学的特质解析，集中探讨了人的痛苦和出路问题。庄子对社会黑暗和人生痛苦有独特的认识，这种痛苦的体验，是庄子思想的起点。他不相信传统隐者找到的种种避世方法能够躲避黑暗，因此独倡游世。庄子的游世思想鼓吹一种彻底的游戏人生态度，不仅游戏地对待社会、政治问题，而且游戏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对待自己的祸福生死，这实际是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反感太过激烈。游世思想最深刻的感情是对现实世界的嘲讽与敌意，是坚守内心深处不肯化解的孤独冷漠。游世并不是解决，而是认定不可解决以后放弃责任。这个人生无出路的思想在庄子思想中意义重大，它不仅决定了游世思想中冷漠、嘲讽、对抗的精神，而且导致了庄子在生命清新问题上的一个全新思路。这个更深刻的意识就是否定自我中心，庄子谓之“无己”。全文分五个部分展开：首先是导论部分，简要介绍了庄子的生平著述、思想背景及研究现状。本部分是研究庄子人生哲学的一个铺垫。通过介绍庄子的生平著述，使我们对庄子有个大概的了解;通过对庄子思想背景的介绍，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人生哲学的特质;最后介绍了对庄子的研究现状，可以使我们知道目前研究庄子的基本情况和达到的水平。第一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痛苦意识，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生命的孤弱与无助：一般隐者对个人自然生活有一种乐观态度，这种乐观来自生命在宇宙间最终有所依托的信念。在庄子思想中，人的苦难是找不到最终根源的。庄子把个人生命的脆弱无根放在天地这个大背景中，而不仅仅是社会背景中。这种说法表明庄子认定人生最终没有安顿之地。(二)精神的枷锁与藩篱：有一种更深的痛苦是精神奴役，这种奴役使人生就像是经历一场无休止的折磨。它首先表现为人生在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去追逐外部目标，如富贵、名利、权势之类。孤独的清醒状态虽然解脱了追逐外物的内心焦虑，却不幸独自负荷着别人不理解的黑暗。(三)善恶的凼顿与疑惑：在庄子感受的生存痛苦中，还有一种是面对人类道德堕落的良心的痛苦。庄子文中的道德批评意识，首先表现于对人类之恶的体认。另外是针对世俗道德的虚伪，以及对鼓吹仁义道德的圣贤的怀疑。第二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游世态度，包括游世思想、戏谑生命、客串角色三个部分。(一)游世思想：游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面临那样深广的人生痛苦，在庄子游世思想中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以带有自虐意味的嘲讽心情，来与一个黑暗的世界对抗。庄子以夸张的语气宣扬游戏人间，是一个天性认真的人因为愤世而故意否定自己的认真。(二)戏谑生命：庄子对世道黑暗看得太深，因此觉得传统意义上的个人出路根本不可能，所以干脆放弃寻求个人出路，一切听从命运摆布。按齐生死的思想，一个人不仅如何活着不必认真在意，而且是否一定要活着也不必认真在意。(三)客串角色：这是游戏姿态最彻底的表现。彻底的游戏，不只是不在乎生死，而且连自我是谁也不肯确定。一个人来到世上，恰好具有人的形状，又恰好具有某种社会角色，那是很偶然的，并没有什么合理的来由，因此不必对“我”过于当真。第三部分为庄子对人生的无我理想。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放弃自我：庄子安命说以委顺的姿态求得内心安宁，并不是简单地放弃抗拒，而是以与强大无理的命运奉陪到底的姿态，表达他那内心深处如岩石一样不肯软化的冷漠。(二)品味孤独：品味孤独在于对现实有一种蔑视，表达了一种绝俗的孤傲。一个人在自封的孤绝状态下，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命运多么悲苦，他都坚持不让内心受其干扰，保持一种天崩地裂、生死祸福不能打破的意识上的独立性。(三)无我之境：庄子道论以“无我”为归宗，其目的还是要解决个人生存意义问题。“无我”思想的本质，是否定个人的自我中心意识，但这不是要把个人泯灭在任何一种共同性之中，而是要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一种新关系中，找到合理的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最后一部分为此论文的结语。主要是对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价值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进行说明，然后对其归纳和总结，得出一个总的评述以及庄子思想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

陈付娟
宋代社交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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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词活动中，社交生活成为引发词体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宋词的重要表现内容。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具有实用功能的文体，宋词积极参与到人们的日常交往生活中，承担起相应的交往功能，引发并体现着宋人的各种交往关系。社交词的研究既可以拓宽和深化目前的词体研究，也可以对宋人的社交生活作出词体上的解读，从中窥探词体活动对宋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　　本文以宋代社交词为研究中心，共分四大部分加以梳理与论述，即绪论、上编、下编和结语。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宋代社交词的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上编，在对社交词进行界定和统计的基础上，对宋词活动的社交模式作出解析，并论述社交词创作对词体特质的作用及影响。