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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悲剧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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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就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史记》的文学性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也包括《史记》的悲剧性。　　第一章《史记》中悲剧女性人物的群像分类。笔者统计《史记》中的女性人物有402位,悲剧女性人物有231位,占所有女性的57.5％。《史记》中悲剧女性又分为中上层社会的悲剧女性(203位)、下层社会的悲剧女性(19位)及外族的悲剧女性(9位)。　　第二章《史记》中典型悲剧女性研究——吕后与卫后悲剧的对比研究。吕后、卫后均是汉家皇后,她们的悲剧有相同点,如出身微贱、一生坎坷;子贵母贵、子贱母贱、子没母没等。也有不同点,如面对悲剧遭遇时,吕后是持积极的应对态度,而卫后则显得消极待命;另外二位皇后的外戚势力对后位有着不同的影响,综合来看,吕后的外戚势力对其后位的影响弊大于利,卫后的外戚势力对后位的影响利大于弊。　　第三章《史记》中悲剧女性成因。《史记》中悲剧女性成因多种多样,十分复杂。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客观原因:如封建制度、连年战乱等;主观成因:如受作者司马迁潜在的悲剧意识的左右、封建妇女自我意识的丧失等等。　　第四章《史记》中悲剧女性的审美特质。《史记》记录了悲剧女性,悲剧女性亦为《史记》悲剧性更加添彩。我们将这种由悲剧女性人物带来的特殊的悲剧性审美效应称之为阴柔美。具体体现在悲壮美、母性美、柔弱美等方面。　　第五章《史记》与先秦文学作品中悲剧女性形象之比较。在浩瀚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对于悲剧女性人物的观照,《史记》并非首创。在先秦许多文学作品中对此已经有所涉及,如《山海经》中的悲剧“女神”、《诗经》中的悲剧“弃妇”、《左传》中的悲剧“女主”,等等。而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女性”则涉及了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国外的悲剧“女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女性”不再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她们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通过对《史记》中悲剧女性的研究,《史记》的悲剧性阐述会更加全面,抒情性会更加浓烈,悲剧美感亦更加丰富、细腻。当然,以上这些也正是研究《史记》悲剧女性人物的意义所在。

苏振杰
李白诗歌英译对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以新诗运动和深层意象派运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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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又有“谪仙人”之名。其诗作豪放洒脱、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是唐诗艺术高峰的代表。在中国古典诗歌向海外翻译与传播的过程中,李白的诗歌以其清新明快、豪放不羁,雄奇壮美的风格获得国外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青睐,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传播和影响的重要窗口。李白诗歌经美国意象派翻译与介绍,推动了意象派诗歌的发展,促进了美国的新诗改革,为美国深层意象派诗歌提供营养。本文则主要探索李白诗歌对美国二十世纪诗歌的影响,主要是对美国新诗运动和深层意象派运动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说明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及本文的主要结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分为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国外对李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诗歌的英译实践、李白生平事迹介绍,李白诗歌评论以及以李白和李白诗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方面。国内对于李白诗歌英译的研究主要分为李白诗英译和传播研究、译本译法研究以及李白诗英译的影响研究。第三章主要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互文性理论。包括互文性理论的定义、起源、发展以及分类。最后阐释互文性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和在诗学影响中的应用。第四章主要是分析李白诗歌影响美国现代诗歌三个关键的文化原因。第一,是因为李白诗歌本身的魅力;第二是美国文化环境的需要;第三是美国出现了很多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人,他们学习并且翻译李白诗歌,从中汲取营养,为他们所用,来对抗守旧派的传统诗歌。第五章顺承第四章的内容,分析美国新诗运动时期诗人们接受李白诗歌的影响。首先从微观方面开始论证,微观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象和写作技法的借用,具体表现为意象并置、意象叠加和脱体句法。接着由微观过渡到宏观方面开始分析,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模仿诗风、致敬李白、模仿主题和意境。由具体的实例层层论证李白诗歌和美国新诗运动中诗人的诗歌存在互文关系。