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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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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意识与时代精神的完美契合——李白与盛唐文化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以极具天才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为我们创作了近千首色彩瑰丽、内容丰富、风格奇特的优秀诗篇。一千多年，李白其人其诗历久不衰的影响，已大大超过了文学诗歌的范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卓然特立的一大文化景观。有必要转换视角，超出诗歌评论和鉴赏的范围，达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本文从李白诗歌入手，厘清诗人的主体精神，来考察其文学影响与盛唐文化精神的关系论文共分三个大的章节来阐发。首先第一章是李白生平与盛唐时代。在这一章中，主要是简要概括李白的生平，并且对其在盛唐时期的生存状态做了细致分析，主要从儒士、游侠、谪仙三个方面入手，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李白的思想与生存状态是十分复杂的，而这种思想的复杂状态无疑是在盛唐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主要是第二章，即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以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做为切入点，借此分析李白诗歌主要的思想表达以及其诗人人格、主体意识的张扬，并且由此分析他诗作的思想内容所代表的盛唐文化精神，主要抓住酒意象，酒文化与内蕴的自由开放精神，剑意象、侠文化与包含的英雄精神和月意象、民俗文化和呈现的浪漫精神来进行阐释。在李白的诗歌中，以意象承载的不仅是诗人的主体意识，个人对生命的思考，更是完整地体现出盛唐时期的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第三章中，关于李白的文学影响与盛唐精神承传，则对李白的文学成就做进一步梳理，并将其文学影响与盛唐文化的承传甚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相联系。李白的思想和诗歌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数能够全面、鲜明地代表着盛唐文化总体特征的一种。其诗歌的精神内核是盛唐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李白与盛唐精神作为一种优秀文化历久不衰，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弥久常新，并在更广泛的空间区域上传播开来，具有着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内在张力。

张冰
李白晚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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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晚期的诗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在内容方面,抒情性的内容相对减少了,而写实性的内容大大增加.李白晚期的山水描写也由以前的情景交融、意兴遄飞向精雕细琢、工笔描绘转变.在形式方面,李白晚期的诗歌多选择五言古诗这种形式来记录其亲身经历的国家和个人的不幸,表达其深沉忧思.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七绝组诗这种形式来记录时政大事,这是诗人晚年在艺术领域中的新开拓.李白晚期的诗歌结构也趋于平实有序,而不是前期那样的纵横开阖,跳宕不羁.在修辞手法上面,李白晚期诗歌较少运用前期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这类修辞手法,而较多地运用细致的描写、恰当的比喻这样一些比较平实的手法.

张振
渗透于《诗经》中的原始宗教意识

学术论文

本文以人类学中原始文化以及原始思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对《诗经》作品中渗透的原始宗教意识进行探究，试图找出其中某些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源头。《诗经》是我国最早结集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产生年代极为久远，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一些复杂而神秘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处于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原始宗教意识的残存。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原始初民混沌的思维方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差不多同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物我不分、万物有灵的特点。《诗经》中常以天、山等自然物作为神灵或万物之主宰，正是把它们主体化的表现。原始人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特有的图腾观念。对于处于图腾社会的原始人来说，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以及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图腾。《小雅·斯干》中所谓梦熊生子、梦蛇生女的迷信，就是由先民以龙、蛇为图腾的信仰而来。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在巫术中则体现为交感原则，具体可归结为“相似律”和“感染律”。如《诗经》中所涉及的鱼类多隐含生殖崇拜的寓意，这便是人们顺势巫术(相似律)心理下的产物;植物的采摘行为则多体现了感染巫术的效能。在原始思维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东西与宗教无关。因此所有较重大的活动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娱神、媚神的祭神仪式把自己同神灵联系起来，获得神赐的力量，并达到让神灵降福免灾的目的。在《诗经》的部分篇章中便可找出某些原始巫术仪式与祭祀活动迹象的残留：《郑·溱洧》、《陈·宛丘》等篇所歌咏的正是“会男女”、“祭高禖”的古俗;《小雅·小弁》、《南山有台》等篇中的树木兴象则渊源于祭祀社的宗教活动。原始物占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在客观环境面前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求助神灵，他们希望通过物占来推知和了解冥冥之中所传达的神意，这就是物占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经》诸多篇目保留了物占意识的痕迹，其中反映龟卜、鸟占和日月食征兆内容的颇为典型。

