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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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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荒诞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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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它表达的是我们在生活中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类对这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当面对不同的现实范畴时，会有不同的荒诞，而任何事物也都有可能被“召唤”到荒诞的台前，被扯掉看似“和谐”的外衣而裸露出隐藏其中的“混乱”与“分裂”。任何时代之下，每个国家之中，作家们都有可能将这种带有批判和解构性质的“荒诞”注入自己的创作世界中。　　关于庄子的荒诞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荒诞的体验广泛的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荒诞的体验并不局限于某一历史文化时期内。古今中外，始终都存在着荒诞的踪迹。我国古代的“荒诞”，除了不真实，不近情理，没有依据，虚妄不可信等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古代志怪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关于“荒诞”的表达系统，这主要体现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之中，他以对个体生命、生存的观照为出发点，从个体诞生之无根与偶然性，存在之负累性，形体之残丑，人生之梦幻等方面进行展示;同时也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疏远冷漠、仁义礼乐文化等方面扭曲异化。其次，庄子的荒诞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现实中，既有个人贫穷窘迫道德生活的挤压，也有“亡国之余”的夹缝生存，以及当时社会频繁的战争、统治者的残暴等。另一方面，就个体自身而言，道与言的悖论、时与命的限制不免都为荒诞世界的建构增添了一抔土。再次，为达到对荒诞图景的描绘，庄子选择了“意生尘外，怪生笔端”的艺术手段，从寓言的言说方式、时空的错乱安排，变形的形象塑造等对其进行了别样的描绘。最后，面对荒诞，庄子也选择了一种不同于世俗的解决方式——以荒诞对抗荒诞。面对荒诞世界，庄子以道作为最高范畴与境界，提出“体道”，“心斋”、“坐忘”、“无用”等，但这些方式何尝又不是“荒诞”的呢？而庄子所有不过是在着荒诞世界中追求一种诗意的栖居，逍遥的生存而已。

赵康
洪迈《夷坚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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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由引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　　引论包含对《夷坚志》及作者的基本情况等的介绍。　　正文共六章。第一章探讨《夷坚志》的基本情况。包括《夷坚志》各志的写作时间、各志的写作过程和《夷坚志》版本概述。《夷坚志》各志的写作时间可根据现存《序》以及《宾退录》所引《序》推断;《夷坚志》的写作持续了六十年时间，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洪迈的生活经历影响到了《夷坚志》的故事内容，因此把《夷坚志》的写作与作者的经历结合起来探讨是必要的;由于《夷坚志》散佚的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本文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调查，阐述了《夷坚志》的版本情况。　　第二章分析《夷坚志》故事的内容特点。包括《夷坚志》对人性的丰富表达，《夷坚志》故事内容的趣味性，《夷坚志》故事对世俗生活的偏好三节。《夷坚志》描写了人的各种欲望，表现了丰富的人性。《夷坚志》的故事内容注重趣味性，淡化了说教功能和故事的怪异色彩。《夷坚志》描写了市井小民的生活，又注重从民间搜集故事，故事呈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偏好。　　第三章总结《夷坚志》的艺术特色。包括《夷坚志》对唐传奇艺术特征的借鉴和超越，四六骈文对《夷坚志》艺术风格的影响，<夷坚志》改编故事的艺术倾向，《夷坚志》对细节的重视四个部分。《夷坚志》注意学习唐传奇的叙事模式，并在艺术成就上进一步提高。洪迈擅长四六骈文的写作，长期运用四六形成的作文习惯影响了《夷坚志》的写作风格。洪迈在引用别人故事时，又重新进行了润饰，体现了自己的艺术倾向。《夷坚志》重视细节描写，形成了细腻的艺术风格。　　第四章探索了《夷坚志》的思想基础，即初步探索了洪迈的思想，包括洪迈的政治观，洪迈与朱熹思想上的冲突，洪迈的人生观以及影响洪迈的人物。洪迈在对金政策上有独到的见解，政事上具有惩恶和矜赦等政治观点;洪迈和朱熹存在着思想及文章见解上的分歧;《夷坚志》还反映了洪迈宿命论的人生观和知足惜福的人生态度;另外，第四节还探讨了苏轼、张九成等对洪迈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评价了《夷坚志》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其对后世的影响。包括史传文学对《夷坚志》的影响，《夷坚志》在志怪小说领域的新发展以及《夷坚志》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洪迈阅读了大量史书，并曾经撰写史书，这种经历影响了《夷坚志》的创作。《夷坚志》受到了前代志怪小说的影响，又在表现内容和创作方式上有新的发展，它从志怪的角度来表现自己对故事人物的褒贬。《夷坚志》对后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戏曲两个方面。此外，《夷坚志》发生影响的地域因素也受到了关注。　　附录含洪迈交游情况，著作情况，《二刻拍案惊奇》引用《夷坚志》故事补充三部分。

张文飞
