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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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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调查研究——以《论语》为例

学术论文

机器翻译和中华典籍英译可接受性的大量研究发现，目前从译文读者的角度，针对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量化评估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论语》文本特征出发，以可接受性理论为依托，并将读者纳入机器译文可接受性的评估模型中，提出了基于读者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及其差异。　　本文的可接受性是指读者基于原文和参考译文，对译文的形式和意义是否理解和是否接受，既考虑文本内的译文质量因素;又考虑文本外的读者因素。本文将《论语》译文读者分为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外国读者为目的语读者，母语为英语，主要是来自孔子学院的学生、在华留学生和外教;中国读者为从事多年英汉翻译研究的多所高校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本文选取了刘殿爵的《论语》译本作为“参照译文”，让译文读者对机器译文分别从词汇、句法、语义、主旨和总体可接受度进行打分评价。以针对性的问卷调查、访谈法为手段，调查了《论语》机器译文在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中的接受情况。接受测试者包括外国读者32名和中国读者37名。通过数据分析和文本比较，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对机器翻译典籍译文的可接受性差异，以及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在其分析的基础上，为机器翻译典籍研究和中华典籍文化的外译提供建议和策略。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可接受度为基本接受，中国读者对《论语》机器译文的整体可接受度比外国读者的整体可接受度更高。外国读者评价机器译文更关注词汇层面和语义层面;中国读者则更关注句法层面和主旨层面。　　(2)外国读者和中国读者的性别、汉语水平、《论语》阅读情况、机器翻译使用频率对机器译文总体接受度均没有显著差异，即说明二者的可接受度有一定的容错性。机器译文越容易“获得主旨，越符合”、“意义准确”这个翻译标准，中国读者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程度则会越高。　　(3)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评价因子与机器译文质量总体可接受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外国读者的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中国读者的句法可接受度和主旨可接受度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词汇可接受度和语义可接受度并不会对机器译文总体可接受度产生影响。　　(4)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可接受性评估模型有效。在外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69.1%;而在中国读者中，这四个因素构成的评估模型可解释译文总体可接受度92.3%。这充分说明，将语义和主旨评价因子引入读者可接受性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　　(5)《论语》的翻译不仅要注重形式对等，更要注重意义的对等。从机器译文质量评析来看，机器翻译在词汇和主旨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欠译和错译的问题。有些词汇译文在形式接近原文，但意义却存在较大的差别。虽然术语翻译较为准确，但与人工翻译对比，其意义还存在细微的差别。这个问题应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因为只有术语(尤其是文化术语)被读者理解和接受，文化意义才能正确地传达给读者，否则往往会引起文化的误读。机器翻译在句法和语义层面多存在漏译和错译问题，这是导致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因素。机器译文在句法层面多存在“中式英语”，不符合英语的表达规范;语篇缺少连接词、修辞效果不佳、文学风格不足。这些不仅是读者不能接受的原因，也是机器译文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6)以往的可接受性研究只停留在机器翻译典籍的文本类型和适用性的讨论上，未在文本比较层面深入和系统化的研究机器译文质量。本文基于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可接受度，对比人工译文，在词汇、句法、语义和主旨四个层面对机器译文进行了质量评析，并指出影响中华典籍机器译文的质量评析应重点关注两种情形：一是形式对等，意义不对等;二是形式不对等，意义不对等。本研究旨在抛砖引玉，在鼓励大数据技术与典籍英译结合研究的同时，希望引发更多的学者对中华典籍与机器翻译关注与思考。

刘雨婷
