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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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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园李白文化特色建设研究 ——以四川省江油一中为例

学术论文

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加强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浓郁学校的人文氛围,提升师生的精神境界,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落实文化强校战略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学校教育中起着全面育人作用的校园文化,凭借鲜明正确的导向、积极向上的力量、科学有效的制度来引领学生、凝聚师生和保证校园生活有序进行。为了切实做好中学德育工作,保证各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中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中学校园文化建设势在必行。江油一中位于李白故里江油市,李白文化浓郁、深厚。基于这样的教育潮流发展和时代要求,江油一中选择“李白文化”作为校园特色文化建设的形式载体。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文献、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江油一中李白文化特色建设实施方案,包括实施背景、指导思想、实施目标、实施原则和具体措施。然后采用调查问卷法分别对43位教师和208名学生进行调查,从而找出江油一中李白文化特色建设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欠缺校园文化建设理论、忽视校园文化建设的功能、校园文化制度不健全和实践探索不深入四个方面指出了江油一中李白文化特色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最后从树立正确的建设观念、创建知识性物质文化、突出精神文化特色、健全校园文化建设制度和开展具有李白文化特色的校园活动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本研究将以传承弘扬李白文化为核心,以开展中学校园特色文化建设为载体,以丰富师生精神文化世界为目的,探索本土名人文化特色建设的新举措、影响和意义。

郑继成
庄子心灵哲学研究

学术论文

心灵哲学是一门以心理的表现形式及其本质、心与身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学科。中国哲学具有明显的心灵哲学的特征，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把目光投向世界，解决世界的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注重的并不是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指向人自身，着眼于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　　中国哲学普遍认为，心灵是主宰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绝对主体，因此，中国哲学家赋予心灵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纵观中国历代哲学家，不管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还是朱熹的“心无限量”或者是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都显示出心灵主体的意义。所以在心身关系方面，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一样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来阐述，而是突出了心灵的完美性、绝对性和整体性，高扬了主体精神。所以，更准确地说，在中国心灵哲学中，“心”是一个能动的、永不间断的自我反省、自我修养、自我实现的过程。　　中国哲学本身就具有“修身养性”的功能，这一功能正是心灵哲学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意义。首先个人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其次宇宙中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也是束缚个人自由的一个因素。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价值的实现、生存环境的合理性、幸福的构成，都是心灵哲学所关注的问题。心灵哲学在面对人类既定的生存环境这一前提下，探讨如何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如何成就理想的人格，这对于化解个人生存困境以及达到个人心灵的自由境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庄子为对象，对其展开心灵哲学的讨论。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从心灵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上来讲什么是心灵哲学。因为心灵哲学源于西方，所以通过与西方心灵哲学比较来凸显中国心灵哲学的特点。从内容上讲，把心灵哲学分为两部分，即以究心之体、心之本来面目为目的的求真性心灵哲学和以究心之对于做人成圣的无穷妙用为主旨的价值性或解脱论性质的心灵哲学。很显然，中国心灵哲学在后者的研究上具有自己的独特领域。同时，在这一部分中也对庄子心灵哲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以助于理解庄子心灵哲学何以产生的问题。　　第二部分:针对庄子心灵哲学的主要内容展开讨论。就“求真性”的心灵哲学内容而言，在此主要涉及到了庄子心灵哲学的本体指向，这是庄子哲学理论的基调。进而分析了庄子对心灵障蔽的认识，从外在的社会秩序到精神世界，在分析了个体之所以不自由的困惑之后提出了化解心灵束缚的智慧与方法。最后，对庄子关于心灵的境界与超越问题进行了阐发。这些无疑都是庄子心灵哲学中“价值性”的心灵哲学内容，也是庄子心灵哲学的核心部分。　　第三部分:主要对庄子心灵哲学作出客观的评价。既对其在心灵哲学上所取得贡献加以充分地理解与肯定，同时也对其存在的历史和理论局限做出明确的分析。

