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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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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的散文理论、创作及其对苏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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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是北宋古文革新的有力推动者，是苏轼兄弟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但长期以来，在苏轼的光辉掩映中，身为人父的苏洵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对苏洵散文理论及其对苏轼兄弟影响的研究更是薄弱。本文试图弥补这些缺撼。全文在对苏洵的散文理论及其能深刻体现其文论主张的作品进行系统、深入地整理后，进而探讨了其文论对苏轼的影响。这对于深入研究苏轼，乃至深入研究宋代散文，都是很有价值的。本文认为：苏洵的散文理论是在反对繁缛浮靡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涩的“太学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来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了苏洵的散文理论：首先，在宋代文坛“道统”说雄霸天下的局面中，苏洵勇敢地创立了自己的“文统”说，极力主张为文言文;其次，苏洵重视文章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再次，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颖精辟的“风水相遭”说;又次，重视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提出了“事词道法”说;最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文学应“施之于今”。第二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苏洵的散文理论在其创作中的体现：结构上，重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精心构思，布局谨严;语言上，注重修辞在文章中的贴切运用;风格上，苏洵散文除了纵横驰骤、雄辩滔滔的主导风格外，又有委婉曲折、叙说娓娓的一面：主旨上，苏洵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文章着眼于今、期于有用。第三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苏洵散文理论对苏轼的影响：一、苏轼继承了苏洵道的内涵，并提出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命题，解决了如何得“道”的问题;二、与苏洵一样，苏轼重视风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三、从苏洵“风水相遭”说中，苏轼悟出了“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审美理想;四、苏轼进一步论述了创作中的灵感问题，提出“如风吹水，自成文理”的艺术主张;五、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与苏洵一脉相承，主张文学应“有意于济世之实用”。

梁俊娜
视域融合视角下林戊荪《论语》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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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视域融合理论为切入点,对林戊荪《论语》英译本进行探究。论文重点介绍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三大核心概念,即理解的历史性和前见、效果历史、视域融合,并阐述了它们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论文对林戊荪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原文视域、读者视域、译者视域的融合进行讨论,旨在探究该译本呈现出来的特征,挖掘译本可资借鉴之处,以期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典籍英译有所助益。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其一,译本在忠实于原文,保留原文特质的同时,兼顾可读性和时代性,较好实现了原文视域、译者视域和读者视域的融合。其二,为了调和原文视域和读者视域之间的冲突,林戊荪在正文本中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并合理安排副文本。引言中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搭配正文中简洁的脚注,重要词汇索引搭配便携式小册子,使得译本成为一个良好的整体,这有助于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和增加经典阅读信心。

晏若兰
中国古代女子教材研究——以《列女传》、《女论语》和《闺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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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科学并非水火不容，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子教育思想也不完全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女性具有温柔敦厚、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深明大义的优良传统与文化性格，这与传统的女子教育代代相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教育下的结果，因而，古代女子教育值得人们展开研究。　　中国历代学者十分注重女子教材的编撰，这对于传统女子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本文从浩如烟海的女子教材中选择了《列女传》、《女论语》和《闺范》进行研究，分析其蕴含的女子教育思想，探索女子教育及女子教育思想的演进。就三本教材的社会背景来看，《列女传》成书于我国传统社会的伊始时期（西汉），《女论语》编写于我国传统社会的大发展时期（唐代），而《闺范》问世于我国传统社会的末期（明朝）。就教材生成的思想原因而论，《列女传》是儒家正统思想与礼制传承下的产物，《女论语》是儒佛并存、世风开放下的结果，而《闺范》则是心学大起、人欲兴盛之下的约束性反应。就教材编写的个人原因来看，刘向的家族文化及仕途经历、宋氏姐妹的家庭教育及清高气质还有吕坤的济世情怀及女教意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析表明，《列女传》、《女论语》和《闺范》有不同的表述体例、文章风格、时代文化印记和教授对象，作者的性别也不尽相同。从教材内容来说，主要分为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三个方面的仪则规范，教会女子如何处事。中国传统女子教材的特征则有伦理至上、规范明确，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唐宋为界、注重普及，（部分教材）女子自撰、言传身教等特点，都以维护家庭伦理以及政治统治为目的。研究中国古代女子教材，可以发现其中体现的一些女子生活动向：从女子处理家庭内部事务兼顾外部事务到只围绕家庭开展活动;从评价多元到评价单一;从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到迫害严重的礼教束缚。　　研究古代女子教材，分析古代女子教育的一些特性，将会对解决中国当代女性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所帮助，这也体现了古典文献研究对于当今社会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不容小觑的价值。同时，研究中国古代女子教材，分析中国女性自身的特征，有利于现今女性教育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也为当代中国女子教育体系的构建寻求历史经验。

