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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研究

学术论文

在老子《道德经》的注释史上，晋代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是一部重要的解经著作，但研究它的成果目前尚少。王弼主要利用其抽象思辨与阐发义理探幽发微，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凭着深厚的学养，开一代注风之先，以简驭繁、言约义丰;不经意间对先秦至两汉以来的诸注家之风有较大破立。王弼的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训诂特色是不可抹杀的。本文旨在从内容上归纳王弼老注的训诂特色，并理清其联系于语言哲学的问题，对其不足略陈陋见，充分发掘该书的训诂价值，从而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是王弼的生平及其《老子道德经注》，第二章阐述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训诂特色及语言哲学，第三章分析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的在训诂史中的地位及其得失，最后得出结论。《道德经》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瑰宝，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历代都有一大批人对老子及其著作进行研究注释。先秦时代，就有人为《道德经》作注。最早对老子研究颇有心得和见地的便是韩非子。韩非以才高而著世，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先秦法家思想都源于道家，因为尊道是立法的基础，法家也无一例外的倡导“因道制法”、“因道全法”，“因道变化”。因此，司马迁认为韩非归于黄老，他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其归本于黄老”。在《史记》编撰中，也将韩非与老子编在一起，设《老子韩非列传》[1]，所表达的也是韩非深得老学真传之意。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也发端于先秦时期，而兴盛于两汉。魏晋时期训诂学处于相对的低谷阶段，但这个时期的训诂仍沿着两汉高潮的余波发展，也有不少新的成就。除西汉的《河上公章句》外，三国时期魏国王弼的《老子注》对后世的影响也非常大。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再次流行，当时三大显学是《老子》、《庄子》、《易经》，《易经》中道家思想占了大半，因此，三大盛行玄学中，道家著作占了两个半。笔者认为所谓玄学的玄，无非是深、远、卓绝之意，恰如现代之所谓哲学是各门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概括总结，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学问：即使在当时也属于高妙深奥的显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精研绝学的人更少，就被蒙上唯心主义的“玄”的外衣，实是一桩冤案;我们从《道德经》和王弼注本中看到更多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辨证思想。玄学人士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朝的，如何晏，王弼等;一是在野的，如竹林七贤。在众多注老作品中，当以王弼的注释影响最大。王弼是三国魏时的文学家，祖籍山东金乡人。王弼对道学研究极深，他从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认识上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思想。以“凡有皆始于无”，肯定名教的“有”出于自然的“无”。王弼研老注老的成果十分丰富，作有《老子注》二卷、《老子略论》一卷、《老子指例略》二卷。从这些论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先哲们精深的哲思、智慧的灵光，还可以弥见语言哲学对现实文学的启迪;无论从文本自身还是从文本解释学(阐释学或训诂学)来说都可随处见其衍射。王力指出：“学习古代汉语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观点的问题。”[1]孙帮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中有更切实的表述：“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的语言固化为文字，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随即跌入低潮。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在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的问题上涌现出不少新的观念;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2]众所周知，文本注解主要依赖于知性，强调的是客观性，而经典阐释则主要得力于悟性，它依赖的是创新的勇气与能力，是智慧的彰显。笔者赞同孙帮金对魏晋义理学的定论“在魏晋人们看来，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其本身说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相贯通。因此，经典文本不仅应向历史开放，也应该向当前(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不如说是一种创造。这就是说，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还更应具有时代性、创造性。