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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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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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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却对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徐复观明确将其对庄子的研究成果称之为“庄子的再发现”。对“庄子的再发现”，意味着他对庄子有过两次“发现”。能称为“发现”的东西，必定是前人未曾发现的;能自称为“再发现”，必定是前后两次的“发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只是一般性的深化而不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徐复观严谨的学术态度，他是不会冠以“再发现”这么抢眼的标题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把徐复观前一次对于庄子的“发现”称为“初发现”。徐复观对庄子的“初发现”到底发现了什么？“再发现”又发现了什么？两次的发现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发现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本文认为，徐复观对庄子的“初发现”，即发现了庄子在继承老子之“道”的同时已悄然将老子之“道”由客观性的“道”改造成主观性的“道”，把老子形而上性格的“道”向下、向内落实为了虚静之“心”。庄子虚静之心出，而道家始能在人具体的心、性之上安置人生价值。徐复观以人性论为特定问题，厘清了庄子对老子人性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脉络，创造性地阐发了庄子的心的概念，并拓宽了由老子而来的人生境界。　　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是在“初发现”庄子虚静之心上进一步深入，发现了庄子虚静之心实为西方所谓“艺术精神”的主体，是西方所谓“艺术价值”的根源。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否定自然阶段中自然界的束缚，回复其自身，是其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绝对精神通过艺术、哲学、宗教三种形式认识自己。徐复观对于庄子的“再发现”，实质上就是在庄子中发现了艺术的哲学与艺术的人生。　　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从中国传统的心性论上开出了中国的艺术精神与美学思想，挖掘出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价值。徐复观将儒道两家统摄于心性论层面，使心成为道德、艺术的主体，成为中国文化根源之地。这为中国文化中儒家与道家、仕与隐的关系给出了很好的解释说明。并且，在这个根源之地，无主客的对立，无个性与群性的对立，个人人格完成的同时，就兼含了对宇宙（自然）、社会的涵融，这正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不仅确立了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拓宽了历代庄学研究的面向，而且还从学说思想根源处对庄禅作了区分。徐复观对庄子的“再发现”，在学术思想史上实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林梦佳
东学西渐译道德——以《道德经》理雅各、韦利、刘殿爵三译本为例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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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著作,其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千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从明代中西方文化交流,《道德经》就开始了它的海外之旅,成为被翻译得最频繁、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现在已经有近一百多个不同的英译文本。在《道德经》英译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存在融合与对抗,这直接影响到译文的准确与否。　　本文选取了三个较有代表性的译本,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和香港汉学家刘殿爵的《道德经》英译本为素材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他们译文中的相同与不同之处,重点研究他们对《道德经》核心概念的理解与翻译,通过比较寻求差异,以此了解他们对《道德经》以及中国文化的认知水平,总结中国古代典籍外译的一些方法原则,以期推动《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传。

郝国栋
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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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初为遣兴娱宾之作，内容多通俗易懂，尚无需用典。至晏欧诸公之词，才稍引用前人诗句入词。自张先至柳永，慢词兴起，词中用典逐渐增多。苏轼大量以诗为词，周邦彦亦极尽化用之能事。词中用典，发展至辛弃疾便产生了新变。稼轩用典的新变之处在于能在词中大量化用古典，其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已达出神入化之境。　　本文从三个部分探讨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新变。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北宋以来的词坛大家的用典概况，重点论述的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在北宋前期，以晏欧为例;北宋中期，以苏柳为例;北宋后期，则以秦观、周邦彦与贺铸为例，分别探讨各自的用典特色及化用儒家经典的情况。　　第二部分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论析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大量化用。首先对辛词化用儒家经典进行了具体的统计，从总体上对辛词化用儒家经典有大致的认识。然后依据辛弃疾的人生经历，将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并加以具体分析，从内容上把握辛词对儒家经典的化用。接着探究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方式，按化用其意、反用其意、暗用其意、集句成词四部分，分别加以论述。辛词中大量化用儒典，其作用在于使其词言之有据，寓事于理，借典明志。　　第三部分探析辛词化用儒家经典的文化背景。时值儒学复兴、理学兴盛之际，辛弃疾又与朱熹等理学大家交好，故其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词中大量化用儒家经典。