李白诗歌对新诗运动中诗歌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第六章是第五章历时研究上的延续,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层意象派运动与李白诗歌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存在互文。微观方面的影响体现在意象的借用和诗句的引用。宏观方面的互文表现为隐士形象的接受和意境的模仿。通过实例论证勃莱和赖特等深层意象派诗人引用李白诗歌,以李白入诗进行创作。这说明自新诗运动后李白诗歌的影响还在继续,对五六十年代的深层意象派诗人仍有影响。第七章是总结。主要包括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局限性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通过本文的论证分析,李白诗歌的英译对美国现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止于本文所述的时间点。自美国深层意象派之后,李白诗歌英译对美国诗歌的影响还在继续,需要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做历时更久、更加深入全面的专门影响研究。

朱丽红
《左传》中的婚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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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在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时期的婚姻有各自的特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动荡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多种婚姻现象。传世文献中，《左传》史实详备，涉及婚姻之文献繁多，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婚姻状况提供了可靠文献依据。学界已有的关于《左传》婚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婚配嫁娶等单一方面，缺乏全面的整理与研究，本课题以《左传》中的婚姻为研究对象，包含正式婚姻制度、特殊婚姻现象、婚姻仪式、婚姻观四项，为使文献详实、结论可信，也将与婚姻相关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列入研究范畴。　　首先，对《左传》中涉及婚姻的文献进行穷尽式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左传》所载婚姻进行分类，划分为异姓婚、媵婚等合礼合法的婚姻制度与同姓婚、烝、报、抢婚等特殊婚姻现象两类，并对各种婚姻形式进行介绍。着重研究了媵婚婚制及烝、报的特殊婚姻现象，对媵婚的研究从媵字的释义、何人为媵、媵女的数量、何时送媵、媵女的地位五个方面进行，得出了媵婚为春秋时期公认的合礼合法的婚姻制度的结论。对烝、报的研究从其定义、原因、性质三个方面入手，认为烝、报为春秋时期特殊的婚姻现象，而非正式的婚姻制度，合礼与否也有其特殊性。其次，归纳研究《左传》中的婚姻仪式及与婚姻相关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婚姻礼仪及嫡长子继承制度两项。对《左传》中记载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婚前礼仪，迎、逆等迎娶礼仪及致女、反马、归宁等婚后礼仪文献进行整理，从而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婚姻礼仪，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此外，春秋时期为父权社会，男子为大、妻妾众多，故而子嗣繁茂，这便带来了继承人问题，故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应列入本课题研究范围，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研究包含制度内涵、影响继位的因素、制度的利弊三个反面，较为全面。最后，深入系统地探究《左传》中婚姻所反应的春秋时期的婚姻观，总结出其具有的男尊女卑、相对开放、地域性、政治性等特点。其中男尊女卑的婚姻观与婚姻的政治性为研究重点，对《左传》中体现男尊女卑婚姻地位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女性参政现象及《左传》所载重妻现象，论证了春秋社会、婚姻生活中女性虽享有一定地位，但仍以男尊女卑为主流思想。婚姻与政治密切相关则表现在姻亲、婚姻引发政治矛盾、婚姻影响官员任用三个方面，且这种将婚姻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的观念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课题研究《左传》中的婚姻，力求文献完备、思路清晰，以期丰富学界有关《左传》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王晓飞
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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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布莱克(1757-1827)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开创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他集诗人、画家、雕刻家、神秘主义者、想象家于一体，其作品深受后世推崇。布莱克的诗歌富含神话意象，这些神话意象寓意深远，或明亮如金阳，或沉郁如黑夜，具有独特的魅力。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末期楚国人。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其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同样富含多姿多彩的神话意象。　　