陈婷
《论语》中模糊语的翻译研究—以辜鸿铭的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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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中国文化最具有影响力的经典名著之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论语》语言表达极其凝练,其中具有特定美学效果和文化蕴涵的模糊表达是其一大特色。目前对《论语》中模糊语言的翻译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以模糊语言学理论和文化语境为切入点的研究也并不多见,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动因之所在。　　模糊词语与文化紧密相关，从而可以折射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特质。汉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巨大差异给模糊语言的理解和交流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因此脱离作品的文化语境，译者就很难真正地把握源语中所表达的深层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更多地关注源语文化的内涵,恰当地处理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文化信息传真的目的。辜鸿铭的《论语》翻译在此方面的成就堪称典范，值得探讨和借鉴。　　基于目前模糊语言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以《论语》中模糊语言的翻译为例，选择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为个案,以模糊语言学理论和文化语境理论为指导，采取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从修辞、文化和审美层面分析和探讨辜鸿铭对模糊语言的理解及其翻译手法,旨在为《论语》中模糊语的英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希望对其它中华典籍作品的翻译有所启示。　　文化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语言的模糊，另一方面，语言的模糊也反映了文化的特性。文化语境在模糊语汉译英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文化语境有助于限定源语中模糊语的外延和内涵;其次，文化语境提供了一个调和或接近目标语的参考框架，从而最终达成两种文化的折中。由此可见，在翻译模糊语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缺少直接对等的表达，译者经常会采用诸如注释，意译，解释等意译的翻译策略以架起不同文化间沟通的桥梁。

王向阳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诗经》的隐喻翻译——以许渊冲和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隐喻,从过去的修辞手法发展为人们看待世界和物质的一种方式,不断地同其他领域融合,发展出新的方向,近年来研究最多的就是认知语言学角度。在认知语言学和隐喻翻译相结合的研究中,《诗经》英译的研究越来越丰富。《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选集,也是世界文学界的瑰宝。《诗经》英译被视为沟通东方和西方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桥梁。近年来,《诗经》英译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对于研究最多的隐喻翻译研究来说,相关研究集中于分析翻译方法和隐喻分类,在隐喻翻译中关注内部映射和认知结构的研究却很少。从国内外很多优秀学者的英译本来看,许渊冲和理雅各两位译者的译本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流行性和时代性,并且对其国家内的后续译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论文主要研究译者在翻译古代经典诗歌时对隐喻的理解,试图分析这两位译者在认知语言学角度下的映射过程用了哪种隐喻,并把四首诗歌范本的隐喻类型进行分类。具体来说,研究问题如下:1)两位译者在四首诗歌的映射过程中用了哪种概念隐喻?2)两位译者的映射过程中的来源域有什么不同处和相同处?本研究主要关注许渊冲和理雅各这两位译者的认知基础。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文章选取了《诗经》中的四首诗歌来分析问题。并且通过图表分析映射过程,作者将四首诗歌范本分为动物隐喻和植物隐喻来分析,通过不同的映射过程来分析不同的来源域。研究结果表明,在四首诗歌范本的映射过程中,映射的来源域是不一样的,两位译者的映射过程中所使用的隐喻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他们在面对客观物体时如何看待它们的体现是不同的,译者通过不同的映射过程来选择不同的选词来构建隐喻。

吕志云
李白五绝的衔接与连贯

学术论文

话语分析是语言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跨句结构为研究对象来探索语篇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功能。在西方话语理论的推动下，我国的语篇分析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从传统的句法研究转向语篇领域，话语分析已成为汉语言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作为一门交叉性较强、尚未定性的学科，话语分析还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方法，对语篇的分析可以有不同的范围和角度。衔接和连贯是话语分析领域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话语分析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李白的86首五绝为研究对象，以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指导，从逻辑语义关系、时空系统、语法衔接、词汇衔接和修辞格衔接五个方面来考察李白五绝的衔接与连贯问题。在“逻辑语义关系”中，重点考察分析一、二小句和三、四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连接方式;在“时空系统”中，分析文本内时间和空间的组合方式，探讨在心理和文化基础上所建构的艺术时空;“语法衔接”讨论文本的照应、替代和省略情况：“词汇衔接”分析词语之间如何通过重复、同义、类比等语义关系衔接语篇：“修辞格衔接”具体分析比喻、夸张、拟人、用典等修辞格在文本中的衔接作用及其对语篇连贯的贡献。全文通过对一类文本的考察，展现出这类语篇的区别性特征，同时也反映出汉语话语组织的某些普遍性规律。