皇侃《论语义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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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梁武帝年间，在南梁至北宋前期长期受到重视，但至南宋中期亡佚于国内，清代乾隆年间重新传入。本文通过对相关书目著录的分析，发现皇《疏》亡佚时间当在淳熙、绍熙年间。同时在对各版本源流考察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各版本的名题、版式及编排，发现国内版本可以分为王室望刻本与《四库全书》本两个系统，而早期皇《疏》应为单疏本，其原貌当为《四部丛刊》本《尚书正义》的体式。由于流落日本干余年后回归，今本《论语义疏》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本文对学界的“真实说”、“不尽真说”、“伪造说”依次分析，发现其真实性不容置疑。邢《疏》虽然因袭皇《疏》，但是两者差异明显。将两者对比，后者的价值更好地得到了展现。首先，皇《疏》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义疏体解经的代表作，通过对其体例的分析，发现释经特色为：疏通疑义、别录异说、融会参证。其次，皇《疏》保存了六朝古注，在前人吴承仕提到四十五家注释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发现尚有四家未曾提及，并且存在未有辑本仅在皇《疏》中保存的注释。最后，对比其他版本系统的《论语》，从古今字、增字的合理性角度鲜明体现出皇《疏》的版本特色。此外，《论语义疏叙》展示了皇侃的其他学术贡献，本文通过对《论语》名义、《论语》的传本及研习等问题的分析，更可见皇侃的贡献。该文最后对皇《疏》的思想特色进行了总结，肯定了皇《疏》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也展示出向先秦儒学的回归。通过考察分析，本文在叙及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皇侃《论语义疏》作一系统研究，更好地展现它的价值，对《论语》学史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刘咏梅
北宋江陵府知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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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府作为荆湖北路的统府,北宋初期的次府之一,据江汉平原和长江汉水之势,地理地位和经济水平可见一斑。江陵府知府作为本府的最高决策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府的发展。北宋时期江陵府日常事务由12名官员负责运转,知府是本府最高行政长官。在对江陵府知府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北宋时期一批江陵府知府被称为荆南府知府,而事实上,只有在南宋建炎至淳熙年间,才一度将江陵府改为荆南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北宋时期,江陵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兼领荆湖北路最高军事长官,即兵马钤辖或是安抚使一职,荆南知府更多的是强调其军事职能。在现有的研究著作中,关于江陵知府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考订。首先,知府姓名存在一人异名的问题。通过对比研究,文章认为一人异名的情况,多因文献记载过程中发生姓氏讹误或者名字讹误所致,如将薛继昭写成薛季昭,将卢秉写成鲁秉,张逊写成李逊。同时还有记载脱字造成的异名情况,如刘亚夫在记载过程中脱字记成刘亚。其次,知府在任时间的记载存在差异,如张秉的在任时间有咸平三年和咸平四年至六年两种观点,吕嘉问的在任时间有绍圣二年和绍圣元年至三年两种说法。通过论证,文章认为在任时间差异是新的史料文献补充以及著者对原有文献史料分析不透彻等原因导致的,张秉在任时间是咸平三年,吕嘉问在任时间是绍圣元年至绍圣三年。再次,知府名单存在差异,如程琳、李士先、杜衍、曾布、王居白、王安石、黄庆灌以及欧阳晔等人是否担任过江陵知府有待考证。经过大量史料的分析,文章一共考证了17位存疑的江陵知府,认为以上记载于现有研究著作中的8位官员均未担任过江陵知府,应该将其从知府名单中删除,而邢恕、刘鞈、孙桷三人则有明确史料证实均担任过江陵知府。最后,文章确定了北宋九朝有史可考的江陵知府共102任。文章基于以上考订的102任知府,对他们的入仕途径、籍贯、本府任职年限以及任职前后任免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认为这个群体在北宋早期受统治政策和习惯的影响,以深受皇帝信任的北方近臣、旧臣居多。真宗以后,科举出身的官员逐渐成为这个群体的主体,而经过科举筛选的官员整体素质和能力较之以往有很大程度提升,知府群体的职业性、专业性也逐渐增强。在这个知府群体中,他们的籍贯以江西、安徽等地为主,这反映了北宋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比较繁荣昌盛,为北宋士大夫群体培养了大批人才。北宋官制中的回避原则在这个群体任职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唯一一位籍贯为江陵的知府唐义问,上任原因是其丰富的治蛮经验以及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其余知府均为非江陵籍。