迄今为止，中西学术界对两位诗人的神话意象虽然各有研究，但是尚未见学者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在原型批评视域下对他们诗作中神话意象进行对比性探讨，对两位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来说是一种新的理论尝试，有助于揭示他们诗歌中的神话意象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同时，也为当代的诗歌创作提供启示和灵感。因此，本文将采用原型批评相关理论，从宏观上分析两位诗人作品中的神话原型意象，并在微观上对他们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进行比较。　　宏观上，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意象根据属性可分为神、人、自然三大类。布莱克系统地创造了四个神话式的意象:由理生、罗斯、奥克、大马斯。“四天神”把布莱克的预言诗连成一个整体，构成了其独特的神话体系。屈原同样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四方之神”的意象:句芒、蓐收、祝融、玄武等。两位诗人作品中的四种神话意象与地理方位和自然元素一一对应，并可以延伸到相应的人类神话意象和自然神话意象，布莱克的作品中不乏孩童、游吟诗人等人类意象，屈原则在作品在使用了诸多禹、羿、尧、舜等意象。自然神话意象包括动物意象和植物意象，布莱克的作品中有老虎、羔羊、古树等，屈原的作品则遍及玉树琼枝和香草佩饰。通过探寻典型的神话意象在作品中的体现以及神话原型和意义，可以揭示两位诗人各自的宗教理想和政治理想:布莱克希望重建一个“耶路撒冷”式的宗教神话国度，屈原渴求一个三皇五帝时群贤聚集的美好政治国度。诗歌中种类繁多的神话意象的使用体现了布莱克和屈原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和批判，对完美神话世界的憧憬。　　微观上，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意象都有其文化成因，布莱克和屈原对神话意象的运用体现了诗人的心灵构造和诗歌境界。布莱克借鉴西方神学框架，创造了自己的想象世界，其神话意象的原型大都源自于《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而楚地巫风盛行，屈原所使用的神话意象则弥漫着浓厚的南方巫文化和上古神话的色彩。两位诗人均具有“神话想象”的心灵构造和“重写神话”的诗歌境界。布莱克运用其独特的文学认识，重建了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神话世界，即一套想象力的神话体系。屈原运用其奇特的想象力，重塑了一系列绚丽多彩的上古神话，传达回归芝兰美好的期望。　　通过对布莱克和屈原诗歌中的神话原型意象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结论:作为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屈原和布莱克均驰骋想象，勇于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社会的苦难与黑暗，摄取了绚丽深蕴的神话意象，建构了符合自己情感经验与心灵理想的神话国度。但是，由于时代、民族、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时由于生活境遇、个性气质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两位诗人又呈现出大相迥异的异质性特色。布莱克侧重于创造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鲜明的火红，屈原倾向于借用神话意象，其神话色彩是悲剧性的黯淡。

周融
生态翻译理论视角下的《道德经》英译本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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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工作者翻译出很多优秀的作品,这也为学术界研究译本翻译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胡庚申教授将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生态翻译理论作为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是运用生态理性、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其中,翻译适应选择论被概括为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以“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主题概念为基调、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为核心、能够对翻译本体作出新解的翻译论”（胡庚申,2008b：11-15）。“适应”是指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而“选择”是指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下,翻译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内部的关系是：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胡庚申,2008a：02-05）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在目前上百种《道德经》英译本中,本文选择英国的理雅各版本和中国的林语堂版本,运用生态翻译理论视角对两位译者及其译本的生成过程进行了研究、分析工作。本文介绍了研究背景、问题、方法、目的以及结构,论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影响、重要性、历来英语学术翻译研究情况。在理论框架方面,作者简要阐述了生态翻译理论的产生背景、定义、基本理念和相关应用研究。在核心章节,作者介绍了译者如何适合翻译生态环境。通过对两译本的对比,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维度分析译者如何在生态翻译环境中进行适应性选择。本文通过运用生态翻译学对林语堂和理雅各两版本的道德经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论证了生态翻译学为《道德经》的英译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得出译者只有对其翻译生态环境做出成功的选择和适应,译本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为大众所接受的结论。