谭琳
《论语》英译的主体间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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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主体性研究受主体哲学影响，以主客体二分法分析翻译活动，导致作者、读者、译者等被割裂，将翻译主体研究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翻译活动涉及主体间平等的互动，只突显某一主体而忽视其它主体是片面的。本文从哲学主体间性概念出发研究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间性，建立翻译主体间性框架，并用其解释里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在核心概念词翻译上的差别。　　哲学上主体是指有自主性、目的性、创造性和受动性的人。自主性、目的性、创造性和受动性等构成了人的主体性。主体间性指的是起码两个主体的主体性就同一客体发生的相互影响，它们形成了一个主体间性框架:两个主体位于三角形两底，就顶点处共同面对的客体互动交流，过程中彰显各自主体性。翻译活动的三大主体为译者、作者和读者，翻译主体间性的基本框架有两组:译者、作者和源语文本主体间性框架和译者、读者和目标语文本框架。译者和作者主体性的互动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理解;译者与读者的主体性互动将影响译者采取的翻译目的和策略。　　论文基于翻译主体间性框架对比里雅各和韦利《论语》英译本中核心概念词翻译。两译者解读作者与源语文本，其宗教信仰、经历等主体性与作者写作目的、信仰等主体性互动，并产生不周态度，进而产生不同翻译;在产生目标语文本中，译者的受动性，尤其是前文化结构和生活时代背景等与读者的主体性，如认知水平等进行互动，进而造成翻译目的和策略的差异，最终形成了两位译者在核心概念词翻译上的差异。　　因此，本文认为翻译主体间性框架能客观全面地描述作者、译者与读者的主体间性，对里雅各和韦利《论语》译本中核心概念词翻译的差异有很强的解释力。

彭婧婕
《史记》中的谋士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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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研究成果丰硕，从汉代就开始出现研究文章。唐代出现真正的文学研究，宋代出现评论《史记》人物的专篇。综观历史上的《史记》研究，缺乏对人物群像的研究，特别是对特定群像的研究就更少。《史记》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帝王将相、王公贵族等都尽收其中，而谋士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文人阶层，同样被司马迁予以关注。他们以知识和智谋作为武器，叩开政治仕途的大门，上演着戏剧性的人生。这样一群文学色彩浓厚的人物群像，他们或被简单地带过，或被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对他们进行细致的分类分析，探讨他们人生悲剧色彩与君主制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的内在成因，都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的创作和他作为“士”的人格理想和价值追求。谋士，广义上指所有为领导者进言献策之人，狭义上则仅指为更高一阶层出谋划策并以此为职务或谋生计的“劳心者”。本文对象泛指狭义上的谋士。由于《史记》以史为著的特点，历史事件繁多，人物众多，相当一部分谋士成为烘托材料，未被重点描写，因此我们将其成为简笔形象。与之相对，有一批形象丰满，描摹生动的谋士形象，他们成为《史记》中人物形象塑造最成功的典型之一，我们称其为繁笔形象。简笔繁笔划分的标准是前者以本纪和世家中出现的谋士为主，而后者为列传中的谋士为主。对繁笔形象分类分析是本文重点，同时也是得出最终结论的基础。根据人物是否与政权发生复杂纠结关系为衡量标准，将繁笔谋士形象分为单线型人物和复线型人物。单线型人物主要表现谋士的个人品格，从司马迁对正反两类谋士形象的态度，得出司马迁对于谋士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分别是忠诚守信、积极进取以及自尊自爱等。而复线型人物则从功成身退和功成赐死这两方面分析，得出谋士形象二重性的悲剧的结论。司马迁对谋士理想人格的追求，对臣民人格的批判，对谋士悲剧命运的同情与惋惜，与他作为一名“士”的参与意识与被排挤现实的矛盾冲突有关。正是司马迁个人的悲剧命运促成了《史记》丰富多样的谋士形象创作。

