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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凡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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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凡例是《春秋》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代不乏人，人不乏书，历代对凡例的研究多围绕其是否是后人附益而展开。本文将通过考查历代相关研究，梳理《左传》凡例所述内容，探研凡例的特点及价值。同时，通过文献整理，比较分析《左传》“五十凡例”对后世其它典籍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研究以凡例为《左传》重要组成为前提，展开系列论述。总的来说，本文除绪论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探讨凡例的产生及相关问题。首先，对凡例与义例的概念进行区分，重点强调凡例为《左传》所独有，义例则属于整个《春秋》学研究的范畴。第二部分主要从《左传》凡例所阐释的内容入手，将凡例分为礼制、属辞、书法三大类。首先以文本分析的方法，具体说明凡例所涉礼制之含义，认为其与“礼也”、“非礼也”互做说明，相互补充，凡例不仅释礼，亦对“非礼也”等义例部分进行规范解释。其次，属辞部分主要是对《春秋》用字之法的分类归纳，强调《左传》凡例的字词释义价值。书法部分重点突出《春秋》的记事原则，再则讨论其与《春秋》文本性质之间的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左传》凡例的贯通性问题，把《左传》凡例分为通例和破例两大类。通例能够贯通《春秋》经文，具有合礼性和规范性两大特点。破例则是指打破了《左传》凡例的概括规范属性，只具备凡例的外在形式，却不具有凡例的作用，这类破例表现出随意性和唯一性两个特点。并且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凡例动态的生成过程及经师水平的良莠不齐有关。　　第四部分重点讨论《左传》凡例的价值及影响。《左传》凡例不仅解经，还存在解传的情况，解经有助于把握对《春秋》文本的理解，解传则对《左传》传意及书法义例的理解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同时，也可说明早期《春秋》学的研究是经传同修的。此外，通过钩考典籍得出《左传》凡例的这种“凡……”的说解体式也是其它《春秋》学学者阐释其《春秋》大义的重要方式，并且这种体式在先秦其它典籍中多有出现，是一种用来对说明对象进行规范总结的重要方式，它们同《左传》凡例一样，都重在强调对阐释对象的概括性提炼，且所说明解释的对象多为礼制、兵法等国家制度层面的内容。　　结语部分总结《左传》凡例的生成是个发展的过程，非一人一时所为，对凡例的探讨要联系当时的礼乐背景，并且肯定凡例对《春秋》学，乃至《左传》的成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安晶芬
杜甫诗歌英译的评价之态度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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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浓缩,意蕴丰富是中国古诗的一大特色。尤其是被誉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杜甫,他的诗歌沉郁顿挫,更是独树一帜。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且硕果累累,但运用马丁等的评价理论对杜甫诗歌及其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评价理论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意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关注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迄今,它应用于话语分析,写作教学等各领域。本文试图将其运用到较少涉及的诗歌翻译当中,以杜甫两首代表作《登高》和《春望》为语料,目的在于通过此两首诗及各不同英译文所含的评价意义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它们实现评价意义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对各译文实现评价意义时评价标度发生改变的原因进行探讨。文章采用定性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1)在态度意义中,情感,判断,鉴别三种资源在杜甫两首诗歌原文本中均有体现,其中鉴别资源占绝大多数。这些态度以消极为主,显性表达为多。(2)从张美芳评价标度来衡量各英译文在构建原文态度意义时的实现情况来看,大多数态度资源的评价意义在各英译文中得以重构。但评价标度并未相同,有的译文高于原文本,有的则低于原文本,甚至有些态度意义未在译文中得到实现。从这一层面看,各译文仍有提高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原文本,译者,及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等各因素对评价意义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评价理论在唐诗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同时对翻译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徐灵香
