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0484条数据

19世纪下半叶英国汉学家的《诗经》阐释 ——以《中国评论》为中心

学术论文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2-1901）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行的一部以英文为主要书写语言的汉学研究杂志,该杂志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体现出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以该杂志中刊载的《诗经》翻译和阐释为切入点,在联系同一时期西方汉学相关研究热点、主流方法和论述立场的基础上,考察19世纪下半叶英国汉学《诗经》研究的复杂面貌和范式转型。本文以金斯密、庄延龄、欧德理在《中国评论》上的《诗经》翻译或阐释为主线,尝试展现三人在研究方法与立场上的差异,以及彼此间的论争。金斯密通过比较《诗经》词汇和梵语词汇,试图证明“《诗经》语言来自梵语音译,中国文明来自雅利安文明”的猜想;庄延龄在批判金斯密的基础上,以英语古歌谣的形式翻译《诗经》,并在注疏中抹去传统儒家的“诗教”观念,从而将《诗经》定义为原始初民的抒情歌唱;而欧德理则在庄严龄的基础上,借助一系列实证主义方法,将《诗经》判定为伪书,进而参与到此一时期西方汉学界的“疑古”运动中。三人的研究切入点虽各不相同,却共同揭示出19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诗经》翻译和阐释的范式转向。就共时层面而言,三人都抛弃了儒家经学的注疏传统和明清耶稣会士的宗教解经法,并力图探寻《诗经》成为儒家经典前的原初意义;就历时层面来说,三人的翻译和阐释则表现出一种逐步“科学化”和“文学化”的趋向,这也预示着20世纪之后,现代《诗经》阐释学的一个基本面向。本论文对《中国评论》所刊载的《诗经》文献的整理和解读,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时期《诗经》英译的史料空白,并在梳理三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和立场的基础上,尝试揭示19世纪下半叶英语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娄宇
稼轩词风格论

学术论文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词人，词风格的集大成者。他继苏轼“以诗为词”之后，大胆革新，“以文为词”、“以气为词”，开创了风格独特的“稼轩体”;他的词才气纵横、笔力超拔，题材广泛，表现力极强。其传世之作600多首，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并有所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丰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情和清新质朴的格调。作为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辛弃疾和他的稼轩词在宋词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辛弃疾吸取了婉约词的特长，丰富了豪放词的技巧，以优美的词体形式表现了豪迈奔放的感情。这主要是因为辛弃疾的品质和艺术造诣得到统一的结果。即先有了百折不回的爱国之事，才能出现这种独有的风格。这种刚柔相济、正反相成的词风，可以说是古今无两的。他的词正是人品和词品相结合的产物。稼轩词题材广阔，风格多样，“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代表了宋词的最高成就。它熔豪放与婉约于一炉，形成了以豪放为基调，而又不失温婉的独特风格。认为“悲壮沉郁，含蓄蕴藉”是对其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的极好概括。辛弃疾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志上，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因而作品中始终充满抗金激情，充溢着豪迈奔放之气;辛弃疾在南宋期间力主收复中原，与朝廷中的主和派政见不和，不但不被重用，甚至还受到排挤和打击，这种“孤危”的境遇使辛弃疾大失所望，悲愤填胸，不平则鸣，蓄之则发，将其倾入词中，便形成了豪放中兼有沉郁悲壮之气。在辛弃疾的性格中，有作为英雄而为词激昂排宕、不可一世的一面，也有作为一个文人情感丰富细腻的一面;故豪放风格与旖旎情韵，亦各尽其能事。稼轩词的丰富多彩和永久价值，便都在这里。稍晚于他的南宋词人刘克庄著《辛稼轩集·序》中评价其词：“大声革堂革答，小声铿金訇，横绝六合”。稼轩词虽以“豪放”著称，却不失婉转含蓄的本色;它以雄健之笔抒发豪放悲壮沉郁不平之气的同时，又葆有委婉曲折、含蓄蕴藉的词质。后世之人对辛弃疾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人王士《花草蒙拾》曰：“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四库全书总日提要》评曰：“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言：“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本文拟对稼轩词的风格作较为全面的分析，以求证其“悲壮沉郁，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