苏轼《和陶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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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理想坠入泡影的苏轼却在人身的沉沦中张扬了野性自由的精神，在历史的尘雾中重新发现了陶渊明，并引为旷古知音。陶渊明也幸运地由于苏轼一百二十多首的《和陶诗》的创作及评议，得以摆脱其纯粹隐士的面目，并从此岿然站在了中古诗学史的最高峰。本文运用现代解释学的方法阐述了苏轼带着他独特而深沉的人生阅历与诗性哲思浸入了对陶渊明的全面体验，历史的际遇使这两个相距六百年的伟人在百余篇《和陶诗》中得到了精神的相交，才气横溢的苏轼诗性地阐释、并重新建构了陶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也在无意中消解了陶渊明，从此，陶渊明是以苏化的面目在文学史上流传至今。《和陶诗》乃苏轼以“我”与“你”的主体间性的姿态对陶渊明理解与对话的产物。苏轼《和陶诗》诗的开创价值自是功不可没，并引发了后世绵延不绝的和陶诗的创作，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杨玲
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视角研究《道德经》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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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翻译通常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一种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文化融入翻译过程之中，苏珊·巴斯奈特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处理，而是文化内部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对等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对等。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推进了翻译研究迈向新的台阶。《道德经》一书既是道教的哲学经典，又可堪称卓越的文学佳作，令无数的国内外读者为之着迷。本文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拟对《道德经》两个英文译本中的文化翻译进行对比研究。文章选用的两个《道德经》英译本分别为阿瑟·韦利和辜正坤所著，二者来自不同国家，处于不同时代。作者认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将会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文创造性地将《道德经》中体现的文化分为三类，即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为指导，对三个类别的文化翻译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作者得出以下结论：阿瑟·韦利的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而辜正坤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策略。两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其翻译动机以及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阿瑟·韦利致力于实现“历史性翻译”，而辜正坤力求译本能够为中外读者所能理解。

张月贤
庄子、屈原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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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庄子和屈原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精神影响着后世无数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有着高尚的品格,而且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庄子的散文汪洋恣肆,屈原的诗歌浪漫哀怨,开创了论辩散文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给后世文人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流露出对生命的哲思,对“天”的探索,高洁的理想,浪漫的风格,对乱世的愤慨,决定他们了他们的文学作品有着相似的美学风格。但是作为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他们又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理想追求,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致了他们文学风格的不同。生命意识是一部文学作品活的灵魂,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影响着文学风格的形成,同样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生命意识是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作家思想情感和文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志熙先生在《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里,从生命本体角度和生命价值角度解释生命意识的内涵。生命意识包括生命本体意识和生命价值意识,生命本体意识是生命意识的直接展现形式,包括生存意识和死亡意识,即个体生命对生和死的直接认识,从中所产生的情感欲望;生命价值意识是生命意识的价值内涵,包括生死观、理想意识和时间意识,生命价值意识主要表现为个体生命对于生命应有价值的思考和把握。庄子和屈原都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纵观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有关于生命的深刻思考。庄子生于战乱四起的宋国,屈原生于动荡不安的强楚之地,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相似的生命意识。