历史记忆、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 ——东乡族社会文化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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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东乡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为研究对象,将主要着眼点放在其历史记忆、社会组织和日常生活等几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资料搜集。东乡族社会文化在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形成一套独特、合理的单元,从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地域性的社会组织,再到其日常生活,共同构成了东乡族社会文化的特点。弄清东乡族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既为甘肃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和西北地区扶贫工作提供借鉴。本文力图以研究者的视角,全方位地阐释东乡族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为学术界对这一甘肃特有少数民族进行全面研究提供参考资料,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当地政府制定相关扶贫政策提供参考。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即绪论、正文六章、结语。第一部分为绪论,就选作本研究的缘由、相关学术史、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思路、方法、目的等作一概要叙述。正文第一章,系统考察了有“水落城”之称的东乡族自治县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生态。对东乡县四面环水而以干旱著称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在丝绸之路东端的历史地位,以及文化环境、族群分布、东乡语与小儿经,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东乡族的生计方式的特点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对田野工作点妥家沟小流域作了细化描述。第二章,专论东乡族社会文化中的历史记忆。对学术界关于东乡族族源的各种观点及其支撑材料进行了批判性的讨论与质疑,将口述历史、小儿经记载、手抄本古兰经等非官方记载引入研究依据中,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东乡族历史记忆多元化和进一步推进东乡族族源研究的看法。第三章,根据东乡族社会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将其划分为基层社会行政组织、宗教单元-者玛提、家族单元-家伍三类,并就其各自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第四章,考察东乡族社会文化生活。在社会调查等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东乡族群众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与拱北、东乡族的传统节日、东乡族人生礼仪、葬礼等几个方面,提出东乡族的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共存共生与涵化的结果,是东乡族人对本民族文化自我调适的实践,是东乡族文化本土化、中国化的结果。第五章,讨论东乡族社会文化中独特的医者与医疗行为。对杜瓦池从业者妥十二布、妥麦藏、马万良三位医者及其医疗行为进行了个案考察,指出杜瓦池吹杜瓦行为的出现和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国本土文化与伊斯兰教外来文化二者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这种民间治疗行为对人的精神、心灵进行舒缓、引导和释放,在缺少医疗条件时为群众解决切实的痛苦,为地方公共服务建设起着某种补充作用。结语部分,提出了对全面认识东乡族社会文化的几点思考,以回应东乡族社会文化的相关问题,也对未来东乡族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展望。

马振华
崔述的《论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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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名气很小的辨伪大家”，他平生致力于古史考信，在考证辨伪方面成绩斐然，《考信录》是其不朽之作。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是中国两千年来“洗刷最干净、最富于评判精神”的一部孔子传。在考证孔子的基础上，他对《论语》下了很深功夫，取得了很大成就，事实上，崔述是辨伪《论语》的中心人物。在撰述《洙泗考信录》时，崔述就提出了《论语》的真伪问题。通过考究《论语》源流，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认为《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在纂辑者的问题上，崔述认为《论语》不是孔子门人所作，也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后儒根据孔子门人的记述编辑而成。另外，崔述还对《论语》的版本流传问题进行了研究。崔述《论语》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篇章辨疑上。在辨疑中崔述肯定了《论语》可信的部分，更主要的是发现了许多可疑之处，并对这些疑问进行了深入的考证辨析。这些疑问不仅包括《论语》中一些事实言论的不可信，也包括《论语》上下两部分之间文体结构上的相异之处。后者具体表现在前后称谓之异、问答表达方式之异和语言风格及思想意境之异等方面。在进行《论语》篇章辨疑的同时，崔述还对《论语》义理进行了阐释。虽然崔述没有对《论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注解，但对《论语》的句读之法却有很深的感悟和体会。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论语》所蕴含的“圣道”本真，并对前人传注作以评说，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朱子《论语集注》进行了精辟地论析。崔述在《论语》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大部分观点为后人所继承。但崔述的《论语》考辨是在尊圣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明确《论语》真伪，以便更好地遵守“圣言”。因此，崔述的《论语》研究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时代的樊篱，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李玉莉