这样一来，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3]我们回顾历史，哲学思想放射出夺目光华的两个时代都是历史上最动荡、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文化上、精神上相对独立、自由解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战国时代和魏晋时代)，这是文化的幸运。魏晋玄学(我们不妨称之为与老子一脉相承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发达就在于它所探索的中心就是对社会的主体-人的终极关怀，即对精神，人格的本体研究;魏晋士人具有很强的生命自省认识。这种精神和思想的表达主要集中在论辩上(也即所谓清谈)因为论辩首先是一种群体行为，它要有许多人参加;其次，论辩又给个人提供展示才情的机会，他们或辩论人格理想、或谈政治哲学，或直白反对名教礼法。这些玄思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本文拟从训诂学的角度，着意介绍和归纳王弼《道德经》注的训诂特色及其体现出的语言哲学，并对其不足略陈陋见，充分发掘该书的语言学价值，从而引起学界更广泛的关注。经学训诂的兴盛始于东汉，训诂范围逐渐从注经而扩大到注史、子、集。史注新生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韦昭的《国语解》，经注有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郭璞《山海经注》和《尔雅注》，范宁的《春秋毂梁传集解》。其中《论语集解》价值很大，皇侃就是依据它编著了《论语义疏》，其行文不但解释词义、串讲句义，还阐发章旨，总括全篇大义。《易经》注本以魏王弼、韩康伯影响至深，这是经典注释由单一析词解字向义理阐发的重要标志，这一历史契机缘于东汉后期政治局势的急剧动荡和社会环境的普遍恶化而导致官方文化专制下的儒学独尊地位的逐渐动摇，训诂实践范围的拓展使得训诂学有了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可能性：至汉末、三国之际，以《易》、《老》，《庄》为研究对象，以清谈名理为标志，糅合了儒、释、道三家学说的玄学就应运而生。反映到注解上就是，许多魏晋人著书不再仅仅注意字词方面的单向训诂了，而常常立体式，多方向发挥，阐发义理。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就是这样的代表。本文认为王弼注《易》《老》，绝不仅仅是为了撰之同好，藏之名山。形而上的玄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哲学，哲学是政治的先导，政治是为现实服务的。嵇康就因为玄学思想而死，他“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1]，其政治理想是“不以天下私亲，宁济四海蒸民”[2]否定了“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罪恶统治;这支带刺的玫瑰自然得不到司马昭的青睐!研究王弼的《老》注，本文首先从其文本的解释策略和文本修辞入手，这可以从解经思路中得到启发：他在《周易略例·明彖》中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品制万变，宗主存焉”[3]，即找准释经的主线。哲学上的认识论必然会在语言学上有所体现和应用，具体而言就是凸现了“崇本息末”这条主线，抓关键，抓中心环节。明白了《老子》经中蕴含的喻象系统，就明白了“道生万物”的主线。其次，在解说技巧层面，王弼通过置换关键词，介入主语，解释比拟、明喻、隐喻，转喻，释句，通译等手段达到准确界定概念，约减语词多义性、统一注本与经文内在思想逻辑的目的。其三，象语言思维的运用。王弼在《易》注中推断先圣们曾有观象系辞的规则，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得意忘象”的语言思维使他在文笔和哲思上与老子遥相辉映，一道同风。在篇章修辞上有着同构的性质，在句式上多采用链式结构，为后来的骈体文风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王弼凭着深厚的学养，开一代注风之先，以简驭繁、言约义丰;不经意间对先秦至两汉以来的诸注家之风有较大破立。王弼的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他的训诂特色是不可抹杀的，在经学的解读与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宏林
中学语文教材中苏轼诗文的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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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词文赋几乎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峰，是历代学子学习的典范。他的作品被选入各个学段以及各个版本的语文教材，由此可见他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学语文教材中苏轼诗文教学是古代诗词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加强学生诗词鉴赏素养，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关于苏轼诗文的教学策略研究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至于教学效果不理想。