本编是对宋代社交词横向的现象审视与静态的文本分析，共分三章:　　第一章，《宋代社交词的概念界定与统计分析》。鉴于目前尚未有对社交词进行专题研究的情况，本章从对词体活动综合特征的认识方面着手，对社交词的概念和范畴予以界定。在此基础上，逐篇翻检《全宋词》作品，认为符合本文界定意义上的社交词作占全宋词总量的42.11％，客观地呈现出社交词在宋词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择选出每个时期的代表社交词人，以表格形式对他们的社交词数量以及社交类别进行数据统计，作出定量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与变化。最后，据此简述宋词与社交生活间的密切关系，词体的赏作活动成为宋人日常交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社交生活进行了全面的表现与承担，宋词的唱作成为时人的一种社交能力，产生着重要的社交效能。　　第二章，《宋词活动的社交模式与意义解析》。围绕宋词的赏作活动，词人们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形成了不同的交往模式，绾合着多种交往关系。本章根据交往运行与交往关系的不同，将宋词活动分为四种社交模式:以歌姬为中介的词作交往、文人士大夫与女性的词作交往、文人士大夫的词作交往和现场互动式的演唱活动。每类之下，再作次类别的划分，次类别之下再作细分。本章以大量的词话、笔记、史料和作品等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对不同模式和层层类别的交往方式、交往特点与交往效果进行比对与论析，对围绕在宋词活动中的纷繁社交关系进行理清与梳理。最后，从交互主体性的角度对宋词社交关系的性质进行了解析，从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角度对词体社交活动的意义作出阐释。并进一步指出，对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平衡能力的丧失，成为宋词生命活力日渐枯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我们重新审视宋词的衰落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本章的论述对于深刻理解宋词与社交生活的关系，全面把握社交词活动的特点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章，《宋代社交词创作对词体特质的强化与发展》。社交生活对文学活动从外在审美到内在特质进行着全方位的塑造和影响。本文认为词体特质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交生活对它的影响，社交词的创作从不同方面强化了词体特质，并进一步推动了它的发展。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论述:第一，宴饮生活中的社交词创作与词体的娱乐化写作。在宋代纵情尽欢、奢侈享乐的宴饮风气影响下，词体赏作活动以其强烈的娱乐色彩成为宴饮场合的“主角”，歌筵酒席之上的填词听曲活动以侑酒佐欢为唱词动机，以娱宾遣兴为作词目的，具有游戏消遣的性质，形成了词体娱乐化的写作方式和游戏化的文体特征。第二，祝颂生活中的社交词创作与词体实用功能的强化。祝颂生活具有很强的应酬性，祝颂词作承担了对这种社交生活的表现，词体的应用功能得到强化，表现为祝颂套语的大量运用、固定化的意象与典故、程式化的结构模式、夸张的修辞与仙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个性化情感的“隐身”与类型化情感的凸显。第三，应歌活动与词体音乐特质的形成。应歌而成的词体创作活动也是宋人日常交往生活的一部分，文人才士与歌妓乐工间的应歌活动对词体的独立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应歌活动中倚声填词的创作模式不仅形成了词体外在的音乐体式，同时也内化成词体的音乐精神，使词体获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第四，唱和活动对社交词体的深入拓展。以词相唱和在宋代蔚然成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日常交往中松散的词作唱和，二是同气相求的词作唱和，三是切磋词艺的唱和活动。唱和活动推动了词体交往功能从日常应酬转向精神对话，词体的表现方式从直接走向间接。同时唱和活动中的竞巧意识使诗体手法被引入词体创作，以文人士子为主体的唱和活动影响了词体创作的文人雅化情趣。　　下编，分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对宋代社交词的动态发展进行考察与把握，共分两章:第一章，《北宋时期社交词的兴盛》。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北宋初期，励精图治的　　朝政重心和亟待恢复的孱弱国力，使泛滥于晚唐五代时期的交游享乐之风陷入消寂停歇。受此影响，五代时期流行的应歌按曲、把酒观舞的社交词创作盛况陡然停歇，社交词不仅数量少，而且主要沿袭着传统唱和诗风的创作模式，没有形成鲜明的风格。二是北宋中后期，交游享乐之风盛行，它以注重享乐为主要特征，表现出“集体狂欢”式的特点，曲子词适应时风之需，迅速窜红，成为社交生活的“新宠”。社交词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承担了多种交往功能，出现在多种社交场合，词体赏作成为一种时尚的社交活动。苏轼的社交词革新推动了词体写作从应歌向应社的转变，从溺于感官的享乐尽欢转向对精神与思想交流的注重，从对追欢逐乐的声色场描写走向对日常交往生活的质朴纪实，应体词作中“君”、“我”字眼频频对应出现，凸显出鲜明的自我意识和交往意识。　　第二章，《南宋时期社交词的发展与沉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南渡时期的社会交游呈现出鲜明的团体或群体性特征，社交词的创作重心从应歌转移到应社，开始了多元化的转向;南宋时期社交生活的多样化和交游心理的复杂性使社交词的创作得以丰富和继续发展。辛弃疾成为社交词创作的集大成者，他的社交词几乎具备了社交词创作中的全部因素，交往功能大备、交往题材繁多、交往体式有了新的拓展，并且具有鲜明的交往个性，强化了对词体交往的日常生活化表达。江湖派词人以词艺曳裾贵门的游食生活经历促进社交词艺术的成熟;宋末，交游之风开始恶变和凋敝，社交词的创作走向沉落。　　结语部分总述对宋代社交词的新体认，无论是在宋代文坛还是社交文学的发展史上，社交词都具有诸多“新质”，亟待学界的关注。