《论语》反义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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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先秦典籍中具有浓郁口语色彩的一部重要著作,内容涉及广泛,词汇丰富,运用方式灵活多样,极具语言研究的价值。本文以《论语》中的反义词为研究对象,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对《论语》中的反义词进行统计、分类和说明。全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章:关于《论语》。首先,详细地分析说明了《论语》的语料价值;接着从语法、词汇的角度介绍了《论语》的语言研究现状。　　第二章:关于反义词。首先,从古汉语反义词理论研究和专书反义词研究方面介绍了反义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其次,参酌各家的观点,列出了判定反义词的三个标准:①反义词处在共时的、同一词汇系统中,有共同的语义基础;②反义词在某一个或几个义位上,语义相反或相对;③反义词的语法意义相同。再次,根据反义词之间的反义关系,把反义词分为对立反义、极性反义、依存反义和方向反义。最后,阐述了《论语》反义词的判定方法,即利用系联法和参照法,并结合具体语境进行判定。同时对《论语》反义词的计数方式进行了说明。根据以上判定标准和方法,本文统计出《论语》反义词256对。　　第三章:《论语》反义词分类描写。从四个方面对《论语》反义词进行了分析:①从音节角度,分单音节对单音节反义词、双音节对双音节反义词和其他音节不对称反义词,其中单音节反义词占多数;②从词性角度,分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副词五类,其中动词反义词数量最多;⑨从内容角度,分状态、性质、动作、心理情感等十一类;④从语义的对应关系角度,分为四类:一个义位,一词对一词;一个义位,一词对多词;多个义位,一词对一词;多个义位,一词对多词。　　第四章:《论语》反义词的特点。归纳出了《论语》反义词的六个特点:①反义词数量多;②反义词结构整齐;③反义词具有相对性;④反义词出现的方式灵活多样;⑤反义词的对应关系复杂;⑥反义词具有不平衡性。　　第五章:《论语》反义词的作用。从表意、修辞、构词、辨析词义四个方面说明《论语》反义词的作用。

悦增静
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林语堂《道德经》英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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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作为道家学派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中国乃至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道德经》备受瞩目，不断被重译，其重要影响力不言而喻。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研究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显得至关重要，有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作出贡献。　　1933年，林语堂在中国翻译界首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美”的标准，倡导“使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推动了美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本文通过翻译美学视角，就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林语堂翻译的《道德经》中的具体语料进行研究，总结译者在翻译中对难点的处理，并且探讨其译本是如何体现其中的审美意蕴。《道德经》的英译研究在国内外一直热度不减，本文以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所提出的“美”的标准为依据，结合林语堂的个人经历和文化认同分析林语堂英译《道德经》的文本，揭示林语堂“美”译思想在其《道德经》英译中的审美再现。从音韵美、形式美、修辞美三个层面分析林语堂的英译本，归纳林语堂美译思想的独特之处。本文通过对比和总结，对林语堂的美译思想，美译实践以及相关研究进行反思。　　本文研究发现，翻译美学在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通过分析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本，可以看出翻译美学理论对《道德经》的英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林语堂《道德经》的英译本是翻译中审美再现的典范，代表了作者在翻译领域的巨大成就，对其他中华典籍的外译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蔡东君