本文对苏轼诗文教学策略展开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说明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其次，交代本论文研究的现状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最后，说明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本论文的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宋代诗词文赋的选文进行分析，分别对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和苏教版(必修)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宋代诗词文赋进行选编分析，并找出它们的特点。　　第三章从意蕴丰富的自然意象，善用修辞手法，细腻充沛的情感，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儒释道三合一的思想境界五个方面对苏轼选文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进行分析。　　第四章利用调查问卷分析苏轼诗文教学现状，可以看出学生们对苏轼诗文学习兴趣不高，学生对苏轼诗文学习缺乏主动性，教师多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第五章交代苏轼诗文的教学策略，包括实施“苏轼专题教学”策略;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有效利用教材助读练习系统，提高自学能力;多元解读教学策略。

石珍慧
元杂剧“唐宋文人”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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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杂剧作者的笔下塑造了一批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唐宋文人形象。通过对作品的对比阅读可以发现，剧作者们对唐宋文人形象的选择与重塑在看似随意的背后，却暗含着对元代社会特点的折射以及对大众情感的表露。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通过对“唐宋文人”在元杂剧中的形象（以及与形象相关联的剧情）特点的分析，挖掘其形象中的（元代）现实因素与思想内涵。　　在完成本论文的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法。首先，在日常学习中对（现存）元杂剧作品的搜集及阅读之基础上，积极吸收与借鉴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多地甄别并整理出符合本论文研究要求的元杂剧作品。其次，利用现实及网络等多方面资源对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及成果进行梳理，在吸收当前优良研究形式与成果的同时，积极思考在当前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再次，对已整理出的元杂剧作品进行精细化阅读，寻找（现存）元杂剧作品中“唐宋文人”在形象与剧情上的异同点，并以历史角度努力探寻影响其异同点产生的（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最后，通过与导师、学院老师及同学的积极交流，在否定之否定中逐渐形成并丰富自己的观点。　　本文的研究过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在绪论中，主要阐述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斗胆分析在当下研究成果中所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第1章之主要目的在于对“唐宋文人”现象在概念上的厘清，以及对本文研究所涉及到的元杂剧作品之相关概况的整理与归纳。在这其中，笔者同时也对在“文人”概念进行厘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及处理办法进行了指明。第2章中，通过对作品的研读，笔者从人物“行动元”角度出发，将“唐宋文人”分为“政治失意者”、“爱情痴迷”者、“伸张正义者”与“背信弃义者”四类，对“唐宋文人”在形象上所表现出的特点进行逐个分析。在第3章中，笔者从剧情角度出发，探寻“唐宋文人”背后所隐藏的在婚姻、社会及人物形态方面所表现出的特点。第4章中，笔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别以“一落千丈的社会地位”、“‘金钱’社会的发展”、“碰撞与融合的思想文化”以及“精神的寻觅以及唐宋文人的契合”、“剧作者自身的造诣”五个角度，分析影响元杂剧中“唐宋文人”形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

张卫
略论黄庭坚七律之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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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诗在我国宋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从古至今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它进行研究。然而，学术界对黄庭坚诗歌的研究长期存在着重思想内容而轻艺术形式的现象，并且两者间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水平也很不平衡。正如著名学者章培恒所言：“以前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重内容而轻形式，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分析往往只是一些大同小异的评语，或者是研究者用抒情笔调所写的赏析，但并非对艺术形式的学术性分析。