陈鑫
苏轼批评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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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苏轼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批评家。本文将“批评文体”这一概念引入到苏轼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全面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类型、特征、风格及成因，并详细论述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对苏轼批评文体的影响。苏轼审美性和学理性交融的批评方式，既有民族底蕴又有现代意识，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繁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对当今的文艺批评也具有深刻的启示。　　本文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现代学者对苏轼文论研究成果及不足，然后分别阐释“文体”和“批评文体”这两个概念，最后论述了从文体角度上来研究苏轼文论在苏轼文论研究史上所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主要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体裁分类，这个部分主要是分“论诗诗”、“书信体”、“序跋体”“祭文体”和“记体”这五个小节，依次阐释苏轼批评文体的种类。　　第二章主要阐述苏轼批评文体的特征。本章分为四个部分，依次论述苏轼批评文体的体裁特征、语言特征、风格特征和思维特征。　　第三章论述儒道佛思想对苏轼批评文体的影响。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谈儒家思想对苏轼批评文体现实主义文风的影响;第二节阐述道家思想对苏轼行云流水式的批评文体的影响;第三节则是论述佛家思想对苏轼批评文体的空灵意境及禅意语言的影响。　　第四章主要论述苏轼批评文体具有的文体学意义。本章分为二个部分：第一节是论述苏轼批评文体在宋代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第二节论述的是苏轼的文体自由、“文备众体”对当今批评文体带来的启示。

周美华
从迦南传统到摩西记忆——一神论语境下古以色列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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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色列族群性与宗教性高度同构，对其族群认同的探析事实上也可看做是对其宗教生态的把握。本文拟从记忆史学视角切入，以一神论起源为线索，试图从其宗教演进理解古以色列族群建构过程。作为希伯来信仰两大历史记忆，迦南多神崇拜和摩西一神信仰有着耦合与对立的关系。多神也是一神演进的必要前提。一方面确存在一个真实的多神传统，譬如从亚卫神形象中可看到厄勒、巴力神话叙事的影子;乌加里特神话与旧约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迦南传统被掩藏于旧约文本和考古材料的背后，被古以色列族群有选择的遗忘和隐瞒，不为其文化记忆所兼容。　　从迦南多神到摩西一神不存在“历史的跳跃”，现实与文本间所呈现的革命性、断裂性，是族群对集体记忆筛选、斩断的投射。记忆中的摩西是奠定以色列族群“特殊文化心理”的核心人物，也是其族群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摩西形象合和诸先知、祭司、圣王为一体，来源极为复杂，是多重角色叠加的结果。其身上呈现出的三大特质各有所本，各有所用：“排他主义”源于前8世纪何西阿先知的圣婚隐喻，同时也是亚卫上升为独一神的关键，由此衍生出的“偶像崇拜”解释系统将旧有的迦南众神斥为异端，树为“他者”，为族群认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前9世纪先知阿摩司的“选民观”为族群身份提供了自我认知，成为凝聚族群的情感纽带;为祭司群体所鼓吹的“律法主义”，较前二者更为晚近，通过禁忌、节俗、庆典等仪式化的方式，使得族群得以不断刷新选民身份，对抗日常化侵蚀，起到维持、巩固之功用。为整合南北族群认同，上述三大特质在前7世纪末的约西亚王改革中，被推元至出埃及历史节点，成为摩西记忆组成部分。正是摩西记忆，所带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得古以色列民在接续不断的历史挑战中成功维系了身份认同。　　一神论是身份认同的副产品，是手段而非目的。一言以蔽之，圣经时代的古以色列人基于一种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通过排他一神论，主动、有意地斩断了原有的多神传统，并且将一神信仰追溯至前13世纪的摩西身上，古史层累使得虚妄的伟大人物产生了真实的文化记忆，此即从迦南传统到摩西记忆。