生态翻译学下林语堂英译《老子的智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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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典籍外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林语堂的《道德经》英译本——《老子的智慧》也不例外。目前相关研究集中于与其他《道德经》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和林译本具体翻译策略的微观研究，鲜见将译者林语堂与其《老子的智慧》相结合的全面研究。　　本文以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林语堂英译哲学作品《道德经》为研究对象，从林语堂对外部需要、内在需要，对其双语双文化能力的适应与选择探究其英译《道德经》的原因;从语言维和文化维分析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探讨其具体的翻译策略，旨在全面分析林语堂英译《道德经》的全过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第一章综述相关文献，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生态翻译学理论及研究对象——林语堂英译《道德经》。　　第二章论述林语堂对需要的适应和选择。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经历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广大民众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艰难生活，他们渴求从东方哲学中寻找出路。中国也经历了重重磨难，战火连连，引进外国文学的脚步却从未停滞。林语堂1936年移居至美国专心写作，利用自己在西方的影响力不断给美国报刊投稿宣传支持抗日战争。抗战期间，他曾于1940和1943年先后两次回国，却不被国人理解;其经济状况因战后通货膨胀和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巨大花费而恶化;精神状态也因其长女不尽人意的婚姻而不佳。身在西方世界而生为中国人的林语堂出于对老庄哲学的喜爱，为满足当时西方世界的需求和自身的精神需求，为实现自身的中国传统文化身份，选择英译《道德经》。　　第三章探讨林语堂对能力的适应与选择。译者总是倾向于选择和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作品。林语堂拥有高深的双语和双文化能力，且对老庄哲学深有研究，善于以庄解老，对于老庄写作风格更是多有欣赏和赞美。其英译《道德经》是其对于能力的适应与选择。林语堂对于外部需求、自身内在需求以及能力的适应与选择共同解释了其为何选择英译《道德经》这一问题。　　第四章从语言维、文化维探讨林语堂对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适应与选择。在语言维，林语堂在《道德经》前加了简介和前言，以庄解老，并增加评论、脚注等信息对原文本作出进一步说明。其在整体把握《道德经》原文意旨的基础上多采用“句译”方法，以便于读者理解。在文化维，林语堂根据不同翻译目的熟练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林语堂采用归化策略，缩小中西文化差距，便于西方读者接受;运用异化策略，传递道家特有哲学概念，以满足目标读者对东方文化的期待。　　最后一章为结论，指出了本研究的发现和不足。本研究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了林语堂英译《道德经》的全过程，较全面地解决了林语堂为何译及如何译《道德经》的问题，是对林语堂翻译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有望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束君君
论北宋院体花鸟画的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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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之后,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宋太祖由于其自身的即位方式而导演了“杯酒释兵权”,自此宋王朝走上了偃武修文的发展道路,抛开社会影响不谈,这对于艺术来说无疑是个大繁荣的契机。加之画学与画院的构建,有宋以来大兴科举、更以科举体例选拔画家,欧阳修等人偏重“内圣”的诗文改革运动,二程、朱熹等人参以道释精神的理学系统的成熟,所有的一切促成了以“宣和体”为代表的北宋花鸟画——以极理性的格物方式和诗意的情怀为自然传神的花鸟画样式——的大繁荣。在中国画的历史演进中,很早就出现了“形”与“神”这一组二元对立,该二元对立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只有形神兼备才能感染观者,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说可谓提得极为精当。随着历史的发展,绘画也逐渐从为政治教化所倡导的历史故实、道释人物等题材中解放出来,山水、花鸟等也相继独立成科。随着“以形写神”的主张逐渐从人物题材的绘画中跳出来并发展为统摄人物、山水、花鸟的普适性原则,“写真”、“写貌”等概念至晚在彦琮《后画录》中发展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写生”,该概念至晚在宋时被广泛使用——“写生赵昌”的出现说明其时“写生”是专指花鸟画的。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国门打开之后徐悲鸿等人引入中国的西方学院体制之下,“写生”就从一种创作方式变为了一种造型能力的训练方式,今人对“写生”的诸多误解也多由此而来。本文拟从观照自然、画面表达与情思的渗透等方面来谈北宋时期院体花鸟画的“写生”——一种建立在中国传统自然观之上的、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找到其文质彬彬的定位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当代尤其具有救弊意义。

陈含章