现在，艺术形式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所以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古典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品，任何诗歌都是诗人运用词语加以创造性组合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语言形式，诗歌的艺术魅力就不复存在。黄庭坚诗歌对后世的影响历千年而不衰，这与其诗歌本身的语言特点亦有很大关系。本文从语言艺术角度入手，选取最能代表黄庭坚诗歌特色的七言律诗作为考察对象，试图揭示黄庭坚诗歌是如何通过用字造句的形式技巧来实践其诗学审美主张的。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概述黄庭坚七言律诗的基本情况，以及七律语言艺术的研究意义所在;第二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用字艺术;第三部分论述黄庭坚七律的句法艺术;最后一部分，通过分析探讨，总结黄庭坚七律语言艺术的诗学意义。总之，本文试图在黄庭坚诗歌的语言形式与文学思想之间找到一个的结合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改善二者研究不平衡的状况做出有益的尝试。在增加人们对黄庭坚诗歌的认识的同时，为深化我国古代诗歌语言形式和语言艺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付青华
《左传》婚姻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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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书写的历史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开篇便出现了诸侯国君的婚姻与婚姻中的女性。本文立足于《左传》所记载的婚姻现象本身，全面分析其中呈现出来的婚姻风貌，并从政治、优生与道德三个层面考察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观念。　　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梳理了《左传》婚姻的研究成果与现状，并陈述本文的写作目的及意义。　　正文分为四章，首章总述春秋社会的大时代背景，并概括《左传》呈现出来的婚前占筮、父母之命与私自为婚、绝婚与改嫁的相对自由、一夫多妻与等级之分、同姓为婚等婚姻风貌。　　其后三章分别从政治、优生、道德三个层面对《左传》记载的婚姻现象进行细致分析，从中可以窥见《左传》的婚姻观念。第二章探讨婚姻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认为婚姻一方面是维护友好关系的纽带，一方面也是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女性在政治联姻中亦体现出一种物品化的存在。第三章总结《左传》中反映出的优生观，在论述了春秋社会对于子嗣尤其是男嗣的重视，并以《诗经》为例观照当时社会对于多子的期盼的基础上，根据《左传》的记载，对其优生观的进步性与局限性进行全面研究。第四章从道德层面对《左传》婚姻进行考察，从嫁娶程序与夫妇关系两个方面透视《左传》的婚姻道德观念及道德水平。　　结语部分在总结全文观点的基础上，参照刘向《列女传》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以及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中对汉代婚姻礼俗的记载，简要分析《左传》婚姻观念在汉代的继承与发展。

王飞绯
顺应论视角下李白诗歌的英译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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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比利时语言学家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提出了顺应论。该理论以其完整的体系和扎实的哲学基础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应用层面，该理论都能给人们很多启示。顺应论认为，语言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包括语言内和语言外）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能够根据交际意图和使用环境做出种种恰当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维索尔伦强调：语言顺应需要同时考察以下四个方面，即：顺应的语境相关因素、顺应的结构对象、顺应的动态过程以及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程度。这四个方面构成了顺应论的四个主要分析维度。李白是我国唐代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在诗中，他将自己的志向和情感寄托于特定的形象之上，借以抒发情怀。他的诗歌大多平静乐观，这种乐观精神来自他对艺术和生命信念的不断追求。雄浑飘逸，极具想象力是李白诗歌的最大特点。本研究选取的两个英译本，分别为：国内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的《李白诗选》和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华夏集》。从顺应论角度对以韵体翻译著称的许氏译作和以解释性翻译为标志的庞氏译作进行对比研究，发掘李白诗歌研究的新视角。