王伟伟
宋代赠妓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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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诞生于花间尊前，不管从对于词体的形成、创作和传播的作用上看，还是从对于词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影响上看，歌妓与词都天然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词作中，歌妓也经常成为文人们的表现对象，在赠妓词中更是如此，而词人围绕歌妓产生的娱乐行为、社交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心态，则成了赠妓词创作的直接动因。赠妓词在表现内容的丰富性、特点的新颖性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些独特性，它在宋词中所占的比例不小，很多词人都进行过赠妓词创作，赠妓题材的作品也一直经久不衰。但是，相对于此，历来对赠妓词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故而，对这一题材的词作的创作状况，以及深层意义的分析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赠妓词中所表现的歌妓通常有一定文化素养或歌舞技艺，她们与文人墨客联系最为紧密，同时与宋词的创作和传播关系也最为密切。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官妓、市妓和家妓。这三类歌妓由于所处环境不尽相同，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也有所差异，但是，她们大多容貌艳丽，技艺超群，尤其擅长词的演唱，有些甚至能够作词，这就使得词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她们视作知音人，加上身处道德约束相对较小的环境，在赠与她们的词作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个人的真实性情。而在与歌妓的交往中，他们不仅仅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要，有时也会对歌妓的身世遭际产生共鸣，在赠妓词的创作中加以抒发，甚至进而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由于文人的创作目的和对歌妓的情感、态度的差异，赠妓词也可分为几类，有轻慢、狎玩的，有表达相思、爱慕的，有寄托感慨的，当然也有纯粹的品题之作。但总体上看来，赠妓词主要以歌咏妓女们的美色、技艺为主，对其情感以及身处的环境的描写也很多。所选用的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集中在感官上，与其外貌和技艺有关，另一类意象则包含有歌妓的心情和情感，这一类意象通常比较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让人觉得词中有所寄托。为了达到摇荡人心、满足声色之欢的效果，赠妓词大多篇短韵密，用词精致华丽，以适合现场演出的需要。总之，宋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文人在特定背景下的心理趋向、审美观念，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了赠妓词独特的个性。

贺佳妍
《诗经》意象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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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之一，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其英译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古典诗歌之美的基本途径。意象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灵魂，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美学特色。《诗经》中的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系统的滥觞，其特殊的美学效果通过赋比兴等方法表现出来。本文以《诗经》中的意象英译为研究对象，从美学角度探讨《诗经》意象英译，旨在对《诗经》中意象的英译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翻译美学将美学与翻译研究结合在一起，使用美学方法研究翻译问题，旨在揭示翻译的美学渊源，探索翻译的美学意义，从美学角度发现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研究《诗经》意象英译的最佳角度。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是翻译美学的基本概念。本研究的审美主体是《诗经》译者，审美客体是《诗经》中的审美意象。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比较研究，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等方法，探讨“意象”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分析《诗经》意象美学特色，选取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从翻译美学的角度作个案研究，进而提出《诗经》意象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　　引言部分概述作者的研究动机与目的，围内外研究动态，研究重点与难点以及论文结构。