陈庆霞
诗学视角下古典诗歌英译研究——以杜甫的“登高”及其四个英译文为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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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半叶，翻译研究界出现文化转型。世界级翻译理论家不再致力于文本之间的语言转换，文化派翻译理论旗手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文本翻译的几个主要因素：意识形态，专业人士，赞助人和主流诗学。他将“诗学”解释为“文学观念”的别称，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二是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Lefevere，2004)。即诗学特征和诗学功能。诗学特征即文本的文学手法、文体、主题、原型人物、情景与象征。诗学功能即文学性，是文学在社会系统中所承担的作用，主要是文学的社会功能，审美规范功能和道德规范功能等。勒菲弗尔的诗学原理更适合于诗歌翻译研究，源于诗歌有着最具代表性的诗学特征和诗学功能。本文从微观音乐性，意象，意境三个代表性诗学特征和宏观社会功能，美学功能，道德功能三个主要功能方面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英语诗歌的诗学特征和诗学功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杜甫的七言律诗“登高”的诗学特征和诗学功能。以诗学原理为依据，从音乐性，意象，意境三个诗学特征，社会功能，美学功能，道德功能三个诗学功能方面对比分析了“登高”的四个英译文，找出最符合英汉两种诗歌诗学特征和诗学功能的译文。　　最后得出结论，原文文本的诗学特征可在目标语文本中找到相同诗学特征而得到转换(以许渊冲的译文为代表)，译文文本中没有的诗学特征可通过诗学功能对等进行诗学特征补偿(以朱纯深的译文为代表)，译者诗学参与了文本翻译（以许渊冲译文为代表），目标语诗学参与了文本翻译(以朱纯深译文为代表)。

米亚宁
从释义论看李白诗歌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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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绵阳科技城建设和发展，绵阳越来越重视文化强市战略，决心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其中，“李白文化”作为绵阳的文化名片，有其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近年来，先后举办了一系列相关活动，为绵阳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对外交流搭建了平台。李白作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飘逸豪放、想象瑰丽、个性鲜明，极具代表性。在“李白文化”的交流和推广过程中，对其诗歌进行口译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如何对中国古诗词进行口译，一直是口译员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专业口译理论当中，释意理论学派无疑是各种口译理论当中的领军者，它强调口译当中的意义传递，而不是单纯的字面意思翻译。在李白文化的交流和推广过程中，重在对其诗歌意义的传递及丰富意境的表达而非专门的诗歌翻译学术研讨，基于此，本文笔者聚焦于释意理论在李白诗歌口译中的应用，选取李白诗歌中的经典诗句为例，从释意理论和诗歌口译的特点出发，运用释义理论中相关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例句进行口译译本探讨，并与经典的笔译译本相对比，强调诗歌口译与笔译的差异性。　　本文试图通过运用释义理论对李白诗歌进行的口译研究，探讨如何准确恰当地用外语向世人表达其诗歌中的意义和意境精髓。同时，为跨文化交际中传统文化的口译提供一些参考，达到既能保证口译质量，又能在跨文化交流中恰当地弘扬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重要目的，从而促进地区特色文化的推广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佘洋燕
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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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分国纂略》是清初一部独具特色的《左传》古文评点本，成书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此书是几社名士卢元昌在七十四岁时编纂而成，以其独特的体制、时文笔法等，对当时的科举学子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左传分国纂略》进行系统观照，尽可能全面呈现它的风貌。　　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左传分国纂略》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此书虽然具有文学、文献学、评点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对它的关注还显薄弱，此项研究有比较广阔的空间。　　第一章探讨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的成书背景。此部分主要从时代风潮和个人经历两个方面展开。从时代风潮来看，明清明道经世之风、清代科举之需、明代评胡氏之风对《左传分国纂略》的成书有很大影响;从个人经历来看，卢元昌前期参加几社、后期丰富的交游与著述、多年的选政经历均有助于《左传分国纂略》的成书。　　第二章探讨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的编排特色和选录特点。卢元昌是在方岳贡《历代古文国玮集》的启发下作《左传分国纂略》。该书对《历代古文国玮集》的体制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一方面，《左传分国纂略》沿袭《国玮集·左传卷》的选文内容，另一方面又易编年为国别。在选录方面体现出“不以繁节，不以简置”，国别之下再行编年的特点。　　第三章探讨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的评点方法。第一，《左传分国纂略》在评点中大量使用以史证史的评点方法，以古鉴今，表现卢元昌的政治理想;第二，《左传分国纂略》引诗文进入评点，代作者言，文史互证，以情动人;第三，《左传分国纂略》中引入胡《传》评文等，以加强自己的说理。　　第四章探讨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的时文评点特点。因受科举时文的影响，《左传分国纂略》所评皆以论文为主，多采用时文笔法评论文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点特色:一是抓文眼解文义的评点路径，二是偶句奇出的评点句式，三是重起承转合的评点倾向。　　附录中的“本文所引卢元昌《左传分国纂略》评点汇录”，是论文写作的基础。笔者已完成《左传分国纂略》的全文点校，共计二十八万余字。因篇幅原因，目前附录仅收录与论文正文中引用的相关内容。　　结语部分主要论述本文的价值及不足。