任炜华
至上主义绘画与《道德经》思想一致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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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解析至上主义风格绘画《黑色方块》、《白上的白》、《红色方块》等代表作品同中国历史上首部哲学著作《道德经》中部分哲学或美学观点，发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20世纪东欧前卫艺术的一致性。本文从四个方面发现至上主义风格绘画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致性，从而对至上主义这个外来的艺术风格及其艺术语言进行中式的解析。　　首先从形式上，至上主义的绘画彻底抛弃了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作品中只剩下最为简单的几何图形，简单到没有空间感的正方形其实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形状，长方形是方形的衍伸，圆形是方形旋转的结果，十字架是方形纵向与横向的交叉。这种寓意极致的形态和纯粹的形式，同《道德经》中“大方无隅……大象无形”表达的思想一致。这正体现了“道”的“有限”与“无限”、“有形”与“无形”的哲学思想，两者都是在以有限的形式表达无限的存在，体现出了有限和无线的高度统一。其次从对待色彩的态度上，马列维奇从初期的彩色（包含黑色）上升到更高层面的单纯白色到最终的白色来体现色彩原始本性，以此代表马列维奇追求纯粹表达的思想。《道德经》中的“五色令人目盲”思想表达老子将五颜六色的万物都回归到黑和白的境界，道家最终将色彩归结到了“玄”色—黑色。两者对色彩至纯、至朴、至上的追求表现出了默契的一致性。再次从情感和感受上，马列维奇通过黑色几何形和白色表达了一个唯一的、纯粹的目的，纯粹、至高无上的艺术情感，让绘画艺术呈现出与众不同、表现出纯粹的情感至上。《道德经》中“致虚极，守静笃”所描述的是心灵达到空宁极致后回归本真的最初情感，是在追寻世界的本源或本质时，追求道的“博”、“大”时，产生的淡泊、深沉，空寂、执著的感受。分别表达了情感的至上和感受的至上。最后从精神追求及理想社会上体现的一致性。精神追求上至上主义绘画信仰自己的“神”，不是有形之神，而是无形之神，所表达的神就是至高无上的艺术。老子的精神追求是能够排除一切私心杂念，保持虚、静的心境，从而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至上主义和老子思想在精神上都将回归本体、纯粹的情感表达作为精神追求;在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上，至上主义希望创造出一个被大众理解、政府理解的一个纯白、纯粹的新世界。老子希望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二者都表现出共同的对美好、自然、充满光明的社会的向往。　　通过如上对比分析可以发现《道德经》同至上主义风格绘画都以简约但不简单的形式传达着作者的深邃思想。当我们重拾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道”，深追其思想，竟然发现这部先秦著作与现代主义的诉求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通过至上主义风格绘画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致性，从而对至上主义这个外来的艺术风格及其艺术语言进行中式的解析，让读者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至上主义的艺术风格及其艺术语言，以期对至上主义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有些许启迪。

回凌云
改写理论关照下杜甫诗歌英译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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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杜甫诗歌的英译显得极其重要。尽管杜甫诗歌相当难译,古今中外仍有不少译者迎难而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其中,翟理斯,王红公,宇文所安三人的贡献尤为突出。相比于三人的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及接受的重大贡献,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的专门研究略显单薄。　　本文首次尝试对三人分别收录在《古文选珍·诗歌卷》(1923)、《中国诗百首》(1956)和《中国文学选集:从先秦到1911》(1996)中的英译杜诗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各自英译杜诗的翻译特点。分析发现:三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诗歌题材或主题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对诗意、诗体与诗韵以及文化意象的处理等方面。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投射出一个生活化田园化的闲适杜甫,王红公呈现了一个在孤独静谧中冥想的隐士,宇文所安则通过译文描绘了一个忧国忧民却又常自叹怀才不遇的儒士形象。不难发现,三位译者的译文都是对原文不同程度的改写,呈现给英语读者三种偏离中国传统认识的杜甫形象。　　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家勒菲弗尔主张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加以观察研究,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形式,是最有影响力的潜在力量,能够将某一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同时,勒菲弗尔认为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操控。　　受其启发,本文拟对三位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加以梳理并借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等角度分析译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研究发现,制约译文生成的主要因素为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和诗学中的功能要素主要影响译者对诗歌主题的选择和诗意的翻译,诗学的文学要素则决定译文文学形式的具体呈现。另外,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学造诣以及审美偏好对其自身的翻译活动也有一定影响。