史晓东
《诗经·国风·邶鄘卫》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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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以《诗经·国风·邶鄘卫》为研究对象,采用以礼解诗,以史证诗,诗礼、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先解决了三监的指称与封地,《邶》、《鄘》、《卫》分编的时间与原因等基本问题,然后从周代礼乐文化的角度对《邶》、《鄘》、《卫》中的部分篇章进行解读。通过考证,在辨明主旨的同时,揭示其礼乐文化内涵,并指出其在反映春秋时期卫国礼乐状况方面的意义,以此作为考察整个周王朝礼乐文化在春秋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绪论部分首先阐明了选题的缘由、意义和研究方法。其次,在全面回顾《诗经·国风·邶鄘卫》研究史的基础之上,总结分析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以此作为本论文写作的基础。第一章题为“《邶》、《鄘》、《卫》的地望、分编”。先辨明“三监”与邶、鄘、卫之间并无对应关系,纠正长久以来以“三监”来指称邶、鄘、卫的错误观点,既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正名,也为下文的研究打下基础。然后考证出《邶》、《鄘》、《卫》分编始于汉代以前,四家诗均以之为三卷,绝非汉儒误分。在此基础之上,对《邶》、《郎》、《卫》分编的原因进行探析,认为是根据音声曲调的不同而进行的分编。第二章题为“周代礼乐文化与《邶》、《鄘》、《卫》美刺诗考论”。认为《淇奥》确为“美武公之德”的诗,从而驳斥了其他错误观点,指出该诗体现了武公时期礼乐文化的繁荣,并体现了西周礼乐建设由“武”到“文”、由“简”到“繁”的转变。《定之方中》体现了卫文公时期礼乐文化的中兴盛况,同时也显示了该时期礼乐与征伐并重的社会现实。《旄丘》为卫伯不修连率之职的反映,意味着周王朝“亲亲”纽带的松动,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分封制度亦遭到破坏。第三章题为“周代礼乐文化与《邶》、《鄘》、《卫》战争诗考论”。认为《雄雉》篇主旨为大夫悔仕于乱世,末尾一章为用诗之意,表明此诗曾用于讽谏。认为《伯兮》主旨应如《诗序》所言,为“卫宣公时,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事,体现了春秋初年周王室尚能纠合诸侯以征伐,卫国礼制虽遭破坏尚尊王崇礼。认为《邶风·击鼓》所言为“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伐郑”事,开创了诸侯联合伐某国的先河,从此王室对诸侯控制力衰弱。第四章题为“周代礼乐文化与《邶》、《鄘》、《卫》婚恋诗考论”。《芄兰》既不为刺惠公或其他在位之人的诗,也非刺童子被成人之服的作品,而是青年男女的赠答之诗,它反映了周代婚冠的重要礼俗。《木瓜》篇为反映青年男女投赠的诗,为周代贽见之礼的体现。鉴于婚姻与政治间的密切关系,《硕人》篇透露出齐、卫两国对于庄姜嫁卫的重视。《绿衣》主旨为讽刺嬖妾上僭的违礼行为,卫国嫡庶异位是卫国礼乐崩坏的具体显现,是周王室和卫国衰落的关键所在。《新台》是描写男女幽期密约时互相戏谑的诗,绝非“淫乱”之诗。《桑中》为青年男女幽约的诗,是社祀和高禖祭风俗的反映。第五章题为“《邶》、《鄘》、《卫》与殷、周文化的传承、演变”。首先,认为《邶》、《鄘》、《卫》传承了殷商文化尊神隆祀、崇武尚力的特点,演变之处在于变制度以“尊尊”原则为“亲亲”为原则,变文化的神权化属性为礼乐属性。其次,礼乐文化至武公时达到繁荣并发生演变,呈现出繁琐、僵化的特点,趋向保守；春秋之后至卫文公之前,传统礼制遭到僭越与破坏；文公时,礼乐文化得到中兴,礼演变为人生价值的评判标准,为守国、行政、得民的根本原则。第六章题为“《邶》、《鄘》、《卫》的内容、艺术解读”。首先,指出《邶》、《鄘》、《卫》的特征是婚恋诗多且多男悦女之辞,其因在于卫商业的发展、殷商的女乐传统、卫国对礼乐制度的尊崇。其次,《邶》、《鄘》、《卫》章句结构与篇章结构处于十二《国风》和《雅》诗之间,呈现出过渡状态,并对产生此特点的原因进行探析。结语部分再次重申了该文的写作目的和主要观点,并谈了写作中的体会。附录乃本文在写作时所涉及到《邶》、《鄘》、《卫》部分诗篇的集校集注,是本文得以形成的研究基础。更多还原

谷红丽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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