张秋菊
湛江市文章湾村“年例”妈祖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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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是粤西湛江、茂名两地独有的民俗活动,每年正月至二月期间以村（庙）为单位自主举行,是以驱鬼、祭祀、消灾祈福为主题的传统节庆活动。目前学界对年例的研究甚少,有关年例的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探讨也是凤毛麟角,而关于年例用乐的调查几乎空白,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一笔带过,纰漏甚多。故此文旨在以湛江市文章湾村的年例活动为案例,重点介绍年例中的祭祀仪式及其中音乐,希望通过对祭祀仪式的分析深入了解粤西“年例”民俗。而文章湾村的年例祭祀是以天后妈祖为主神的祭祀活动,故文中也涉及当地妈祖信仰以及其他一些民间神灵的介绍。妈祖,又称娘妈、天妃、天后等,系中国民间信仰中的一位海神,在长久的历史中始终担任着重要角色：自宋以来,妈祖信仰从福建湄洲逐渐向外传播,至今已遍布中国沿海地区和日本、东南亚等地。在中国南方,特别是闽粤两省和台湾,几乎是有海的地方就会有天后宫,湄洲岛上的祖庙更是香火鼎盛,游客纷纭,前来拜谒的信徒源源不断。目前学界对妈祖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而本文的侧重点在于妈祖信仰在粤西,特别是在文章湾村年例民俗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妈祖和其他本土神灵之间的关系。笔者作为一名广东籍研究生,在自己成长的环境下研究自己从小耳目共染的民俗活动——文章湾村即笔者长大的地方——应是有很大优势和方便之处的。湛江市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在音乐学领域上可以说是“被遗忘的角落”。自古以来,雷州半岛也是“蛮夷”之地。明万历《雷州府志》有言：“雷地僻,滨于海,俗尚朴野,宋时为名贤迁谪之乡”,宋代苏轼、李纲等人就曾被贬至雷州。然而在这个“蛮夷”之地究竟滋生了什么样的民风民俗,什么样的民间音乐,也是此论文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

陈耀泷
《左传》数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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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其语言生动规范，是研究先秦汉语的宝贵材料，具有很高的语料价值。《左传》数词及称数法既有对旧语法形式的继承，也有新语法形式的产生。对《左传》数词及称数法进行穷尽性的描写，将其数词体系鲜明地展示出来，有助于弄清上古汉语称数法的面貌及其发展演变，有助于汉语史的词法和句法研究。本文采取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对《左传》数词及称数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以《左传》数词为中心，前后拓展，探讨某些称数法在汉语史上的发展变化。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从数词的结构系统入手，将数词分为基本数词、合成数词和特殊数词三类，分别进行精细的描写。第二章将数词系统分为基数、序数、概数、分数、倍数、问数六类，阐述这些类别数词的表意功能。第三章是数词句法方面的描写和研究，内容包括名量称数表示法、动量称数表示法、数词充当的句法成分、数词的活用现象及其虚化及“数词+名词”的非称数用法。