张笑美
古代“东坡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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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剧作家根据苏轼生平经历，结合历代笔记小说的记载，创作出的戏曲作品，可以称之为“东坡戏”。研究东坡戏，需以文本细读、考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厘清与东坡戏相关的诸种因素。从宏观角度，概括出元明清三代各自的东坡戏风貌;对东坡戏主要情节的研究，旨在分析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同一情节在戏曲中的取舍和使用情况;对与苏轼相关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考论，旨在分析人物形象在塑造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点;最后从意象分析入手，归纳出东坡戏中的三个主要意象，象征苏轼的一生，是戏剧手法的高度运用。正是因为苏轼人生经历复杂多变，后世才会敷演出如此种类繁多的东坡戏。只有经过多方面、多角度地仔细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东坡戏的特征。

羊晓华
柏拉图的人与自然的思想及其与老子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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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老子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有许多相同点和异同点。柏拉图理论核心是“理念论”，在对自然的论述甚少，甚至鄙视，对人(灵魂)的论述较多，对二者的关系的论述主要是在其后期，二者的特征集中体现在理念论当中，体现了“分离”的特征，强调真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离。老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较多，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也是老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特征，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但也有分离的特征，即人与道的分离。尽管二者对人与自然的思想略有不同，但对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有着极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作者想通过对两位先哲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方面，在中西哲学里找到一个平衡点，人既要认识自然，又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本文主要进行了柏拉图的人与自然的思想及其与老子的比较研究，以期对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有所帮助。

沈晓武
宋代笔记文字学资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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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是笔记创作的鼎盛时期，由於统治者推行崇文轻武政策，宋代学术气氛活跃，为宋代笔记文写作创造了有利的人文环境。随着苏轼、王安石等名士加入笔记文写作的队伍，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笔记专着。相比前代，宋代历史琐闻类以及考据类笔记得到了很大发展，学者的学术思想理念折射於其中，具有较高的语料价值。宋代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文字学资料，反映了宋代文字学的发展情况，如“右文说”等新观点的提出，金石学等新的研究领域的兴起。因此，对宋代笔记中的文字学资料加以整理和研究，有利於深入了解宋代古文字学的发展状况，这对於汉语史的研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本文对整理的宋代笔记文字学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文章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绿由及意义，介绍了宋代笔记文字学资料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方法。　　第二章主要总结宋代笔记的文字学研究价值。具体包括宋代笔记的语料价值以及对文字发展若干规律的认识。　　第三章主要对宋代笔记中有关文字整理的资料进行述评，包括异文整理、省文和字形辨误三个方面。　　第四章是对宋代笔记中关於文字结构探讨的资料进行梳理研究，具体包括六书理论、右文说以及以义解字。　　第五章是对宋代笔记中的有关宋代字书评介的资料进行梳理和述评，包括正字学专书评介、金石学专着评介和王安石《字说》评介。