臧甲友
《道德经》中的“自然”及其思想内涵

学术论文

道家哲学构建了以“道”为根本的哲学体系，老子认为是“道”生成了宇宙万物，但是“道”的本性又是什么，那就是更为重要的“自然”的存在。老子为道家哲学的创始人，提出了诸多道家的核心思想与观念，诸如我们耳熟能详的“道”、“无为”、“不争”、“自然”、“气”等概念，近些年老子的政治哲学逐渐为学者所重视。在老子之后，庄子继承并且发展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形成了庄子逍遥自在的新风格。　　纵使道家的核心观念颇多，老子的哲学思想也颇为丰富，但是笔者认为老子的“自然”思想才是老子哲学的最为核心的概念，不论是“道”、“圣人”还是“万物”，都与老子的“自然”息息相关，“自然”是这些核心概念的本性，是这些概念之所以为这些概念的重要因素。相应的，这些核心概念也将老子的“自然”展现出来，让我们更生动具体地了解“自然”这个形而上的概念。　　关于老子的“自然”思想，学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研究老子的“自然”思想，首先要对其概念有明确的认识。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自然”一词，钱穆认为“自然”是由庄子所创造，但其作为名词来讲却始于《道德经》。蒙培元先生指出的:“‘自然’是一个状词而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既然在‘道'之外没有更高的实体存在,那么,‘自然'就应是‘道'的存在状态。”刘笑敢强调，《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自然”“虽然在语法上是名词、是宾语，但基本含意仍然是形容词的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王庆节则从语义探源角度分析《道德经》，第二十五、五十一章展现了“自然”概念积极方面和“自我性”方面的意义;第二十七、二十三、六十四章则涉及“自然”概念的消极方面或“他者性”方面的意义。基于前人对老子“自然”思想的理解差异，本文试图回归老子原文，通过对古籍的考察、对比与研究，挖掘老子“自然”思想的本义，探究“自然”的真正内涵。　　本文对于老子“自然”思想的论述分为四部分，前三章是对《道德经》中涉及“自然”概念的核心章节的古籍校勘、注释比较和思想诠释，第四章是对庄子“自然”思想的解读，也可以说是对前三张分析出的结论的验证，通过对《庄子·内篇》中“自然”思想的解读来证明我们前面论述得到的“自然”是“道”、“圣人”、“万物”的本性的结论。具体来说，第一章是对《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解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自然”是高于“道”的准则;第二章是对《道德经》第十七章、二十三章的解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表明“自然”为圣人做榜样，“希言自然”说明“自然”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第三章是对《道德经》第五十一章、六十四章的解读，“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表明顺其自然的重要性，“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指出了“自然”的行事方式;历来被与老子并称为“老庄”的庄子，作为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自然”思想自然是不能忽略的，第四章就对《庄子·德充符》和《庄子·应帝王》两个章节中的关于“自然”思想的两个重要段落的解读分析和注释的对比，获取庄子对于“自然”思想的理解。至此，逐章逐句分析完文本和注释的异同，便对老子的“自然”思想有了更加广泛而全面的认识。　　正确理解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首先在理论意义上，回归老子原文有助于我们以更正确的视角理解老子的全部哲学思想;其次在现实意义上，正确解读老子的“自然”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在道家语境中的含义，至少让我们明白老子的“自然”思想是具有丰富内涵的，“自然”既不是简单的自然界，也不是广而泛之的“顺其自然”，而是“道”、“圣人”、“万物”的本性，也是人类的本性，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着“自然”的本性。

冯洋
论歌剧《屈原》中的“山鬼”形象

学术论文

歌剧《屈原》是施光南最后一部音乐作品。“山鬼”作为歌剧中的一个角色,她的戏并不多,只有《山鬼之歌》一个唱段,而且还是以“戏中戏”的方式出现的。但如何塑造“山鬼”这一形象却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歌剧《屈原》中的“山鬼”具有性格和形象的多重性。“山鬼”形象的塑造,既要忠实于屈原《九歌》,又要满足歌剧《屈原》剧情的需要,还必须符合楚辞的文化背景,更取决于表演者对《山鬼之歌》的理解和处理。塑造“山鬼”这一形象,表演者必须处理好雅与俗、情与理、华与朴、人与神、出世与入世的关系。这就是既要有“骚”的人文雅气,又要有“巫”的民风俚俗;既要体现出来自楚文化“酒神精神”的放纵,又必须保持基于楚文化理性精神的节制;既要有“骚”的高洁绮丽,又要有“道”的质朴自然;既要唱出人的七情六欲,又要唱出神的灵气和鬼气;既要表现出道家出世的超然脱俗,又要表现出儒家入世的“发愤抒情”。