赵瑛瑛
略论黄庭坚七律之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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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诗在我国宋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从古至今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它进行研究。然而，学术界对黄庭坚诗歌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思想内容而轻艺术形式的现象，并且两者间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水平也很不平衡。正如著名学者章培恒所言：“以前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重内容而轻形式，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往往只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评语，或者是研究者用抒情笔调所写的赏析，但并非对艺术形式的学术性分析。现在，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所以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古典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品，任何诗歌都是诗人运用词语加以创造性组合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语言形式，诗歌的艺术魅力就不复存在。黄庭坚诗歌对后世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这与其诗歌本身的语言特点亦有很大关系。本文从语言艺术角度入手，选取最能代表黄庭坚诗歌特色的七言律诗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黄庭坚诗歌是如何通过用字造句的形式技巧来实践其诗学审美主张的。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概述黄庭坚七言律诗的基本情况，以及七律语言艺术的研究意义所在;第二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用字艺术;第三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句法艺术;最后一部分，通过分析探讨，总结黄庭坚七律语言艺术的诗学意义。总之，本文试图在黄庭坚诗歌的语言形式与文学思想之间找到一个的结合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改善二者研究不平衡的状况做出有益的尝试。在增加人们对黄庭坚诗歌的认识的同时，为深化我国古代诗歌语言形式和语言艺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付青华
元杂剧“唐宋文人”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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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杂剧作者的笔下塑造了一批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形象。通过对作品的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剧作者们对唐宋文人形象的选择与重塑在看似随意的背后，却暗含着对元代社会特点的折射以及对大众情感的表露。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唐宋文人”在元杂剧中的形象（以及与形象相关联的剧情）特点的分析，挖掘其形象中的（元代）现实因素与思想内涵。　　在完成本论文的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首先，在日常学习中对（现存）元杂剧作品的搜集及阅读之基础上，积极吸收与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甄别并整理出符合本论文研究要求的元杂剧作品。其次，利用现实及网络等多方面资源对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及成果进行梳理，在吸收当前优良研究形式与成果的同时，积极思考在当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再次，对已整理出的元杂剧作品进行精细化阅读，寻找（现存）元杂剧作品中“唐宋文人”在形象与剧情上的异同点，并以历史角度努力探寻影响其异同点产生的（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最后，通过与导师、学院老师及同学的积极交流，在否定之否定中逐渐形成并丰富自己的观点。　　本文的研究过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在绪论中，主要阐述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斗胆分析在当下研究成果中所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第1章之主要目的在于对“唐宋文人”现象在概念上的厘清，以及对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元杂剧作品之相关概况的整理与归纳。在这其中，笔者同时也对在“文人”概念进行厘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处理办法进行了指明。第2章中，通过对作品的研读，笔者从人物“行动元”角度出发，将“唐宋文人”分为“政治失意者”、“爱情痴迷”者、“伸张正义者”与“背信弃义者”四类，对“唐宋文人”在形象上所表现出的特点进行逐个分析。在第3章中，笔者从剧情角度出发，探寻“唐宋文人”背后所隐藏的在婚姻、社会及人物形态方面所表现出的特点。第4章中，笔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别以“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金钱’社会的发展”、“碰撞与融合的思想文化”以及“精神的寻觅以及唐宋文人的契合”、“剧作者自身的造诣”五个角度，分析影响元杂剧中“唐宋文人”形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