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其一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作者通过文本分析软件ROST4.0.2.7、Concordance3.0和ICTCLAS进行词频统计，对词汇层面的顺应情况进行直观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其二是对比分析方法，基于顺应论的视角，本文对许渊冲的韵体翻译和庞德的解释性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其三，本文还运用了刘宓庆教授的“翻译风格标记理论”，对两个译本分别进行文体上的对比研究。本文共分六部分：引言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基本框架。第一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包括：顺应论与翻译关系研究、许渊冲和庞德英译李白诗歌的相关研究（国外和国内）。第二章对本文所应用的理论框架-顺应论及其对翻译的启示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章着重介绍李白的诗歌及其两个英译本。包括李白的生平和诗歌特色，对许渊冲、庞德两位译作作者的生平及其两本译作进行了叙述。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文章分别从语境性、语言结构选择性、顺应的动态性和意识凸显性四个分析维度，对两部译作的顺应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为文章的结论部分。作者认为：许渊冲先生的韵体翻译因耽于倚重“音美必须押韵、形美必须符合英诗格律”，而致“因韵害义”;而庞德先生的解释性翻译则能较好地顺应其翻译目的，故而得到英语读者的广泛好评。因此，本文认为庞德的作品似乎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观和阅读习惯。

李艳
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成就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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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先秦诸子著作中一部重要的典籍，具有极高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备受后世研究者青睐。这部著作并非完全由庄子本人独立完成，有许多后世增益、删改的成分，因此此书的成书在可查证的文献方面有古本、今本之别，而古本是否即为《庄子》的原本尚有待考证。此外，《庄子》自成书以后又屡经传抄、刊刻，在后世常表现为多文本、多版本相继或并行出现的复杂局面，这造成了《庄子》文本在底本上的多重性，因此历代所见的《庄子》文献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彼此之间异文较多，这些异文决定了《庄子》文本校勘的必要性。自魏晋开始，不断有学者进行《庄子》的校勘，这些校勘活动及其成果在整个中国古代因为不同的时代、风气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庄子》校勘的梳理分析，集中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总体成就，突出了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局限与不足，由此为进一步了解《庄子》原本原貌提供了客观化、多角度的视角。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横、纵两条线索。首先，从内容划分上，以时间为序，根据不同时代校勘的特点将整个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活动分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三个阶段，以纵向线索纵观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果、方法及不同的特点。其次，在对每个阶段的具体分析中，又以横向比较为主，分析同一时代同一风气下不同学者的校勘倾向。结合纵横两条线索排比论述，整体呈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全文所采用的材料、分析数据悉数来自不同时代学者的校勘著作。由对这些著作的分析，进而发现不同时代的《庄子》校勘既有成就，也有不足。魏晋至隋唐为写本时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接近，存录魏晋古本异文的信息最为丰富，校勘的成果最多，但大多仅录异文，未做进一步的分析，且方法以对校为主，他校为补充，本校、理校方法并不深入，版本来源尚有未尽周详之处。宋元明时期的《庄子》校勘虽然有一定的成果，但多建立在臆改、作伪的基础之上，缺乏可靠的校本，校勘的局面相对混乱，方法仅以对校为主，比较单一，整体的成就不大。清代距离《庄子》成书的年代最为久远，又历经流传，久无古本，经宋明学者的妄自臆改之后，整体的环境相对恶劣，但这一时期的学术风气比较严谨，校勘的态度比较端正，选择底本相对谨慎，而方法又比较全面，高度重视理校，因此成果较为突出，出现了以王念孙《庄子杂志》、俞樾《庄子平议》等为代表的订误正讹的著作，在晚清又出现了以《庄子集释》为代表的涵盖了前人及当代人校勘成果的近代通行本，有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的简明直观的《庄子》校勘记的新格式。清代学者在总结前人校勘成果和推动《庄子》校勘活动走向成熟方面贡献巨大，但也有方法不充分、成果不可靠的地方。不同时代的校勘因不同时代的学术风格而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同一时代的校勘尽管整体的特点大致相似，但在具体的方法、成果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多角度、横纵交叉的比较分析，从总体上再现了中国古代《庄子》校勘的概貌。厘清不同时代《庄子》校勘的成就与不足，更有助于挖掘《庄子》文本的线索，从而更加接近于《庄子》文本的本来面目。