近年来国内《诗经》意象研究进入跨学科多视角的繁盛局面，多从文化角度考察《诗经》原型意象的生成以及内涵，从文学角度对《诗经》文学意象的审美功能及价值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从翻译角度研究《诗经》意象审美再现更是屈指可数。在西方，亚瑟·韦利首开《诗经》意象翻译的先河，他在翻译《诗经》过程中十分注重意象的翻译，一般审美的角度去考虑翻译方法;庞德是西方意象主义诗歌的创始人，他翻译《诗经》，其实是在实践和完善他的意象主义诗学。国外学者威廉·麦克诺顿也著文详细分析了《诗经》中综合意象的功能，但他并未涉及意象组合和意象的英译研究。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回顾两个半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的历史，总结中西译者的十个《诗经》全译本，并说明选择其中三个译本进行研究的原因。之后，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意象”在中西文化中演变及其内涵，揭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与西方意象派诗歌所强调的意象之间的差异。最后着重对《诗经》意象的类型、美学表现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三章对诗歌意象的可译性问题以及出现的困难进行调查。人类文化、审美的共性是诗歌意象可译的基础，但是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意象本身的审美特征使得意象翻译困难重重。作者引入了翻译美学的相关理论，对审美主体即《诗经》译者进行个案研究，指出译者个人文化背景，意象意识，翻译观等方面的主体性无一不影响着意象的传达。　　在第四章，作者依据翻译美学理论提出《诗经》意象翻译总的原则与策略，通过对《诗经》中三首著名诗篇的意象传译进行审美分析，发现模仿是《诗经》意象在目标语境再现的基本方法。译者秉承这一方法，通过灵活采取策略，能够较好实现意象的审美再现。　　第五章，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

刘聪
庄子与济慈：“物化”论与“客体感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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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注意到在中西诗学领域中存在着一些相似的概念或模式，中国古代美学家庄子的“物化”论和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济慈的“客体感受力”就是这样一对概念，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已有人著文指出，但目前还没有人对它们更大程度上的不同之处做出深入探讨。本文拟就二者的差异出发，对其做进一步的比较。因为这两个概念都是针对作者提出的能力要求，本文也将主要从诗人的角度来论述其差别。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最明显和最外在的主体状态不同谈起，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求一种貌似消极的精神贯注，而后者则专注于主体自身的否定能力;第二章将沿此上溯至二者不同的主体动机，即创作目的的不同。指出“物化”是以达到物我合一，进而探求隐含于客体中的“道”为目的的，带有很强的认识论色彩;而济慈的“客体感受力”则完全侧重于审美感受，诗人的意图也是为了得到纯粹的审美快感。第三章介绍二者在主体对所描述的客体的认知方式上的不同，庄子宣扬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直觉体悟式的认知方式，而济慈则完全借助于自身的感触来完成对客体的创作。最后一章将进入历史层面来比较东西方长久以来的在主客体关系认识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认识模式和西方一贯的“人”“物”对立的哲学观念是造成上述一切差异的深层根源。

李会芳
《左传》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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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有相当部分都具有现代价值。本文在对该书全部内容进行梳理和归纳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史实证思想的方法,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一)重人思想和重民思想;(二)传统美德;(三)谋略思想;(四)辩证思想。　　春秋时期,社会的发展让人们从对“神”的盲目崇拜中解脱出来,人们认识到了人在变革社会、改造自然中巨大的能动作用,由此在周人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以重视人的生命、关注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为主的重人思想。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现实中也看到了人民是一个邦国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因而也开始关注民生,重视人民利益,乃至把人民当作国家根本。于是,重民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左传》中的重人思想和重民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同时,时代的进步让人们更注重人自身,怎样做一个人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重亲明礼、守信尚义、忠贞勇仁、惩恶扬善和热爱祖国等美德。　　