这个群体任职前后的去向反映出北宋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对官员仕途的影响明显,如神宗熙宁期间江陵府知府的调动,大多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而这个群体任职时间的长短很大部分受自身能力的影响,最为明显的就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叛乱和缓和蛮汉相处矛盾的能力。江陵府的知府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治蛮、治水以及治盗上,其中治蛮能力在北宋后期的江陵知府任上尤其重要。江陵知府兼任本路军事长官,除了处理一般政务以外,还拥有较大地方军权,当荆湖北路的蛮乱频繁,危害较大时,江陵知府可以更加便利的解决危机。在治水方面,以阎文逊和郑獬两任知府成就最为突出,荆襄运河和沙市堤在当时交通运输、文化交流以及百姓生活等方面发挥极大的积极作用。在治盗方面,由于江陵地区濒临长江汉水流域,水患衍生的盗贼居多,文章通过对知府政绩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官员的政绩考核中,治盗镇乱是很重要的考核指标。总体而言,江陵知府这个群体基本符合北宋新型士大夫群体特征,以百姓和国家为重,忧国忧民。同时,这个群体也因江陵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具有区域独特性,如优秀的军事能力,以更好的处理蛮汉关系。

胡玲
道教文化对李白山水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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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述了道教文化对李白山水诗的影响。　　从道家和道教的关系以及道教的发展历史来看，道士的山林活动推动了山水诗的发展。尤其是到了唐朝，道教信仰神仙的性质发生了悄悄的变化，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长生成仙由此变成了可能。道教神仙思想影响山水自然审美观，道教歌唱自然、赞美自然，有时甚至把大自然的奇山秀水当作人间仙境的象征。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李白山水诗中处处体现他信仙、寻仙、成仙的观念;道教文化对李白人格理想也有巨大的影响，李白的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自然观源于庄子。这种自由精神驱使李白走向山林，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道教文化对李白山水诗的重大影响，促使李白山水诗具有仙游灵异化特征，具体表现有四点：第一，以神仙自命，着意体现超凡脱俗的主体风格;第二，融己与神仙之列，将真境与幻境合而为一;第三，遍访灵仙之境，为诸仙传形写照;第四，道家的神仙境界，激发奇特的想象，追求山水诗的仙灵化、神奇化。总之，道教文化的影响使李白成为盛唐的诗仙，同时，李白仙灵化的山水诗文使道教美学达到了极致。

李丽荣
苏轼密州徐州时期诗文意象比照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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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文、书法与绘画兼擅的大文豪。在政治上他一生宦海浮沉，其中大半生都处于外任与贬谪的人生状态中，尤其是知密州与徐州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前后接连，不仅在政治上政绩卓著，而且在创作上前后风格又有着相承与发展的关系。比较研究苏轼这两个时期诗文创作意象运用的内涵意蕴和艺术特征，是我们深入研究苏轼文化的有益探索。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古代诗文艺术表达的的基本元素。参照多位学者对意象的分类，并根据苏轼密州徐州诗文运用意象的实际情形，大体将划分为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两大类。通过统计与筛选，苏轼在这两个时期所使用的频率最高的自然意象有“月”、“花”、“山”与“水”等意象;人文意象有“酒”、“梦”、“病守”与“佳人”等意象。比较出苏轼在两个时期共同的意象选择中的同中有异的情感内涵、艺术特征，进一步理解了苏轼这两个时期真实的心理状态与情感内涵，以及前后继承的艺术创新性。　　意象组合是研究多个意象组合所产生的多维的情感内涵与综合的审美效果的重要视角。苏轼在密州与徐州时期诗文意象组合主要有三种意蕴所指，即交游唱和中的审美趣味;自然山水中的哲思情理与亭台楼阁中的文化意义。研究意象组合的艺术特征又彰显了苏轼对于意象运用与情感表达上的独特风格。从意象组合的广阔度、密集度、新颖度与融合度四个方面来探讨苏轼在密州与徐州两地诗文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性、成熟性、独特性与完美性。苏轼两地诗文意象组合在艺术特征上都明显地体现着一种对于“中和之美”的践行与追求，进而追求一种意象与情感的完美融合，由此也营造出了诗文更高级的境界。

乔璐璐