首先,庄屈都怀疑现实人生,他们都生活在乱世,都清醒地看到了这个浑浊的世道,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两者都有勇于批判现实的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庄屈开始觉醒,他们不仅仅停留于批判,而是以实际行动反抗现实的压迫;其次,庄屈都追求更高的生命价值,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庄子追求哲人之自由,屈原追求诗人之自由。他们都有着文人的清高自傲,重视人格尊严;庄屈在作品中都流露出“哀民”、“激愤”、“孤独”的思想感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生命孤独的思考,对乱世的激愤。作为不同的生命个体,庄屈又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所以他们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意识。庄屈二人有着不同的生存意识,二者追求不同的生存方式,庄子清静无为,屈原向“美”而生;二者有着不同的死亡意识,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庄子“生死齐观”,屈原“舍生取义”;二者有着不同的理想意识,庄子崇尚自然,屈原坚持美政。二者有着不同的时间意识,对于自然时间和宇宙时间的感受不同,庄子向往永恒,屈原恐惧短暂。庄屈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命意识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首先,二者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庄子生于战乱四起的宋国,屈原生于强楚之地;其次,二者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庄子生活贫困,一生淡泊名利,屈原身为贵族大臣,忠君爱国却屡遭流放;二者有着不同的文化人格,庄子是一个贫寒知识分子的形象,率性旷达,屈原兼具政治家和诗人,清高自傲,忧国忧民;二者思想根源的不同,庄子师承老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屈原则更多地接受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熏陶。庄、屈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人产生了交互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士人在庄子避世和屈原入世的行为中折衷;士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引庄子、屈原为知己;士人以“庄子式”的心态实现“屈原式”的理想。总之,生命意识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庄子和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对“生命”这个命题讨论得比较多的文学家,他们作品中流露出明显的生命意识,支撑了作品的骨架,庄屈分别受到外在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影响,其显示的生命意识又具有明显的区分性。厘清庄屈作品中的生命意识,有助于拓展庄子、屈原比较研究范围,更好地赏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生命魅力。

石清
《古今谭概》笑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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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明代中后期的笑话集,《古今谭概》以其丰富的内容、诙谐的语言艺术、巨大的编纂工作著称于世,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然而,人们较多地关注于冯梦龙的“三言”,而对《古今谭概》的研究甚少。因此,通过本篇论文的写作,力求对《古今谭概》的成书背景、版本流传情况、人物塑造艺术、体例编排艺术、结构情节艺术、讽刺艺术及其地位和影响进行相对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以期进一步加深世人对《古今谭概》笑话集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为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考察《古今谭概》研究现状,包括收录与整理状况、《古今谭概》与《古今笑》的先后问题、编辑研究、对冯梦龙笑话理论的研究以及对“笑话诗”的研究,对《古今谭概》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总结。　　第二部分,《古今谭概》的成书背景与版本流传情况。成书背景主要从社会环境和作者的人生经历两方面考察,版本包括古版本和今版本。　　第三部分,《古今谭概》的人物塑造艺术。针对出现次数比较高的人物,如苏轼、武则天、晏婴等进行人物的立体分析,呈现人物复杂立体的形象。　　第四部分,《古今谭概》的体例编排艺术。　　一,分类精细明确,主要从部卷之间及篇目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突出“精细”的一面。　　二,评论简洁精当,如形式灵活多样、与文本紧密结合的特点、蕴含作者强烈情感的特点。　　第五部分,《古今谭概》的结构情节艺术。　　一,结构短小精悍,主要体现在它所用的方法:归谬法、重复法、推理法。　　二,情节迂回曲折,主要从违反生活逻辑和违反客观规律两方面进行论述。　　第六部分,《古今谭概》的讽刺艺术。首先是语言的讽刺艺术,主要有夸张、双关、妙语等。其次是它的讽刺艺术价值与社会功用,包括破愁解颐、讽刺批判、散布教谕。　　第七部分,《古今谭概》在笑话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首先表现在推动了笑话书的编纂,其次是成为了文白小说交流融合的纽带桥梁。　　第八部分,结语。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分析《古今谭概》此前未引起重视的原因,并对其研究前景进行展望。

郭建萍