《左传》强调了亲情的重要,认为重亲是做人的基本修养;在“礼”的问题上,作者把“明礼”看作美德之一。《左传》提倡诚信、做人要“守信”,并且认为“义”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标准。在《左传》中,“忠”往往和“贞”联用,与“勇”一起作为处理同集体有关问题时的原则;该书中的“仁”是一个较高层次的概念,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另外,《左传》继承了《春秋》惩恶扬善的特点,表现了对“善”的追求。热爱祖国是《左传》极力推崇的,全书用大量的史实对此进行了阐述。　　春秋时期竞争激烈,国与国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人与人之间都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这样那样的争斗。图生存、求发展必须要有谋略,《左传》展示了一幅幅精彩的政治、军事、邦交谋略斗争的生动画面。　　另外,《左传》中有突出的辩证思想,主要反映在辩证发展的观点、“和”的观点两个方面。《左传》记叙了春秋“礼崩乐坏”的状况,反映了新旧力量的斗争,传达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昭公三十二年)辩证发展的观点。同时,文中对一些事件的记录也流露出这种思想。“和”的观点的强调也是《左传》一书的闪光之处,《左传》继承且发扬了西周时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和”的思想。　　今天研究《左传》的思想,除有理论价值外,亦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重人思想注重分析人活动的原因、结果及产生的影响,从而使社会更好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关注人民,心系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创造性和智慧;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有益组成部分。《左传》谋略思想对处理好各种关系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辩证发展的观点及“和”的观点对现实生活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白景民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庄子》（内篇）英译本对比研究——以理雅各和汪榕培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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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又名《南华真经》，为庄子及其后学所作，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道教经典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庄子》全文共三十三章，分内、外、杂篇三个部分。《庄子》的译介工作开始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迄今为止共有九个全译本，其中理雅各的译本TheWritingsofKwang-tze完成于1891年，被视为西方世界最为权威的译本，汪榕培的译本Zhuangzi则是首个由国内学者翻译的全译本，被收入“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鉴于两译本之典型性，故对其展开对比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出发，选取《庄子》（内篇）的两个英文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作者首先从权力“场域”、翻译“场域”两个角度分析了两位译者在完成译文时所处的场域及其权力关系，然后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角度分析了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备的“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象征“资本”，最后，归纳总结了两位译者在长期翻译过程中形成的翻译“惯习”，以及其对译者翻译策略及翻译技巧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译者所处的“场域”影响其翻译目的，“场域”及“资本”对译者的翻译“惯习”产生影响，翻译“惯习”又进一步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及翻译技巧的选择。理雅各所处的翻译“场域”由于宗教“场域”的介入，其最初的翻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及文化，以便为传播基督教福音做准备;而汪榕培所处的翻译“场域”则受文学“场域”影响较大，其翻译目的旨在提升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可接受性，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故其更加关注西方普通读者的诉求。在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象征“资本”较为突出，而汪榕培的社会、文化“资本”较为突出。理雅各的专业“惯习”使其在翻译过程中更忠实于原文，倾向于异化的翻译策略，对原文的增译处理较多;而汪榕培的读者导向“惯习”使其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同时，为了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增译或减译处理。