张晓红
中韩茶道文化交流及其茶道观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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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地梳理了中韩两国茶道形成、发展、流变过程,其中着重探讨了中韩人文茶道观的同与异,以及这个时期代表茶人——北宋苏东坡和高丽李奎报的人文茶道观,进而探讨了中韩人文茶道观对后世的影响。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频繁,其中茶文化的交流最具代表性。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从茶叶的发现利用,由最初的药用逐渐转为食用饮用,最后形成独特的茶道观。从唐至宋及元明清,每个时代有其独特的制茶法、饮茶法、也相应地形成了茶礼、茶诗等茶文化,遍及生活的各个阶层,包括皇室、文人、僧侣、平民等,融合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而形成独特的茶道观,茶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中重要的角色。韩国自百济时期从中国传入茶种,与韩国当地的风俗文化相交融,先后形成了韩国历史上新罗茶道文化(以花郎道茶文化为特色),高丽时代茶道文化(以宫廷、僧侣、文人茶道文化的丰盛为特色),朝鲜时代茶道文化(以《朱子家礼》冠婚丧祭之茶礼为中心的茶文化特色)。茶道符合人道,人可以通过茶道修行人之道。这种人文茶道精神在中国的唐代陆羽《茶经》表现为“精行俭德”的茶道观。宋朝的《禅苑清规》则是反映丛林的礼仪规范,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被喻为儒家的“礼经”。宋代中国历史上留存茶诗最多的茶人陆游体现了敬天爱人的儒释道三家贯通的人文主义茶道精神。韩国以元晓大师之“和诤”的人文茶道,大觉国师义天(1055—1101年)的人文茶道以及草衣意恂(1786—1866)之“中正”的人文茶道为代表。韩国的茶圣草衣禅师(1786—1866)的会通思想,和元晓大师、义天大觉国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元晓大师的“大乘菩萨行”实践是近代茶人崔凡述(1904—1979)“人文茶道思想”的根源。总之,韩国的人文茶道精神之根是元晓和诤思想。和诤思想是把一切分歧转换为和解的佛教思想,是奠定韩国佛教基层的核心思想之一。中韩两国属于同样的汉文化圈,在茶文化传入之前的三、四世纪,儒释道三教思想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传入,与韩国固有的古朝鲜思想融合。作为东方礼仪之国,都重视人要具备仁,礼、敬、和等精神,并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和和谐。人文茶道是以人为主,既以人间为中心,又以人间本性为主。本性即是道。对儒家来说,道是仁;对佛教来说,道是真如;对道教来说,道是自然。三教之道呈现出不一样,但其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得道便呈现出向德。在这个世界,能相应的只有道与德,只要怀着道心,就必经由德。所以只要觉悟了人间之本性,就以自然为道,以宇宙万物为和谐。儒家行道,然后获德。佛家则通过“禅”达到真如,真如即本性。老庄强调自然之道,以达到道作为终极目的,与道相辅相成的就是德。中韩两国的茶道其根本要义是相通的,但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中国茶艺表演庄严而华丽,韩国茶礼表演质朴,而且有自然风流的味道。孔子强调以礼与仁为基础,茶道才能表现出礼仪的庄严华丽。韩国的茶礼表演,将从中国传入的茶道思想与韩国古朝鲜的古神道思想融合,这种玄妙之道在韩国称为风流道或花郎道,用质朴、淳朴表现了韩国的人文情怀。从苏东坡与李奎报的茶诗看他们的人文茶道观,将他们的茶道思想分为四点:第一,人际交游人文茶道;第二,社会讽喻人文茶道;第三,禅茶一味人文茶道;第四,行茶三昧人文茶道。苏东坡在思想上追求儒佛道三家兼容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中,包含了他的清净茶道观。李奎报天性淳朴,有超然、豁达的性格,而且兼有着老庄逍遥遊思想。两位人物都由茶道而得到鲜活的领悟,由此形成两个人物的生活茶、生活禅的人文茶道观。宋丽茶道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是因为它以礼节教育影响了后代。宋代的茶道是继承唐代茶道文化的脉络,高丽的茶道是受到了统一新罗茶道精神和唐宋的影响。茶道可以转变人的心灵和行动,恢复人的关系,与自然沟通。中韩的茶道文化进入现代后,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都把重点放在学习古典文学,学习传统思想,提升人性涵养,形成和谐社会关系等方面,说明两国茶道文化在根源上还是一脉相承的。更多还原

姜美爱（惠田）（KANG MZ AE）
《诗经》宴饮诗与周代礼乐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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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宴饮诗是《诗经》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宴饮诗是描写君臣上下、同宗近族、亲朋好友之间觥酬交错、宴饮欢聚的诗歌,表现了贵族的威仪礼节,体现了宗族的和睦合好,展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周代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大体规模.西周中期礼乐文化彬彬盛矣,许多典礼仪式的诗歌反映了此时的礼乐文化发展的盛况.宴饮活动进入了诗歌创作,但初创的宴饮诗数量很少,具有非独立性,宴饮与射礼、祭礼等礼仪融为一体.