从《诗经》的翻译论中国诗歌的汉葡翻译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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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戈振东神父是第一位翻译了中国儒家经典葡语版本的译者。尽管诗歌的翻译很早便开始了,但现如今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旧处于初期。关于《诗经》的翻译,我们只找到了戈振东神父所翻译的唯一版本。本文以葡萄牙戈振东神父所翻译的《诗经》版本为基础,着重分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问题。《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的集合以及最早的诗歌形式,我们认为它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伊始,我们介绍了《诗经》的几大要素以及翻译者戈振东神父的生平及时代背景。同时,我们还着重分析了各类修辞手法和诗歌意象的翻译方法和翻译中的难题。在本文中,我们对于《诗经》中最具特色的赋、比、兴,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均有分析。对于不同的手法,我们总结了不同的翻译法。除此之外,意象作为我国诗歌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我们也讨论了意象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为不可译的意象总结了翻译法。《诗经》开创了著名的赋、比、兴表现手法。除此之外,许多蕴含着深意的经典意象都来自于这本书。通过研究戈振东神父翻译的《诗经》,我们分析并总结了一些中国诗歌翻译的基础方法和技巧。直译和添加脚注是最常用的两种方法。但是对于一些特定的例子,我们必须采用其他的翻译法。随着翻译法理论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本文不仅仅赏析了戈振东神父的翻译作品,更就具体的例子给出了独特的看法和我们的翻译版本。《诗经》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中国古代的民俗民风,所以我们认为作为翻译者,应当在葡萄牙语中将《诗经》的灵动性翻译出来。只有这样,葡萄牙的读者才能感受《诗经》语言的魅力所在。

徐嘉雯
宋代隐士研究——以《宋史·隐逸传》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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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我国古代士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隐逸文化亦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古代文人。在作为公认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总能看到各朝各代隐士们的身影，他们与文臣武将、忠贞烈女一起活跃在历史在长卷中，参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朝一方面在政治上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却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隐士文化发展至宋朝，不论从隐士数量还是文化内涵上都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宋史·隐逸传》中所记载的隐士的研究，可以发现宋代隐士在时间分布上多出现在北宋时期，在空间分布上则多出现在南方地区，这一分布不仅有着地理环境的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文化等原因。宋代隐士的生存条件还是颇有保障的，他们有的家产富足，有的自力更生，从事农业生产、商业活动或教授学徒，有的得到官府的赏赐和资助。在社会交往方面，宋代隐士的往来对象较多元化，主要有隐士与隐士之间的交往、隐士与官员的交往、隐士与僧道之间的交往等。宋代隐逸文化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宋初的隐士大都是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甘于归隐山林之中的真隐士，因而隐逸文化体现出清雅俊逸的风格。到宋朝中后期，隐逸方向从山林逐渐向在朝的吏隐转移，由追求“身隐”转变为“心隐”，这一时期隐逸思想的代表人物多为在朝为官者，他们向往归隐的自由生活，却身在朝堂之中，因此隐逸文化呈现出落寞寂寥的意境。至南宋，皇帝偏安一隅，朝廷内部奸臣当道，政治环境恶劣，许多人弃官从隐，不问政事，热衷于咏唱自然景物，少感慨多吟咏，因而隐逸文化呈现出“轻清”的特质。　　由于宋朝统治阶级尊隐重隐的态度及宋朝士阶层的隐逸审美倾向的流行，隐士及隐逸文化在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政治上，为不仕的文人提供了一条新的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出路，平息了宋代社会浮竞的士风;文化上，隐士们在道德整合、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瑶