周小婕
港台现代新儒家的庄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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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港台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方东美、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的庄子哲学诠释为研究对象,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讨论方东美的庄子哲学研究。方东美对庄子哲学的诠释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庄子的人生观。方东美认为庄子的人生观可表述为“上回向”和“下回向”两种形态,前者强调精神的超越,后者则要由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下落而面对现实,两者相结合才能达至“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想人生境界。其次是庄子哲学的艺术要义。方东美指出庄子哲学将艺术和生命融合在了一起,艺术精神中的生命意味是艺术抵达其自身的方式。最后是庄子的政治观。方东美提出庄子的理想政治是要将天下归还给天下,成为天下人的天下,这样才得以“藏天下于天下”。让天下人成为天下的主人,发扬自身的创造力,从而使大道流行于天下。人们以各正性命的形式安身立命于天下之中,而天下则隐藏于人们自发自为的活动中。第二章论述牟宗三的庄子哲学研究。首先,牟宗三将形而上学分为实有形态的形而上学和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而庄子哲学是从实践的层面谈论人的存在状态,因此属于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其次,牟宗三指出庄子认为社会制度不应干扰个人自发的实践活动,应当让人们自作主宰,由此构建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庄子哲学实践层面的重要内容。庄子和儒家一样都呈现了“智的直觉”这一向度,而且庄子的齐物也充分表明了“道心”并不排斥外王层面的新的制度构建,其所突显的自然无待的境界也与民主体制下的自由精神正相合。此外,庄子对外在造作、不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各种形式及制度的否定,也表现出了其限制统治者权力,使人们能够自然依其自然之本性而成长的主张。最后,牟宗三认为庄子思想有一圆教境界,迹本圆融正是圆教境界的表现,德福一致在此中得以实现。德福一致的实现既要保有“道心”又使“道心之妙用”落实在现实生活中。因庄子哲学是从主观心境上来阐发其洞见,所以牟宗三从整体上将其视为是“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第三章陈述徐复观的庄子哲学研究。首先,徐复观指出庄子所言的“德”是道在物中的内化,万物皆具备德,人以“虚静”的心去面对万物,道德自然就可发明。其次,徐复观通过对庄子哲学的阐释发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来源于庄子的学说,中国的纯艺术精神也是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虚静之心因其只是观照万物,而不将自身滞于对象之中,由此而成为艺术精神的主体。主体以虚静之心与物相融,则主体和审美对象皆处于自由之境地,艺术活动才得以发生。个人的活动不再受限于外物,而可以自作主宰,因此个体精神能够获得解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最后,徐复观认为儒道是互通的,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根儒道华”。与儒家一样,庄子也有着对现实社会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之所以强调个体要通过解脱超越而获得精神的解放,其原因是个体不断地与外物相接触而不知如何在此过程中心灵得以自由地运思。庄子讲“心斋”、“坐忘”,正是要让心回到本来的位置上,心可以面对事物时自由地活动,由此才可寻找到自身的价值,这也是个人在社会中安顿自身的重要方式。在方东美看来,庄子将道德和艺术统一了起来,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大道,提升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与物相游于世。第四章详述唐君毅的庄子哲学研究。首先,唐君毅认为庄子哲学主要阐释的是为人之道。唐氏指出庄子所说的圣人是全德之人,其德体现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其名声并不为人所知。圣人自认为他人的成其自身,是个体自性不受束缚而自然所成之结果,每个人依其自性,不为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名利所束缚而摆脱出来,那么人们的德性就能不断完善。圣人将每个人视为自本自足的个体,其完善自身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无需外在力量对之加以塑造,而能够各得其所,各得其适。然现实世界纷争不休,要成其自身,个体就需要由修养工夫而各得逍遥。其次,唐君毅辨析了庄子“心”的概念。唐君毅唐氏指出庄子将心分为两类,一类是孟、墨、荀三家所言的理性之心,一类是庄子言心所指向的超理性之心。所谓超理性之心是个体通过“坐忘”、“心斋”等修养工夫而所具有的灵台心或虚灵明觉之心,此心祛除了人欲是非之念,遇物而无碍。灵台之心遇物能不为其所束缚和羁绊,不陷于日常之纷杂中,而从中超脱,由此虽处人间世而能得其逍遥。再者,唐君毅叙述了庄子的修养工夫思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是非善恶观念左右着人们的认知,而这些观念的纠纷起于人们陷于自身狭隘的认识,以个人的视角去看待天地万物,就会争论不休。要摆脱世俗的争论,就要通过一定的修养工夫祛除人们心中由知解引起的杂念,由人的视域摆脱出来,进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需要“撄宁”、“坐忘”等修养工夫。结语部分主要讨论港台现代新儒家庄子哲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及评价。首先,论述港台现代新儒家庄子哲学研究的理论贡献。这几位港台现代新儒家因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得他人能够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来阐释庄子哲学,为推进庄子哲学的研究作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其次,陈述了港台现代新儒家庄子哲学研究的评价。港台现代新儒家对庄子哲学的研究既有其新意和推进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认识到他们在阐释庄子哲学过程中所表现出了的不充分、不细致的地方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庄子哲学。更多还原

张华勇
《论语》诚信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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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诚信思想形成于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天下大乱的春秋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由重神向重人社会思潮的兴起,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一方面是“强劫弱”、“诈谋愚”,欺诈盛行,另一方面是讲信义、重道德,信誉立身,《论语》诚信思想正是这一时代重人伦、重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论语》诚信思想渊源于“允”、“孚”等殷商、西周原初诚信思想,是祭祀与盟誓、由神而民的继承与发展。鲁国丰厚的周文化资源,是《论语》诚信思想形成的重要思想条件。孔子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作为人性依据,这种以生论性的人性观,突出强调诚信道德的培养在于人后天的自觉自律和教育教化。《论语》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诚信是个体安身立命的基础,诚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要求,诚信是为政治国的基本原则。《论语》诚信思想的主要特征表现在：“诚”的内涵和意义以“敬”、“忠”为表现形式,“诚”寓于“信”中,“诚”是《论语》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石,“义”是《论语》诚信思想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论语》诚信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历史来看,《论语》诚信思想奠定了儒家诚信思想的雏形,是封建统治者进行政治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封建社会不少商贾恪守的经商原则,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归趋。从现实来看,我国现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诚信缺失的情况.《论语》诚信思想的合理成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于我国诚信政府和领导干部诚信道德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促进作用。根植于小农经济和宗法社会的《论语》诚信思想,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自律倾向,忽视外在的约束和规范;具有浓厚的、单向的情感特征,缺乏平等的、理性的要求;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价值追求,缺乏法律规范的刚性制约。只有实现《论语》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型,做到自律与他律、情感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才能使《论语》诚信思想走向市场、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吴哲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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