魏昕
宋代宣州知州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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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宋代宣州知州群体进行了研究。宋代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宣州则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引起宋代统治者的关注，犹胜于而后明清崛起的徽州。在宋代国家既要增加赋税收入，又要保持江南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在北宋与南宋的过渡阶段的特殊历史时期的需要，宣州作为拱卫临安抗金的前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宣州知州的选任十分重视，宋孝宗为太子期间曾驻军于此，故于乾道年间宣州升格为宁国府。在宋代的约320年统治中，宣州知州共148任。在宋代众多的行政区划中，宣州知州的选任既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又有一般地方官的普遍性。勤于公事、清正廉洁、吏能、卫国抗金等特点成为宣州知州共性的特点。通过对宣州知州群体特点进行整体的统计分析，主要从籍贯、年龄、入仕途径、任职年限四个方面对知州群体考察，最终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籍贯出身的官员成为宣州知州的主体;年龄则主要集中在50-59这一阶段中，正是一个官员充分积累治理地方经验的年龄段;在入仕途径的考察中，绝大部分官员都是科举入仕;在任职年限的考察中，绝大部分的官员任职时间较短。从群体类型来看，他们主要分为勤政为民，忠君为国，击寇抗金，治水救灾，吏能善治五类。在这五种类型的官员中，吏能善治的官员始终是多数，少数知州在任上无所作为，更多的知州作为体现了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这与宋代国策及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追求有很大关系，纵观宋代一朝宣州知州群体为宣州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宣州留下了宝贵的人文环境，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良好的角度。

兰天
文化语言学视野下的《庄子》成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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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中寓言故事的大量运用对我国成语的形成、发展和传播具有深远影响。运用语言学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方法对《庄子》171条成语进行系统考察，意在分析其蕴含的独特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后世对此的传承与发展，揭示文化与语言的密切关系，即语言记录反映文化，文化对语言发展有制约作用。从《庄子》成语的形成和定型方式来看，可知其形成成语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概括原文大意并增补语素补足音节构成成语;直接运用《庄子》原句构成成语;截取原文长句构成成语。从《庄子》成语所蕴含的汉民族文化传统来看，其成语的语音、语法、语义等表层外在形式体现了汉民族文化追求均衡对称的心理，而中国道家所传达的哲学思辨和人生启示也由此折射出来，形成儒释道一体的传统汉民族文化系统。从《庄子》成语在后世的传承来看，其使用即道家思想的传播过程。成语在历代使用过程中不断沉淀并更新其所负载的思想内涵，道家哲学也随着成语使用得到普及，深入人心。这种文化语言学研究角度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在共时描写分析同时关注语言历时演变，有助于综合考察成语形成发展过程，对将其作为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播、继承具有重要意义。

王晓东
顺应论视角下李白诗歌的英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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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该理论以其完整的体系和扎实的哲学基础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应用层面，该理论都能给人们很多启示。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包括语言内和语言外）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根据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做出种种恰当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维索尔伦强调：语言顺应需要同时考察以下四个方面，即：顺应的语境相关因素、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过程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顺应论的四个主要分析维度。李白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诗中，他将自己的志向和情感寄托于特定的形象之上，借以抒发情怀。他的诗歌大多平静乐观，这种乐观精神来自他对艺术和生命信念的不断追求。雄浑飘逸，极具想象力是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本研究选取的两个英译本，分别为：国内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李白诗选》和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华夏集》。从顺应论角度对以韵体翻译著称的许氏译作和以解释性翻译为标志的庞氏译作进行对比研究，发掘李白诗歌研究的新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其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作者通过文本分析软件ROST4.0.2.7、Concordance3.0和ICTCLAS进行词频统计，对词汇层面的顺应情况进行直观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二是对比分析方法，基于顺应论的视角，本文对许渊冲的韵体翻译和庞德的解释性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其三，本文还运用了刘宓庆教授的“翻译风格标记理论”，对两个译本分别进行文体上的对比研究。本文共分六部分：引言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基本框架。第一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包括：顺应论与翻译关系研究、许渊冲和庞德英译李白诗歌的相关研究（国外和国内）。第二章对本文所应用的理论框架-顺应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着重介绍李白的诗歌及其两个英译本。包括李白的生平和诗歌特色，对许渊冲、庞德两位译作作者的生平及其两本译作进行了叙述。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文章分别从语境性、语言结构选择性、顺应的动态性和意识凸显性四个分析维度，对两部译作的顺应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为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韵体翻译因耽于倚重“音美必须押韵、形美必须符合英诗格律”，而致“因韵害义”;而庞德先生的解释性翻译则能较好地顺应其翻译目的，故而得到英语读者的广泛好评。因此，本文认为庞德的作品似乎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观和阅读习惯。