黄华丽
唐诗宋词中露意象初探

学术论文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探究露意象在唐诗宋词中的意蕴所在，分析诗歌中如何借客观的露表现主观的情意。一、诗人笔下露自身性状表现出的情感意蕴。第一，珠玉之露传达美感;第二，白露蕴涵秋意;第三，浓重之露传达浓烈情感又不乏沉重的感受;第四，湿润之露表现伤感;第五，微晞之露引起多重情感倾向，既有喜悦之情也表现悼念之情。二、露与动植物结合形成的意象的情感意蕴。第一，露与植物结合表现美好情感和衰败的意味，即露与兰、荷、竹、花结合形成意象表现美好情感，露与草结合显示衰败的意味;第二，露和蟋蟀、蝉、鹤等动物结合表现悲伤的情感意蕴。三、露与人联系形成的意象。第一，表明高洁志向和求长生愿望的饮露意象;第二，借朝露日出即晞表现生命短促的朝露意象;第三，将露比泪，露下比作人泣，从而表现伤感和似啼妆之美的泣露意象。

张保远
宋代皇极说研究

学术论文

“皇极”出自于《尚书·洪范》，汉唐时期通过章句训诂形成的主流解释是“皇，大。极，中也”，即“大中”说。宋代的“皇极”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唐“大中”说，同时又在义理阐发上有所发展创新。究其原因，离不开代表着儒、道合流的“无极”、“太极”理论对“皇极”的影响，无极太极之“极”与皇极之“极”同字同义，在朱陆无极太极辨后，朱熹根据对“极”字的理解而形成了人君修身立极的新“皇极”说;同时“皇极”说在宋代的流行和发展，与宋代回向三代的普遍性政治理想以及通经致用的宋学特色密切相关。在《尚书正义》中，“皇极”所包含的核心政治思想，是拟定了具体的教化政策以实现“大中”价值准则的社会化，教化政策同样是宋代“皇极”说中的核心政策，并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着较前代更加丰富的义理阐发，其中包括王安石将先富后教的传统政治思想与“皇极”教化的结合，邵雍建立在“皇极经世”体系上的圣人主导的教化观，（释）契嵩一贯秉承的“儒释道一贯”思想与“教皇极”，陈亮以“君道”、“师道”相结合的教化观，叶适教、治相“合”的教化观，以及陆九渊强调地方政府“承流宣化”的教化观等。《洪范》原文中，“皇极”一畴的首句便是“皇建其有极”，已然强调“建”的政治实践之重要性。宋代的“皇极”说也同样强调“皇极”的实践性，并且还融入了“君臣共治”的时代政治特色和政治文化理念，尤为重视选举官员士大夫，对官僚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在政治系统中的作用予以高度肯定，具体有以“体用”论的维度来解释“建极”的实践性，有以“王道”来强调“建极”，有以功利性来强调“建极”。南宋时期，朱熹将“皇极”说立论在“无极而太极”之上，形成了一种对“皇极”的新诠释，在朱熹看来，“皇极”应当是人君修身立极而非“大中”，其重点在于一“极”字上，是一种通过修身来为天下做标准之意。这一新的“皇极”说在权力观和教化观上都带有两重性，即强化王权和以道统约束王权，以及立极乎上和接引乎下的不同标准要求。宋代“皇极”说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在其理论特色以及理论本身之上，蕴含着优秀又极具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这是在研究宋代“皇极”说之际所能带来的价值启示。