试论历代诗人对《庄子》的创造性接受——以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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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引人瞩目,也是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一部作品能成为经典,是作品固有的魅力所在,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一部作品的流传史实际上就是它被历代读者阅读和接受的历史.但是传统的《庄子》研究,多以作家作品为研究重点,在提到《庄子》对历代文人的影响时,常常将读者的接受置于被动的地位,忽略了读者在阅读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应该有一代之《庄子》,诗人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主体.本文从历代诗人中选取了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和宋代的苏轼三位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借鉴接受美学从读者出发进行文学研究的方法,从考察三位诗人的哲学思想、人生思想、艺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等方面入手,把握他们对庄子其人其书的创造性接受特点.这样不仅可以总结古代诗人接受《庄子》的特点,而且在追寻诗人们接受《庄子》的历程中,了解接受《庄子》对历代诗人文学创作的意义,更好地把握《庄子》的文学价值、艺术魅力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全文共分三部分:引言、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有三章.引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庄子》的研究概况、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和运用接受美学研究《庄子》接受的意义以及选取陶渊明、李白、苏轼为代表研究历代诗人创造性接受《庄子》的原因.第一章:会《庄子》之意的陶渊明.本章主要从接受背景、接受表现、接受特点等几个方面阐述了陶渊明对《庄子》的创造性接受.第二章:传《庄子》之神的李白.本章主要分析了李白对《庄子》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两方面的接受与发挥并总结了他最传庄子之神的接受特点.第三章:入《庄子》之境的苏轼.本章主要从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文学创作实践、人生模式等方面分析了苏轼是如何创造性接受《庄子》的.结语:主要对三位大诗人创造性地接受《庄子》作了系统的总结并揭示了研究历代诗人接受《庄子》的现代意义.

解桂芳
《左传》中反映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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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具有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特点，史传文学《左传》亦不例外。本文试从《左传》的道德思想出发，研究其反映的理想人格，即民族精神。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序言简要回顾二十世纪以来《左传》道德思想研究状况，从《左传》的成书过程简要阐述《左传》作者的思想倾向。第一章首先确定民族的产生是地域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在地域上，是以中原诸夏族为中心，融合东西南北四方，即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组成的;文化上，是在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兼容并蓄的复合体，其形成大概在春秋时候。其次简述民族精神的概念，其形成的影响因素是上古典籍、古代圣王、儒家思想。第二章阐述春秋时期的礼及《左传》中的道德观思想。1、礼，是宗法社会的一种道德和行为的规范。《礼记·乐记》云：“礼者，天地之序也”，这种规范实质是效法天地有序而实现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序。但随着春秋社会的流动，仪式化的礼受到质疑，理性与道德参与其中。表现在《左传》中，礼分外延与内涵两部分：外延：一切仪式;内涵：内在德行。“有礼”、“非礼”的评价一部分指仪式;另一部分则就德而言，后一种在《左传》中更为重视。2、《左传》中贯穿着道德史观。比之天命史观，这种用道德兴衰解释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观，无疑先进不少。并且在此过程中，还塑造了一批具有理想人格的杰出的卿士大夫。第三章阐述后来定型为民族精神的理想人格在《左传》中的具体表现。分别为“以孝为先”、“仁爱厚慈”、“诚信知义”、“深沉的爱国意识”、“谦让不贪”、“克己俭廉”“修己求慎”、“正直勇毅”。这些品质是春秋时德行的范畴，也是衡量有礼的标志。第四章民族精神是形而上的，有着高度的哲学品格;同时又是形而下的，体现于一些杰出人物的行为之中。《左传》中塑造了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完美人格的卿士大夫，分别是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郑国的子产、鲁国的叔孙豹、宋国的子罕、楚国的子囊。他们都是春秋时期完美人格的化身，理想人格的典范。通过他们反映了《左传》中的民族精神。这些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出现在襄公、昭公时期。再简略分析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如此多杰出人物的原因。结语简述当下研究民族精神的意义。现今社会，传统文化渐衰的现象不容忽视。随着弊端的渐露，人们开始重视继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史传文学《左传》以史为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因此，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康宁