张卫
孙琮《左传》评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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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琮，康熙时期的藏书家、文学家，早年便以隐士自居，专事读书著述。他平生好藏书，故他的诗词集及选文评点集都冠以书斋“山晓阁”之名。其中成书于康熙二十年的《山晓阁选古文全集》，所评点古文范围自春秋时期《左传》起至唐宋诸家散文止。孙琮在此书的卷一至卷四共收入《左传》文134篇，这些选文无论是对义理的阐释，还是对《左传》叙事内容的评点都有其独特创新点。孙琮评点《左传》既继承了前人如唐顺之、孙鑛、陈仁锡、王世贞、钟惺、金圣叹等文人的评点理论及方法，同时又以自身独特的评点特色影响着后世文人的创作，因此孙琮在《左传》评点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及作用。　　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只有王建玉的硕士论文《孙琮及其文学研究》是关于孙琮及其作品研究的专论性的文章，还有少部分学者在研究其他时期文人的《左传》评点著作时略有涉及，但并未进行深入探究。孙琮选评《左传》作为保存、评点《左传》的重要选集，至今流传并不广泛。本文从孙琮生平入手，以他所处的时代为背景，以其评点内容为本，分别从评点类型、评点方法、评点特点等方面进行梳理，比较直观地呈现出孙琮的生平经历和主要的作品研究，同时挖掘出孙琮《左传》评点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容。本文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章首先对孙琮的生平、游历以及著作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便把隐士孙琮的人生历史轨迹呈现出来。其次在评点类著作的基础上，从内容、形式、价值三个方面总结其整体的评点特色。每部作品必定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因此从《左传》自身经学地位的变化，结合清代康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特点，总结孙琮评点《左传》时的时代特点，为进一步研究其评点做准备。　　第二章从孙琮《左传》评点内容入手，结合评点学基础理论知识，总结评点的类型、评点的形式,论述孙琮《左传》评点中对不同人物的评点态度、对史的评点理念，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人物评点标准之因缘。结合外部时代环境，统筹论述此时期经、史、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左传》叙事中关于“伏应”、“过渡”、“眼目”、“断续”的评点，进行逐条逐项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探求其评点的闪光点。　　第三章研究孙琮《左传》评点的方法，其最具特色的方法有二：一是八股时文之法。孙琮将八股时文之法用到极致，分别从评点所用术语、评点布局、评点语言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勾股之法。此特点主要体现在孙琮选文特点和篇章构架上。文章通过对孙琮评点方法的研究，揭示孙琮独特的评文标准和理念，对传统的突破以及自我的创新。　　第四章通观孙琮《左传》评点，从细微处着手，统筹全书，从内容、风格、创新处，分别归纳出其评点《左传》特点有三：其一，孙琮《左传》评点文辞观上表现出“净而色浓，简而味腴”的评点特色;其二，孙琮在文风上追求妙、严、雅、紧的文风;其三，虽为复古潮流中的一员，但孙琮《左传》评点表现出复古格调的变通。孙琮评点不单为士子科举服务，也是自我内心修养的一种提升，“贵古”之气浓厚，而“贱今”之气并不明显。同时受其幼时便入佛门的影响，为文表现出儒佛相通的思想。　　结论部分主要概括孙琮《左传》评点在《左传》评点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评点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总结其创新和不足之处。

罗莉莉
《诗经》押韵及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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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上古音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对《诗经》押韵材料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有助于我们整理总结《诗经》韵例,进一步划分《诗经》时期的上古韵部及构拟各部的音值。同时,研究《诗经》的押韵情况,是探讨中国诗歌押韵本质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而以往对押韵实质的不同理解造成了音韵学研究中的很多分歧。另外,对《诗经》押韵的研究也为我们解决上古音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韵部元音多少及音值构拟、阴声韵尾的构拟、上古声调的表现形式等问题。本文主要从《诗经》押韵材料出发,结合运用传统和现代的统计方法,分析了《诗经》中押韵的各种情况,围绕押韵实质及韵部的元音、韵尾和声调这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全文主要研究了下面六个方面的问题： 1.《诗经》韵例。