王政
生态美学视野下的屈原赋研究

学术论文

屈原赋的美学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辞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屈原赋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香花香草的意象运用、缠绵悱恻的抒情艺术、弘博丽雅的语言风格等等，都具有特定地域文学艺术的美学特征，同时也是一种人与自然审美交融、和谐共振的生态审美呈现。　　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形成有多重因素：一、楚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并滋养了诗人的审美心灵。自然环境不仅为屈原提供早期的审美对象和审美体验，而且对诗人的整个审美心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二、楚国巫神文化对自然信仰的保留促成了诗人对自然的浪漫主义想象。巫觋文化将“万物有灵”原始自然观保留下来，这不仅促进屈原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也丰富了屈原对自然界的理解。三、《诗经》比兴手法的运用开创了诗歌感发传统的先河。比兴手法从审美主体的感受角度出发，扩展人对自然美的审美知觉，丰富了自然的审美内涵，为屈原赋时期的自然审美奠定了审美基础。屈原赋生态审美的具体呈现方式有两种：一种呈现方式是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另一种呈现方式是虚实相合，人神一体。在对自然生态进行审美时，屈原以其独到的审美把握能力赋予自然物以深厚的象征意蕴，使自然美与人格美、人情美完美结合，构建美美与共的象征体系，体现出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完美契合的生态和谐美。由此可见，屈原对自然的审美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行为，他不仅融入了大胆的想象，更重要的是他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体验，折射出其浪漫主义的自然至美取向和本真的生存态，这些都是富有个人体验的生态审美形态的体现。　　屈原赋的生态审美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在于其对自然的开放态度和审美态度上。前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之丰富性和神秘性的充分接受和内化，由此获得心灵的广阔天地，收获人生之意义的多重寄托，这与现代工具理性下将自然物质化、资源化等一元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表现为诗人对自然美的敏感和推崇，由此获得一种审美的生存状态，这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忽视和破坏形成鲜明的对比。

邓康丽
《史记》《汉书》论赞比较研究——从经学、史学、文学三层面探讨

学术论文

《史记》和《汉书》是两部伟大的著作，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作为二书重要组成部分的史书论赞，是了解史家个性特点与著史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但长期以来，《汉书》论赞常作为《史记》论赞的陪衬面出现，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以《史》、《汉》论赞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和对比研究，从经学、史学、文学三层面展开讨论。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依据历代文论对论赞文体的界定，归纳出论赞文体的几点基本特征，对论赞文体历史源流做了一个回溯，并通过《史》、《汉》论赞的数量统计与分析，证实对比之可行性。第二章从经学层面探讨《史》、《汉》论赞的价值评判标准和用典方式差异，经学对《史》、《汉》论赞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史事的评判标准上，受两汉经学不同风貌影响，司马迁评判史事往往不本一说，班固则基本遵从儒家尺度，用典时，司马迁对儒家经典抱持灵活运用态度，且善于博采众家，班固则无论是用典范围还是方式，都不出儒家经典之阈限。第三章从史学角度考察司马迁和班固论史时对待此时(指西汉)与往时的态度，同为颂汉，司马迁着重从人事角度考察西汉作为一个王朝在历史中的存在意义，班固则以西汉为本位，着力从天命角度证明刘汉具有高贵圣统。《史》、《汉》论赞充分表现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和班固“上下洽通”的历史观，二书通史与断代的体裁差异，在论赞中有所减淡。第四章从文学方面探讨《史》、《汉》论赞的审美价值，史家的个性特征与所处时代文风的不同，使《史》、《汉》论赞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样貌：《史记》论赞语言上富于感情色彩，行文疏落有致，富于气韵，《汉书》论赞语言偏于典雅，长于炼字，行文从容平和。