以阐释学视角对比研究《道德经》泰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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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蕴含着老子深刻的哲学思想,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孜孜不倦地对《道德经》进行翻译研究。由于《道德经》短小精炼,意义深广、内容丰富,从古至今有很多学者为其注疏无数,译者们在翻译这部中华经典时往往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阐释,表现出极大的译者主体性。近几年来学者们从各种崭新的角度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其中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观点及翻译四步骤为研究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提出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泰国翻译《道德经》的历史已有50多年,先后出版了28版泰译本,笔者挑选出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泰译本,应用斯坦纳的阐释学观点论证了译文中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全文共分五章,如下：绪论陈述了问题的来源以及重要性、研究目的、文献综述、相关理论、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道德经》的泰译史对《道德经》在泰国的翻译历史及相关信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简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并对《道德经》泰译史进行了划分,总结各翻译时期的特点;第三章：译者的主体性本章主要提出本论文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介绍国内应用斯坦纳阐释学研究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果,提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风格之间的区别,并分析译作中两位译者独特的译者风格;第四章：以斯坦纳阐释学理论分析《道德经》两本泰译本中译者的主体性通过斯坦纳阐释学翻译四步骤“信任、吸收、侵入、补偿”对两本泰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不同角度举例论证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存在。在“信任”阶段分析译者翻译《道德经》的动机及所选择的中文版本。在“吸收”和“补偿”阶段分别从文化、前理解、审美等角度分析两个译本所显示出的译者主体性。最后在“补偿”阶段分析译者使用何种补偿手段使原文和译文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第五章：总结和建议总结论文内容,提出研究《道德经》泰译本的其他角度以及译者在翻译中国古籍时应具备的条件。此外,还提出了笔者对于中国古籍翻译的建议。

张昌慧
《道德经》英译本的哲学阐释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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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道教著作。老子通过《道德经》传播了他的道教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德经》从第一个译本1968年的诞生到现在已在国内外产生了130多个译本。广受世界读者的好评,是继《圣经》后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传统的对《道德经》英译本的翻译研究强调规范性,侧重于文本之间的比对,试图找出翻译中语言转换的规律。这种研究方式难免限于文本内的研究框架。因此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对翻译研究和实践来说意义重大。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从规范转向描述,这次转变对翻译研究的意义重大。描述性研究不在于评价译文的优劣,而在于陈述一种事实和翻译现象。而且目前国内外对《道德经》文本翻译分析的文章很多,但是从哲学阐释学角度出发的却十分有限。本论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以阐释学的视角,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对《道德经》三个英译本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不断出现复译现象的深层原因。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论文找出了用阐释学来指导翻泽的不足之处,以及作为译者的我们应该如何取长补短,为中国古典著作的传播做出贡献。论文首先论述了前人在《道德经》英译本上的研究成果,进而陈述此项研究的重要性以及采用的方法论,接着论文通过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研究三个英译本,论证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命题,并阐述了两次视域融合为特征的翻译的一般过程。伽达默尔指出译者既是读者也是阐释者,因而必然有其特有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的融合”,这种“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的融合”的差异是导致不同译本出现的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来看,不同译本的出现是由于《道德经》的文辞特点和微言大义给译者造成的阅读障碍。最后,通过从阐释学角度研究《道德经》的三个英译本,一方面本论文指出了用阐释学来指导翻译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希望通过分析能启发译者：“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的融合”是一种客观存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对二者加以利用,来更好地理解原文、产出相对忠实的译文。同时,论文也希望能启发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能狭隘的理解阐释学的翻泽策略,他所强调的内容远不止对原文的准确理解,正如《道德经》的翻译,其艰辛和复杂的翻译过程不亚于一项科学创造。而且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古典著作更是其中的瑰宝,作为译者我们理应为其传递做出应有的贡献。

梁正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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