李艳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屈原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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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赋的美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辞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屈原赋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香花香草的意象运用、缠绵悱恻的抒情艺术、弘博丽雅的语言风格等等，都具有特定地域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审美交融、和谐共振的生态审美呈现。　　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一、楚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并滋养了诗人的审美心灵。自然环境不仅为屈原提供早期的审美对象和审美体验，而且对诗人的整个审美心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二、楚国巫神文化对自然信仰的保留促成了诗人对自然的浪漫主义想象。巫觋文化将“万物有灵”原始自然观保留下来，这不仅促进屈原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也丰富了屈原对自然界的理解。三、《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开创了诗歌感发传统的先河。比兴手法从审美主体的感受角度出发，扩展人对自然美的审美知觉，丰富了自然的审美内涵，为屈原赋时期的自然审美奠定了审美基础。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具体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呈现方式是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另一种呈现方式是虚实相合，人神一体。在对自然生态进行审美时，屈原以其独到的审美把握能力赋予自然物以深厚的象征意蕴，使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完美结合，构建美美与共的象征体系，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完美契合的生态和谐美。由此可见，屈原对自然的审美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行为，他不仅融入了大胆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体验，折射出其浪漫主义的自然至美取向和本真的生存态，这些都是富有个人体验的生态审美形态的体现。　　屈原赋的生态审美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在于其对自然的开放态度和审美态度上。前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之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充分接受和内化，由此获得心灵的广阔天地，收获人生之意义的多重寄托，这与现代工具理性下将自然物质化、资源化等一元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美的敏感和推崇，由此获得一种审美的生存状态，这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忽视和破坏形成鲜明的对比。

邓康丽
宋代皇极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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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极”出自于《尚书·洪范》，汉唐时期通过章句训诂形成的主流解释是“皇，大。极，中也”，即“大中”说。宋代的“皇极”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唐“大中”说，同时又在义理阐发上有所发展创新。究其原因，离不开代表着儒、道合流的“无极”、“太极”理论对“皇极”的影响，无极太极之“极”与皇极之“极”同字同义，在朱陆无极太极辨后，朱熹根据对“极”字的理解而形成了人君修身立极的新“皇极”说;同时“皇极”说在宋代的流行和发展，与宋代回向三代的普遍性政治理想以及通经致用的宋学特色密切相关。在《尚书正义》中，“皇极”所包含的核心政治思想，是拟定了具体的教化政策以实现“大中”价值准则的社会化，教化政策同样是宋代“皇极”说中的核心政策，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着较前代更加丰富的义理阐发，其中包括王安石将先富后教的传统政治思想与“皇极”教化的结合，邵雍建立在“皇极经世”体系上的圣人主导的教化观，（释）契嵩一贯秉承的“儒释道一贯”思想与“教皇极”，陈亮以“君道”、“师道”相结合的教化观，叶适教、治相“合”的教化观，以及陆九渊强调地方政府“承流宣化”的教化观等。《洪范》原文中，“皇极”一畴的首句便是“皇建其有极”，已然强调“建”的政治实践之重要性。宋代的“皇极”说也同样强调“皇极”的实践性，并且还融入了“君臣共治”的时代政治特色和政治文化理念，尤为重视选举官员士大夫，对官僚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具体有以“体用”论的维度来解释“建极”的实践性，有以“王道”来强调“建极”，有以功利性来强调“建极”。南宋时期，朱熹将“皇极”说立论在“无极而太极”之上，形成了一种对“皇极”的新诠释，在朱熹看来，“皇极”应当是人君修身立极而非“大中”，其重点在于一“极”字上，是一种通过修身来为天下做标准之意。这一新的“皇极”说在权力观和教化观上都带有两重性，即强化王权和以道统约束王权，以及立极乎上和接引乎下的不同标准要求。宋代“皇极”说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其理论特色以及理论本身之上，蕴含着优秀又极具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这是在研究宋代“皇极”说之际所能带来的价值启示。

王政
《诗经》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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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宴饮诗是《诗经》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宴饮诗是描写君臣上下、同宗近族、亲朋好友之间觥酬交错、宴饮欢聚的诗歌,表现了贵族的威仪礼节,体现了宗族的和睦合好,展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周代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大体规模.西周中期礼乐文化彬彬盛矣,许多典礼仪式的诗歌反映了此时的礼乐文化发展的盛况.宴饮活动进入了诗歌创作,但初创的宴饮诗数量很少,具有非独立性,宴饮与射礼、祭礼等礼仪融为一体.西周后期礼乐文化不断发展,礼乐繁盛,制度完备,产生了许多礼仪性质的诗歌.很多的宴饮诗具有礼仪的性质.宴饮诗有很大发展,产生了纯粹而独立的宴饮诗,而且宴饮诗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同时宴饮诗中融入了浓郁深厚的感情.大量的宴饮诗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繁盛,我们可以借以窥见'郁郁乎文'的周代礼乐文化.如《小雅·彤弓》是燕飨有功诸侯的诗歌,气势恢弘,大气磅礴.而《小雅·湛露》写宴饮宗族通宵达旦,极近款诚.此时的宴饮诗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中的礼制与人情,带有政治色彩和伦理观念.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宴饮诗歌产生了变异,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的衰微.《小雅·伐木》、《小雅·常棣》等诗歌呼唤亲情友谊,向往宗族和睦,侧面反射出周代社会伦理关系走向崩溃,人心开始动摇的现实状况.诗歌作者深深忧虑着礼乐文化将坠的社会情况,企图通过宴饮聚合的方式来团结宗族,稳定社会.西周末期礼乐完全崩溃,贵族湛乐饮酒,乱德失礼,人们陶醉于美酒的麻醉中,尽情享乐.宴饮不再是合好友睦、用观威仪的方式,而是满足感官享受、纵情逸乐的方式.《小雅·宾之初筵》典型地反映了贵族醉酒后乱舞狂欢、失礼乱德的状况.此时礼仪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人心、约束人群、团结社会的作用,周代的礼乐文化丧失殆尽.通过宴饮诗歌的变化发展可以清楚得看到周代礼乐文化变迁的过程,同时反映出宴饮诗创作思想的变迁.