于志建
庄子人生境界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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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从哲学、文学、绘画、书法等等领域都可以觅到他的影响。不仅如此，庄子还在人格上塑造了一种永恒的魅力。本文以冯友兰、唐君毅、宗白华等人有关人生境界的现代理论为导向，结合自己的认识，系统地探讨了庄子的人生境界。首先，以庄子本人的行为为突破口，指出这是庄子人生境界在现实生活中的有限体现。对于庄子“不经”的个性，本文称为庄子风度，此种风度深植于社会土壤，由此揭示出庄子开创人生境界的时代背景。接着，本文开始转变角度即从庄子的外在世界转向庄子之内在世界，来阐述其人生境界。对于早已逝去的哲人，内在世界固然反映在他的思想中。关于庄子的人生境界思想，本文力图上升到理论深度去加以论述，从而形成了庄子的宇宙意识与生命悲情、庄子对主体客体的超越、庄子有限而无限的心灵境界等几个理论，对它们分而述之，又合而为一。这些理论的共同本质都是庄子对宇宙人生的觉解。不能觉解，心如浊水，亦就无从谈所谓境界。最后，本文再从内在世界之完满必推及外在世界的观点出发，讨论了庄子人生境界中必然存在的审美创造。同时，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永不同一性，加剧了庄子对外在世界的抗议，从而导致其悲剧的人生态度，希望以大梦大觉的方式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李秀华
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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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在清代中兴，传统词学至晚清而集大成，“晚清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则代表了这一时代词的创作及词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与王、朱、况相比，学术界对郑文焯的关注远为逊色，而这主要是由郑氏词学研究的材料散佚零乱所致。有鉴于此，本文从蒐集郑氏词作及词学批评材料入手，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对郑文焯的词与词学作较为深入的研究。纠正以往研究中的错误，全面展示这位清季词学大家的成就，扎实推进清代词学研究。　　对郑文焯家世、生平及交游的考察，以往的研究往往一带而过，以讹传讹之处颇多，特别是在郑氏旗籍、官职、寓吴年数这些关涉其生平的重要问题上都有错误表述。因此本文首先即对郑文焯家世、生平、交游详加梳理。确定郑氏属内务府正白旗，他并未担任内阁中书之职，其寓吴年数也不足四十年。同时，本文还细致考察了郑文焯的文学交游，以期能够立体展现这位词学家的词学渊源、词学活动及对后辈的影响。　　对郑文焯词学著述、词集文献的考察也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通过多方爬梳，本文从词籍批语、论词书札、词籍　　序跋、校议、录要等方面对郑氏词学著述加以详察。对于其词集文献，则重点关注新见的诸多词集稿本，并考论其于郑氏创作及词学研究之重要价值。　　就词作的具体研究而言，为了全面、真实的反映郑文焯的创作情况，本文依据所见郑氏词集稿本，将其创作历程分为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樵风乐府、苕雅五个时期。对于每一时期词作的考察，本文密切联系郑氏的词学活动及时代形势，以词为主，词、史相证，考、评结合，以期深入揭示郑文焯的情感历程及词风的演进变化。对于郑文焯词的艺术特征，本文从格调凄异、词境清冷、字声谨严、字句精炼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展示其创作个性及艺术追求。　　郑文焯的词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依据郑氏词学文献的不同侧重将其词学研究分为词籍校勘、词体研究、词学理论与批评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　　晚清之时词籍校勘开始兴盛，郑文焯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认识到校词与校经史的差异，反对妄校与昧于裁决。在校勘过程中不仅关注字、词讹误，还着重考察词集名称与版本流传。他在校勘实践中又有诸多异于他人之处，如把校勘与评论结合，详细考证本事，依律校词，阐扬入声字，这也成为其词籍校勘的特色之处。郑文焯的词籍校勘实可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学之股肱。　　郑文焯的词体研究体现在对词律、词韵、词乐三个方面的考察上。他不拘泥于前辈词学家的论定，对宋名家词作在词调、分片、句读、字声、叶韵等方面有颇多创新之论，还敢于对号称绝学的词乐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宋词名家入声字运用的发现以及宋词叶韵“在声不在韵”主张的提出，体现了清代词体研究在晚清的深入发展。　　郑文焯的词学渊源于受浙西词学熏染的吴中词学，作词之初即对姜夔“清空”词风有着深切体认。随着认识的深入，他又完全接受了常州词派张惠言“比兴寄托”理论，并吸纳了周济“无寄托”的词学思想，将“寄托”与“清空”融合，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空寄托”之说。“清空寄托”既追求词作中的深情“寄托”，又强调这种“寄托”以“清空”的形式出现，即词情出于空灵浑化。在创作与批评上，郑文焯均以“清空寄托”为标准。如其秉此标准对宋词名家——柳永、苏轼、周邦彦、姜夔、吴文英的独特论析，无不体现了晚清宋词学研究的进步。

杨传庆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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