林雨培
论司马迁和《史记》中的失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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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作了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座耀眼的丰碑——《史记》。《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的。所以说，人物是全书的灵魂。引人注目的是，《史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失败英雄人物形象。这类人物以其卓越的才智或以文或以武建功立业，突显英雄气概。然而，他们最后要么遭酷刑被害，要么无奈自杀，即使苟活的几个人亦是抑郁终生，晚景凄凉。司马迁对这一系列的人物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感情，对他们曾经取得的英雄业绩羡慕不已，又对他们的失败饱含悲痛。司马迁为什么对这类人物有所偏爱呢？在这些失败英雄身上又寄寓着司马迁怎样的情感呢？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通过《史记》中的失败英雄这一系列形象，对从中体现的司马迁的家族荣誉感、抒“愤”情节以及在文学史上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一番探讨。　　本文分以下几部分论述：　　一、《史记》中的失败英雄。在界定“失败”和“英雄”的前提之下，对《史记》中的失败英雄形象进行归纳汇总，并分为三类：（1）武官猛将，如李广、蒙恬等;（2）文臣参谋，如文种、晁错等;（3）术士说客，如苏秦、郦食其等。并简要介绍其一生事迹，着重从卓越功绩（英雄）和凄凉结局（失败）两个方面入手，并适当叙述其祖上之辈的有功之上。　　二、从失败英雄的英雄之举谈司马迁。司马迁对《史记》中的英雄们充满赞叹和羡慕之情，这是司马迁本身所具有的建功立业心的外在流露;司马迁还不同程度的叙述了这些英雄们祖上的业绩，隐含着对英雄们光宗耀祖的肯定，这是司马迁家族荣誉感的表现。另外，司马迁还给扁鹊、郭解等人作传，认为他们有资格被写入史书，表现了司马迁朴素的平等意识。　　三、从英雄之失败谈司马迁。司马迁笔下的这些英雄失败的原因虽然各异，但他们不同程度的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尤其司马迁那个时代李广三代含冤被害的事例对司马迁的触动更大。甚至司马迁自己亦因为被疑诅李广利而惨遭宫刑之祸。司马迁为此是有着强烈的“愤”的，不抒是不快的。然而特殊的时代、特殊的背景（司马迁的社会背景）、特殊的职业使得司马迁带着伤痕和泪水把大量的失败英雄写入了《史记》中。　　四、司马迁在塑造失败英雄这一系列形象时，写人技巧的出色运用。《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书。他不能像小说那样“因人运事”，进行虚构，而要具备严谨的、客观的态度;但又不能像记“流水帐”那样死板的描写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想要发泄的“愤”言，不能压抑不语，但也不能像“泼妇骂街”那样直击目标。为此，司马迁展现了其非凡的写人技巧。对比手法、侧面描写的恰当运用、人物描写的个性化等等均给后世文学创作留下了宝贵的可学之处。　　五、司马迁塑造的失败英雄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司马迁塑造的这组形象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们频繁出现在了后代诗、词、曲、小说中。直至近年的电影《英雄》、《神话》亦有他们的光辉形象。不仅仅如此，他还开拓了后世文学创作的著书发“愤”传统，使后世正直的士人找到了合理而安全的发泄途径;在审美同情和悲剧快感中感受到生命的可爱、正义的价值，从而更加珍爱生活，向往真善美。　　总之，《史记》中出现了大量的失败英雄形象不是偶然的，从中寄寓着体现着司马迁深切的悲剧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赵新华
东坡词英译赏析—审美移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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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宋著名词人苏轼(1037～1101)的东坡词意境旷达,词风豪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朵奇葩。这份珍贵的文学财富吸引了众多有志于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知名学者孜孜以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初大告、龚景浩、许渊冲等优秀翻译家均对东坡词英译工作做出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然而诗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特殊性要求翻译时以再现原作艺术意境为宗旨,而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因此诗词的翻译与美学相结合成为必然。东坡词鲜明的艺术特色尤其要求译者审美经验的参与,其中审美移情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移情”这一概念最初是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在20世纪初提出的心理学命题,后经德国心理学家和美学家里普斯(Theodor Lipps)等人的倡导,成为20世纪上半期颇具影响的美学心理机制剖析。译者只有将情感植入作者的情感中,用心感知原文情境,才能解悟其中之味。本文旨在借助中西方美学研究理论著作,分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初大告、龚景浩、许渊冲的东坡词译作,研究了翻译美学中审美客体——原文,审美主体——译者,以及运用审美移情这一手段在成功再现原作的意境,准确传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如何克服审美移情中的时空障碍,文化障碍,心理障碍及语言障碍等,发挥译者主体作用,加强文化素养,发挥想象力及创造精神,希望为再现以东坡词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评判标准。