孔德凌
李煜及其词作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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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一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各个时期均有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因而其生活各个时期的特征非常明显。依据李煜一生所历和各时期的思想情感，我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并用知人论世法对其词作的内容情感进行分析，以期给他的所有词作以合理的分期，确定每首词所属的题材类别。这样做的意义是给李煜词以明确的分期定类，从而使人们不再妄加揣测他某首词的创作时期，歪曲其词作的感情倾向。李煜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937年农历七月初七出生，到959年九月其兄弘冀去世。这一时期李煜为汲汲追求争位的兄长弘冀所嫉，整日愁郁忧惧。第二个时期是从959年九月其兄弘冀去世，到964年十月初二其次子仲宣夭折。这一时期他初登王位，又用对宋奉礼屈和之策，取得了国家的暂时安宁，因而生活相对平静，好逸乐的天性表现出来，与大周后及群臣整日宴舞欢歌，赏玩春色。大周后病后他又与其妹女英沉入爱河，从而演绎了一段风流艳情佳话。第三个时期是从964年十月初二其次子仲宣夭折，到975年十一月廿七南唐灭亡。这一时期李煜的爱子仲宣不幸夭折，爱妻大周后娥皇又病逝，接着其弟从善朝宋被羁，宋对南唐威逼日急，李煜既悲又愁。第四个时期是从975年十一月廿七南唐灭亡，到978年七月初八李煜去世。这一时期李煜被囚于“礼贤宅”内，境遇凄惨，心情哀苦，又常思恋故旧，倍增其愁。依据题材内容，李煜的词作可分为七类，分别归入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主要有渔隐词，第二时期主要有歌舞赏春词、恋情相思词，第三时期主要有思悼词、怀远词、闺怨词，第四时期主要有亡国悲恨词。本文除重点分析人们所熟知的亡国悲恨词外，对李煜其它词作也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公允的评价，而非厚此薄彼，甚至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由此也批驳对李煜的一些错误看法，形成对李煜的再认识。李煜词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本文从情感、表现、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入手，结合作品进行阐述。首先，李煜词情感真挚深厚，内容高度概括。这是指李煜词抒写率真，内容极富概括性。其次，表现丰富恰切，方式不拘一格，具体表现为长于叙事描写、所写生动如画，善于塑造形象、人物活灵活现，善于使用意象、营造浑融意境，运用多种手法、表现不拘一格。第三，语言朴素凝练，含义醇浓精深。这主要是指李煜词的语言朴素平易自然而又凝炼优美流畅，其含义醇浓精深。第四，风格多种多样，一语不足涵盖。这是指不管用什么词语，都不能概括李煜这四个时期的词作所体现出来的各自迥异的风格。他所有的词作表现为三种风格：一是清新明快，这主要是第一、二时期的渔隐词、歌舞赏春词、恋情相思词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二是沉郁低咽，这主要是第三时期的悼亡词、怀远词以及大部分闺怨词所共同表现出来的倾向;三是凄婉为主而间有豪纵，这主要是第四时期的亡国悲恨词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李煜开拓创新，对词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李煜率意为词，真实表现，并把词从写倩男秀女的小儿女情愁发展到抒发士大夫的家国悲恨，带词进入更广阔的题材领域，拓展了感情抒发的深度，词作更贴近生活。其次，他完善了词作的手法，变深晦而为显明，变幽隐曲折而为直抒胸臆，使语言变堆砌雕琢而为省净明快，丰富了意象群和表现手法。李煜词的思想艺术成就以及种种开拓创新，必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它既深刻地影响着晏殊、欧阳修、秦观等婉约词大家，也启发了苏轼、辛弃疾这样的豪放词人，正体现出承前启后的罩程碑作用。

刘吉美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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