庄子“自适其适”思想的教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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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其适”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自适其适”在《庄子》中共出现过三次，是庄子在批判种种为名、为义和为利而丢弃自己生命，被外物所役使的现象时提出的。所谓的“自适其适”是指具有主体性的个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以取得适于自身发展的理想结果。“自适其适”强调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解放与超越，同时也强调个体取得适合自身发展的理想状态。　　“自闻、自见”是“自适其适”的基础，催生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促进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独立人格的构建。“自明、自得”是“自适其适”的要求及方法，要求尊重个体的差异性，主张顺应个体的自然本性，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解放。内我与外我和谐发展和提升精神境界则是“自适其适”的实现，体现了个体主体性的超越。　　“自适其适”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但在庄学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本文从教育目的观、知识观、教育原则、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五个方面探究了“自适其适”思想所蕴含的教育价值。总体来讲，“自适其适”思想的教育价值就是学习者主动为了缩小自身的教育起点和适宜自己的理想教育结果而依据自身的能力、兴趣选择适于自身的教育内容、实现内在生命价值的过程。具体来讲，“自适其适”的教育目的是实现个体的内在生命价值;在知识观上，“自适其适”辩证地看待知识的作用及负面影响;在教育原则上，“自适其适”主张因其固然，尊重学习者的自然本性;在教育方法上，“自适其适”主张“不言之教”，强调身教及非指导性教学;在学习方法上，“自适其适”主张通过亲身体悟获取知识，强调身体的触觉对学习的作用。　　尽管“自适其适”思想过于强调教育对个体的作用，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功能，但仍然对当今教育有重要的启示。第一，教育要尊重并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性;第二，教育要适应个体的教育需求;第三，运用“言教”、“不言之教”和“体悟”的方法可以促进学习者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效;第四，“自适其适”为当今的课程改革提供了精神导向;第五，在运用“自适其适”思想的时候要考虑教育促进个体自由发展的弹性尺度和社会对个体提出的刚性要求。

李银川
荀子“法后王”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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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后王”思想是由荀子所提出的重要理论,是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先王”观念发展到战国后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法后王”思想的提出,使得儒家的学术思想和统治者的政治实践更紧密的联合起来,儒家学者与国家的统治阶层在法后王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互相接受,“法后王”思想对于儒家传统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尚书》中记载了自殷商至周朝的时间里,“先王”观念的产生以及演变。商朝的“先王”仍旧保留着原始祖先崇拜的色彩,先王、当朝的统治者和神灵三者之间还没有明确地划分;到周代,周初统治阶层对于夏商的兴衰进行了反思,将统治权这一“天命”与统治者自身的德行结合起来看待,先王不再只是血统上的上代的统治者,而更加强调道德上的高尚。到春秋时期,先王观念基本形成,“先王之道”的出现,标志着先秦的思想家们对于“先王”这一概念的不断神圣化,诸子大都把自己的美好愿景与主张寄托在先王之上,使得“先王”成为文化道德等各方面意义上的圣王。荀子的先王观念总体上承继了孔孟等儒家代表人物的主张,指的是三代的圣王们。寄托着儒者们的至高追求。先王作为先秦诸子中大多数流派的理想寄托,其崇高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要从法先王中跳脱出法后王的道路,荀子必须从自身的理论逻辑中赋予后王之可法的合法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荀子分了两步,首先是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解放了人相对天而言的能动性,接着又用人之性恶但是可以通过礼乐教化实现“涂之人可以为禹”的理论确立了后天的礼乐教化的重要性。人与教化的重要性的凸显都意味着需要统治者们向后王看齐,进行更成功的政治实践。荀子所提出的后王具体之所指众说纷纭,尚无最终定论,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后王”之实质更接近那些才德高尚的后来的统治者们。在“法后王”思想之下,荀子对于君主的态度相比之前的孟子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更加强调礼乐制度对于国家社会的重要性,因而也更加注重儒家学说和政治实践的结合。在这一基础上,荀子的儒家与“霸道”的君权达成部分的和解,包括荀子的君本思想也是法后王的必然产物。“法后王”思想对于今天的儒家乃至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研究。

底亚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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