《左传》“神异”预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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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预言是《左传》一书中非常具有特点的内容，其形式十分丰富，包括：卜筮预言、神占与梦占预言、天象预言、凭空推断预言，相占预言以及其他类型的预言。据笔者统计，总数达95条。但自古以来，人们对《左传》中“神异”预言就颇多微词，一则认为其与史实不符，二则批评其宣扬神怪之风。而事实上，《左传》“神异”预言并非如众人所指摘的那样不值一提，而是经过了《左传》作者的史学创作与加工，因而具有无比丰富的史学内涵。现代学者对《左传》预言的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解释历史现象的思维框架里，还尚未有人系统地关注过《左传》中大量出现的“预言”现象与“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左传》，从性质上讲首先是一部史书，自然其内在的预言亦具有历史叙述的属性。白寿彝先生说：“史学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历代史学撰述进行研究。”1那么，专门用史学史的理论和概念去研究《左传》中的预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领域的基础上继续补苴罅漏，把《左传》“预言”纳入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脉路中去讨论，以期待能够拓宽人们对于《左传》预言研究的视野。经过对所选定史料的分类与剖析，我们发现，《左传》“神异”预言的历史思维是二元的，具体表现为“神异”与“理性”思维相互交织的“二重性”。首先，《左传》“神异”预言具有原始宗教的特性——在记载史实过程中刻意去寻求“神异”地夸张的描述;同时，又兼具理性——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探求客观规律。可见，这些神秘色彩的预言受原始巫术与神性思维的影响，继承了夏商周以来早期中国历史思维的特点;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左传》中的预言并非仅是代表先验预测的神秘性，而更多的是反映了其在理性框架内的思维嬗变。在史学文化传播过程中，《左传》作者正是利用“神异”预言的二重性构建大众与精英之间，大、小传统之间的桥梁。二重性的思维延伸出《左传》作者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这包含历史评价与历史观：对历史的评价反映了《左传》对于价值的判断，而对历史进程的思考则折射了它渴望寻求历史究极的理据。因此，“神异”预言成为了《左传》宣扬其价值观、历史观无可替代的思想工具。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左传》里这种奇特的史学现象源自于对“巫史”传统继承与对“道德”重建。这一记史的方式为后代所沿袭，成为了众多史书宣扬教化的有力途径与妄言“灾异”的必经门径;因而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陈鸿超
《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乐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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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以下简称《乐记》）和《荀子·乐论》（以下简称《乐论》）是我国先秦时期两篇重要的儒家音乐典籍，二者的核心都是通过对音乐审美问题的阐述来凸显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其中《乐记》被学术界看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对音乐的本质、特点、产生，以及音乐与人们心理的联系都做了较为系统和具体的说明。特别是《乐记》的《乐本篇》、《乐论篇》和《乐礼篇》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论述了“乐”与“心”、“性”、“情”的关系，并进而探讨了音乐在人格培养、伦理教化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乐论》是《荀子》一书的一篇，其大部分表述与《乐记》相近，但更加突出了音乐在人伦教化和礼乐建构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不同的音乐在感动人心中的不同作用，以及不同的音乐在崇仁尚礼中所发挥的功用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进行了论述。　　本文首先对《乐记》和《乐论》各自的乐教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乐记》的乐教思想，集中在对音乐与人心、伦理、政治的关系，以及礼与乐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述，重点突出了音乐陶养情性和安定社会的双重功能。关于《乐论》的乐教思想，集中在对荀子关于礼乐的起源、音乐与人情的联系，以及音乐的中和之美和教化功能的论述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总结出《乐记》与《乐论》学术思想上的不同取向。重点探讨了二者在乐教思想的理论根基、乐教功能发生作用的范围、乐教的出发点、音乐影响人心的方式、乐教思想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或时代意识、音乐与人情的关系等六个方面的不同。通过以上研究，阐明了《乐记》和《乐论》的乐教思想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青年素质培育、音乐创作境界、音乐审美趣味以及音乐教学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李萌