韩雨苇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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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及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各个国家民族都形成了有自己独特特点的文化。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倾向于运用特定的词语或表达式与他人进行文化语境下的交流。这种在其原始意义或概念意义之上，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被称为文化负载词。这类词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生活，传递着一定的民族的文化信息。它既包含具体的事物，比如说一种食物，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说一种宗教信仰或祭祀仪式等等。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奈达系统地将文化分为五类：生态学，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及语言文化。因此，本文将《论语》中包含的文化负载词也分为五类：（1）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山川河流、季节和植被等；（2）物质文化负载词，如工具等；（3）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社会结构、阶级、社会实践等等；（4）宗教文化负载词，如宗教信仰、祭祀仪式等；（5）语言文化负载词，即反映特定语言特点的词语，如数字、成语等等。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的重点从语言分析逐渐转向对文化因素的探讨,各国的翻译学家也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交流。文化因素成了翻译研究的主题之一，一批新的翻译理论也随之产生。奈达1964年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为人们研究翻译展现了新的视角。对于翻译，奈达也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过去的翻译重点都放在信息的形式上，旨在重塑文本的韵律或语法结构。而翻译的新重点应该放在“读者的反应”上，并指出翻译就是要实现“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奈达认为在翻译中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对等: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形式对等注重语言本身的对应，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翻译的重点。而功能对等是以读者为出发点，它强调译文读者和译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是动态的。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首次将读者的反应纳入到评价翻译质量好坏的因素中。他主张译文的遣词造句对目的语读者也能触发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效果。当功能对等与形式对等出现矛盾时，功能对等应优于形式对等。考虑到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奈达认为即使译文读者不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也完全可以理解译文的含义，这才是一篇好的译文。本文以最具影响力的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本为研究语料，精选35个带有文化负载词的例句，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以定性的方式对比分析阿瑟·韦利和刘殿爵两个英译版本对同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归纳出不同种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最后总结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依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可以应用于翻译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主要有四种：音译、直译、意译与注释。最后一种翻译方法——注释通常和前面几种相结合，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或解释。值得强调的是这四种翻译策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在翻译实践中，这几种翻译策略应该相辅相成，以期翻译出最佳译文。

王超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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