我们比较了孔广森《诗声分类》和王力《诗经韵读》中所列韵例,并参照了王显《诗经韵谱》的研究,认为王力《诗经韵读》中的韵例分析有些地方可以修订,同时也对其中的分类标准及分类提出了修改建议。 2.《诗经》的通合韵。我们分析了王力《诗经韵读》中所有的通合韵例,探讨了通合韵的条件,认为音节尾部特征和谐是通合韵的必要条件。 3.押韵的实质。我们分析了“押韵”之“韵”与“音韵学”之“韵”的异同,考察了古今中外诸多诗例押韵的情况,认为押韵中“韵”的和谐来源于特定人群的语音感知系统,进一步证明了押韵的本质是“音节尾部特征的和谐”,指出押韵是音韵学中研究“韵”的基础,能反映音韵系统变化,是上古音韵研究的枢纽。 4.上古汉语韵部构拟中与元音有关的问题。一是一个韵部是否可以有多个元音,我们主要从押韵实质及对《诗经》押韵情况的解释、从汉藏语比较研究中得出的韵系等方面证明了为一部构拟多个元音是有事实根据的,其实与一部一个元音的构拟并不存在根本对立；二是各韵部中元音音值的构拟,我们分析了各家的音值构拟,讨论了上古韵部元音构拟的检验标准。 5.上古阴声韵尾构拟。我们考察了《诗经》中阴入相押的情况,并参照现代民歌押韵,对照了藏语后加字小a的用法,同时也考虑了音节韵素量的和谐,论证了元音尾音节也能与塞音尾音节押韵,提出不必为上古阴声韵部构拟塞韵尾。 6.上古汉语声调。我们对声调起源与发展研究方面影响较大的声母语音特征转移、元音长短和松紧、辅音韵尾消失这三种学说进行了述评,从对《诗经》押韵材料的统计分析入手,拟测了《诗经》时期的声调情况,对上古时期声调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推演。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传统及现代的统计方法相结合,韵段统计与韵次统计相补充,还进行了分期,系统全面地统计和分析了《诗经》的押韵情况；2.着重分析了以往“押韵的字必须韵基相同”这一理论假设的不合理性,从古今中外诗歌押韵的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了押韵实质；3.从汉藏比较及《诗经》押韵材料出发,讨论了上古音构拟中“一部多元音”的可行性；4.主张在检验上古韵部元音构拟时也应该相应地分期,孰轻孰重要凭所用材料说话；5.讨论了上古声调起源发展问题,分清了声调产生的根本动因及发生演变的条件,特别是对上古上、去二声的来源做了细致的考察。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统计分析了《诗经》押韵的情况,对把握诗歌押韵本质提供了理论和实例支持,为解决上古音研究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韵部元音数量及音值构拟、阴声韵尾、上古声调情况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

邓葵
圣人与真人—孟子、庄子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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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选取了一般认为相差很大的先秦儒、道两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和庄子关于人生理想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比较.通过比较该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孟子和庄子的人生理想都是建立在他们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孟子用他的人性善证明了本然之我与理想之我的一致性,论证了对圣人理想的追求不是外在的灌输而内在本性的自觉要求.庄子则用他的自然人性论证明了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就应该按照其自然的本来面目生活,他反对任何对自然本性的人为干扰.虽然孟子和庄子对人的本性认识不同,但他们都倡导对人的本性的回归.第二,他们的人生理想都对人的人格尊严做了充分的肯定,都主张对世俗人生的超越.孟子理想中的圣人是要能够把儒家的王道理想推行于天下的人.圣人要摆脱物欲的控制,具有坚毅的品格,表现出大丈夫的人格魅力.他把世人所追求的目标称为'人爵',而把圣人称为'天爵'.庄子的真人则具备这些特点:摆脱了物欲的束缚,超越了生死,认识了永恒的大道,并实现了与道的合一.这样的真人是绝对自由的,逍遥的.第三,孟子和庄子人生理想的实现途径都关注于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超越.孟子认为实现人生理想的途径分为两个阶段:养气和养心.养气的初级阶段是养夜旦之气,也就是人在未与外物接触之前的平静状态.养气的高级阶段是养浩然之气,表现为对道义力量的积聚.养心的阶段是用作为思维器官的心来认识先天存在于人的内心的仁义,认识到人的本性是善的,并实现与仁义的自觉结合.庄子的人生理想实现途径是'悬解'、'心斋'、'坐忘'.'悬解'是一种被动的方式,即要求人们放弃对超越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的追求.'心斋'是一种心灵的净化过程,是'坐忘'的准备阶段.'坐忘'则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忘记社会性的我,其次是忘记生物性的我,最后是忘记时间的存在,由'己'到'忘己'再到'无己'.第四,孟子和庄子的人生理想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孟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政思想,他的圣人理想是为其王道的社会理想服务的.同时,圣人人生理想的最终实现也与王道社会理想的实现是同步的.庄子的真人理想是庄子思想体系中核心,整个庄子思想体系都围绕着真人理想展开.通常人们所关注的相对主义对庄子而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庄子用所谓的相对主义来破除人们的错误认识,使人们回归到对永恒大道的追求上来.虽然孟子和庄子的人生理想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同,但是都对后世产生理想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吴涛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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