西周后期礼乐文化不断发展,礼乐繁盛,制度完备,产生了许多礼仪性质的诗歌.很多的宴饮诗具有礼仪的性质.宴饮诗有很大发展,产生了纯粹而独立的宴饮诗,而且宴饮诗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同时宴饮诗中融入了浓郁深厚的感情.大量的宴饮诗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的繁盛,我们可以借以窥见'郁郁乎文'的周代礼乐文化.如《小雅·彤弓》是燕飨有功诸侯的诗歌,气势恢弘,大气磅礴.而《小雅·湛露》写宴饮宗族通宵达旦,极近款诚.此时的宴饮诗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中的礼制与人情,带有政治色彩和伦理观念.与此同时,还有部分宴饮诗歌产生了变异,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的衰微.《小雅·伐木》、《小雅·常棣》等诗歌呼唤亲情友谊,向往宗族和睦,侧面反射出周代社会伦理关系走向崩溃,人心开始动摇的现实状况.诗歌作者深深忧虑着礼乐文化将坠的社会情况,企图通过宴饮聚合的方式来团结宗族,稳定社会.西周末期礼乐完全崩溃,贵族湛乐饮酒,乱德失礼,人们陶醉于美酒的麻醉中,尽情享乐.宴饮不再是合好友睦、用观威仪的方式,而是满足感官享受、纵情逸乐的方式.《小雅·宾之初筵》典型地反映了贵族醉酒后乱舞狂欢、失礼乱德的状况.此时礼仪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人心、约束人群、团结社会的作用,周代的礼乐文化丧失殆尽.通过宴饮诗歌的变化发展可以清楚得看到周代礼乐文化变迁的过程,同时反映出宴饮诗创作思想的变迁.

孔德凌
深度翻译理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程译《论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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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翻译之“道”?是归化之道还是异化之道?何为译者之“则”?是仆人之“忠”还是鸟媒之“讹”?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讨论始终局限在语言层面的转换和翻译的标准,却忽视了翻译活动背后起着巨大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译学界开始关注翻译在译语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在翻译过程对译者的影响。而译者的主体性也逐渐成为译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主张以深度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译者主体性进行多方位的探讨。深度翻译理论强调译者通过副文本及文内深度阐释将译文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背景中,让读者更好地认识原语文化,实现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平等交流。法国著名汉学家程艾兰所译的《论语》显然达到了这个要求。程译《论语》在法国取得巨大成功,被认为是最佳《论语》法译本之一。程艾兰在译本中添加了大量的副文本内容并在术语选择、译文组织上展现出较大的创造性。因此,本文将以深度翻译理论为指导,通过翻译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以程译《论语》为例,对译者主体性在深度翻译中的体现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由三章组成,外加引言和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在第一章,本文对国内外译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进行总结,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借鉴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强调译者的能动性,指明译者的受动性及翻译中的主体间性;在第二章,本文首先对深度翻译所主张的翻译目标、翻译形式、翻译任务进行探讨,并指出深度翻译之主张需译者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然后,对程译《论语》深度翻译的形式进行梳理,将其归纳为副文本和文内深度阐释;在第三章,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三大特征,即能动性、受动性、主体间性为主干,以各特征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分支,对译者主体性在深度翻译中的体现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结语部分总结全文,指出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本课题有待深入和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展望。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为译者的能动性,同时译者能动性的发挥会受到客体及其他主体的制约。要达到深度翻译所倡导的目标,即两种文化对等交流,译者需积极发挥能动性,在翻译目标的确定过程中、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过程中进行介入,并在翻译中进行适当的创造,辅以译本深厚的原语文化语言和文化背景。

陈明浩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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