彭玉珊
苏轼早期书法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北宋书坛的代表书家,其书法成就及影响极大。历来书家及学者多只关注苏轼中晚期的书法风格及作品。对其早期学书经历、书法作品及风格大多一概而论,且各执己见。本文将苏轼早期书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首次出蜀前后,这一时期苏轼楷书主要取法颜真卿,行书主学二王,同时亦受到如苏洵、雷简夫等同时代蜀中书家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行书作品如《奉喧帖》等尚未脱离楷书束缚。第二阶段为嘉祐五年至治平初期,此一时期苏轼书法受蔡襄影响颇大。书于治平二年的《宝月帖》较之前作品更精熟妍美,能明显看到学习蔡襄用笔的特征。第三个阶段为熙宁初期至倅杭时期,此一时期是苏轼早期见闻最丰富的时期。苏轼在此时期的兼收博取与主动尝试融合出新的探索,在其整个书法生涯中都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的作品面貌以钟王为主而参以徐浩用笔,同时本文认为苏轼少年时期并未主动取法徐浩。第四个阶段为熙宁八年至元丰初期,此时期是苏轼早期书法面貌最丰富的时期。书于元丰二年的《北游帖》又参以杨凝式之用笔,已初具成熟时期作品的点画特征。以上早期各阶段的书风演变不是突变的,而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参入或融合不同书家用笔而渐成的。本文认为苏轼早期楷书作品在元丰初期风格即已基本成熟。苏轼早期楷书代表作《祭文与可文》与其中晚期楷书代表作如《赤壁赋》等相较,除点画略瘦外,用笔与结字特征已几无区别。苏轼书学思想中很多重要观念在早期即已形成。苏轼提出的书学观念多与自身的书法实践相结合。如其治平初与子由论书时提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兼融思想。苏轼在提出此书学观念后数年的书法实践中一直努力尝试将不同风格与不同用笔融于一身。苏轼此时期的主动探索为其今后在书法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基础。而苏轼恩师欧阳修,则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苏轼很多书学思想的立论之源都可在欧阳修书论中找到答案。因此结合苏轼本人及历代诸家的相关论述,可厘清其早期书法取法、书法风格演变及二者间关系等问题。本文最后对苏轼早期数件疑伪作品及书写时间不确的作品进行了考述。例如苏轼熙宁倅杭之前不具备出任知州的资序,所以苏轼不会在熙宁倅杭之前主动“请郡”归蜀。因此本文认为历来被考为书于熙宁二三年间的《治平帖》,实际应书于熙宁六年或九年。又如《平远山房法帖》中刻《题文与可墨竹图诗》款署熙宁八年书于京师,这显然不合东坡的生活轨迹,时苏轼初知密州,故此作为伪迹无疑。

张家伟
南宋蒙学教材《名物蒙求》研究

学术论文

《名物蒙求》成书于南宋,作为我国古代常识教学中最值得称道的常识性教材,影响广泛,具有珍贵的教育价值和重要的文学价值。自成书以来,就因其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深受百姓欢迎,后世众多书籍也受其影响。明代朱升把《名物蒙求》与元代陈栋的《历代蒙求》、宋代程端蒙和程若庸的《性理字训》、宋代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合编在一起,称为“小四书”,从而成为蒙学必读书目之一。纵观历代研究,从内容、语言文字、思想角度研究《名物蒙求》的文章极少,专书研究更是没有一篇。本论文将对《名物蒙求》从蒙学教材的角度出发,对《名物蒙求》的内容、体例、用字、用韵、修辞手法和对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借鉴意义进行剖析研究,以此凸显《名物蒙求》语言凝练、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特点。笔者希望本论文的编撰能为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参考,让《名物蒙求》能更加广泛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对初中语文教育起到促动作用。《名物蒙求》涉及天文地理、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生物常识、传统节日、耕种操作、衣食住用等各种自然知识,囊括百科,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名物,易于理解和学习,是孔子《论语·阳货》中“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体例研究上,对联体格式、广泛征引典籍以及物类知识研究是《名物蒙求》在编写体例上特色,尤为称道。《名物蒙求》将南宋期间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较系统地反映出来,让读者对当时南宋词汇文化内涵有更多的了解。在用字情况上,《名物蒙求》全文共2720个字,用字数为1297个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对照,常用字占比75%,可见当时使用的汉字在今天仍旧属于常用汉字,其对汉语产生的影响依稀可见。在用韵方面上,《名物蒙求》采用四言形式,继承唐代李瀚《蒙求》写作风格。四字一句,八字一行,上下两句为一联,共340联,合辙押韵,优美生动。在修辞手法上,《名物蒙求》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对比,还使用反复、设问、反问等修辞,生动形象的为读者介绍各类名物知识,既符合南宋时期重视蒙学教育、重视学生学习心理的时代特点,又摒弃骈文偏中形式,堆砌辞藻典故的缺点,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对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上,针对初中阶段的学生,他们较小学阶段,观察、记忆、逻辑思维等能力进一步发展,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逐步由机械识记向意义识记转化,而集中识字教学相对于分散识字教学而言,即将生字按照字形等归类,让学生在初中阶段更为全面地了解大量的汉字知识,这对于语文阅读方面是大有裨益的;且编排的内容要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吃穿用度再到万物常理,无不有所涉及,开拓学生的视野;中学阶段,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形成的重要时期,此阶段的学生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与可塑性,所以初中教材编写的语言要生动,讲究韵律,通过润物无声般的文化熏陶,给予学生以无形的积极影响,塑造其良好的品格。

孙宇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