《邯郸记》与《人生如梦》主题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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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梦"自古就是我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梦与个人命运沉浮的关联几乎贯穿了整个文学史。从庄子的"梦蝶"与"真人无梦"观,到《左传》与汉赋,将梦在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中的审美意味进一步升华。直至唐宋,无论是李白、李商隐的涉梦诗,还是苏轼的一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慨叹,还是《枕中记》、《南柯太守传》这样的传奇小说,以梦入情、以梦示人生的笔法走向成熟。元明戏剧的高度繁荣,以梦入戏、以梦名戏、甚至梦境成为整个剧情,"临川四梦"的出现,使得梦与人生、梦与文学的联系达到高峰。直至《红楼梦》的出现,集为大成。着眼西方,梦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希腊时期就有"人生如梦"主题的出现,至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创作了多部与梦相关的戏剧作品,如《仲夏夜之梦》、《麦克白》、《暴风雨》等。其中,很有意思的是,西班牙黄金世纪剧作家卡尔德隆的代表作《人生如梦》(La vida essueno)与我国伟大的剧作家汤显祖的《邯郸记》,在17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两部作品同为戏剧文学,在相近的时间里,跨越了亚欧大陆近万里的距离,跨越了古老东方与西方的异质文化,表达着"人生如梦"的共同主题。戏如人生,人生如梦,本文将以《邯郸记》与《人生如梦》为研究对象,以平行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比较二者的"人生如梦"主题内涵与表现方式,并最终回归戏剧本体,试图探索这一主题与戏剧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涉及的两大剧作平行比较研究势必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因此,这一比较研究的可比性与意义是本文的基本前提,也是第一章内容的重中之重。本文主要从类同性、异质性、互补性三大方面着手,分析了两部作品关于"人生如梦"主题的可比性,其中的每一方面又都对应、指导着之后的每一章内容。类同性是二者比较的基础,是将两部作品置于一处的最基本因素。异质性不仅仅体现着不同,更重要的是尽量跳脱出单纯的异同比较,尽可能深入挖掘两部作品背后的两种文明的独特性和原生性,凸显中西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两部作品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可截然分裂。本文第二章《如梦人生的东西之辨》中,从两部作品的主题内涵入手,比较了两位主人公入梦的原因、梦醒时顿悟的真谛以及梦醒后的出路选择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深化了对《邯郸记》的认识与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政治、社会讽刺作品,更是一部完全否定数年士人"得意人生"的人生观、渴求另寻出路而不得的人生之作。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如梦》中对无限自由意志的否定、对倡导理性与基督宗教信仰间的矛盾纠结心理。二者种种,看似截然相反,又却殊途同归。两位作者在新旧时代夹缝中游走的徘徊与犹豫。他们都试图冲破时代的枷锁,都似乎站在了新时代、新思想的一边,却又依然对旧时代充满了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第三章《人生如梦之梦——如梦人生的镜像呈现》,着眼于两位女主人公,继续延伸"人生如梦"主题的内涵。两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各自的女主人公来填充男主人公的人生梦。她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一方面,她们全程参与了卢生与齐格蒙特的梦境,是这梦境中的幻象;另一方面,又是实实在在的女性形象;而最重要的是,她们既是男主人公的伴侣或爱慕的对象,又仿佛就是他们自己,是卢生与齐格蒙特在女性样本。她们的人生轨迹恰恰是两位男主人公如梦人生的镜像投射,而她们若实若虚、虚实转换的丰富形象,更是为"人生如梦"的主题增添了不言而喻的神秘色彩。她们的地位看似是次要的、是从属于男主人翁的,但正是有了她们,卢生与齐格蒙特的如梦人生才算称得上"完整"。她们与两位男性主人翁一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如梦人生的斑斓图景。互补性则是最高的、也是最难达到的要求,但正是有了互补性,平行比较研究才有意义。因此在本文第四章《结语:"人生如梦"主题与戏剧的双重互动》中,将最终回归戏剧艺术本体,试图以《邯郸记》与《人生如梦》两部中西方经典之作为基本依托,探索"人生如梦"的主题与戏剧互动的一些规律,即戏剧文学是如何表现、发展、深化"人生如梦"的内涵的,同时,"人生如梦"主题的展现又是如何突出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的。虽仅仅通过两部戏剧作品,不敢以偏概全,但它们体现出的共性颇具代表性,故借此"管中一斑",妄窥"全豹"。这也使得本文试图在类同性与异质性之上,从总体文学的角度,对中西戏剧相互理解、互补、融汇的途径有了初步探索。

刘婷婷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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