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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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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对王维、杜甫的影响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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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在东晋时期就开始传播，其真正的流行期在唐代。唐代，佛教文化传播的范围覆盖了语言文字、音乐、绘画、建筑、义理等方面，对诗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长安、洛阳两地佛教寺庙众多，士人文化圈中信仰佛教的人不在少数，文人们精通佛教理论，又富文学造诣，在这一阶段留下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诗歌，这些诗歌为唐代的文化锦上添花，是诗海中值得被注意的一类。　　王维和杜甫是盛唐时期享有盛名的诗人。王、杜两人年龄相差11岁，他们诗作是武后时期、开元盛世至安史之乱这一时间段内的代表。王维少年成名，虽然仕途坎坷，但官至右丞。他生活安逸，一生中很少体会到为生活的苦楚，所写的禅诗多向内关照自己的本心，总体来说反映了宦海沉浮的统治阶级官员们，接受佛教文化的状况。而老杜终生是一介寒儒，始终徘徊在求取官职的路上。他处庙堂之远，却胸怀天下，经历过人间的悲欢离合，深切理解着底层人民内心的痛苦。在他的诗歌中虽然多体现儒家思想，但在国势衰微，流离失所时，释家思想同样也支撑起了他的精神世界，慰藉了他的灵魂，总体来说反映着布衣文人接佛教文化的状况。　　文章选取这两位诗人——统治阶级和平民阶级的典型作为研究对象，以《王维集校注》、《杜甫集校注》及《杜诗详注》等专注为文本研究对象，对王维及杜甫诗歌中出现的有关于佛教的诗歌进行统计和分析。对诗人与僧人交往的情况进行了探讨，分析诗人如何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又怎样体现在了诗歌中。通过对佛教思想的接受，诗人的诗歌中出现了佛教的哪些境界。从政治、文化、宗教等角度，对文人接受佛教思想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思考。

郝文婧
《史记》七十列传传主及立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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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中国的传记文学中,以人物作为它的叙述中心。在七十列传中,每一篇都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除了各个民族列传,七十列传中的剩余部分每一篇列传中都有其传主。在以前的《史记》研究中,单独将其列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没有,本篇论文将试着从《史记》七十列传的传主及其立传原因等作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对《史记》七十列传的传主及其七十列传的立传加以研究,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选材及其思想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同时,司马迁对七十列传中的传主所寄托的感情,清晰的展现在大家面前,这是本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本篇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史记》七十列传的人物加以统计,然后列出其各传中的主要传主,将七十列传中的主要传主进行人物的分类,主要包括立功、立言、立德以及其他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类。这一章主要是参考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的立传原因,以及传主自身在历史中的地位,来对其进行人物分类。在第二部分中,从彰功显德者的歌颂、奔义逐利者的礼赞、理想政治的追求、命运相切的悲愤、大众生活的关怀五个方面来对司马迁为何为七十列传的传主立传加以阐述。这五个方面虽然部分借鉴了前人的研究,如《史记研究集成》、《史记新探》、《中国古代文学史》等,但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将其综合,并且运用自己的语言与表达方式在本篇论文中表现出来,最终完成了本篇论文第二部分的写作,也可以算是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史记》七十列传所体现的立传原因及其风格的多样性,这部分主要是从七十列传立传内容的多样性,以及七十列传立传风格的多样性,两个方面来对七十列传立传的多样性进行探讨。七十列传立传内容的多样性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讨论,即：传主从王侯将相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传主选取在时间方面,上至商周,下至当朝;在空间、地域方面,七十列传空间自由转化,地域扩展延绵;七十列传主题的多样性。这四个方面来体现七十列传内容的多样性。七十列传立传风格的多样性,主要是从言约义丰,博大思精;善用修辞,简单明了;疏荡其文,奇气横生;转化古语,自成一家;风趣诙谐,新颖别致,这五个方面来表现的。正是有了这三部分的讨论,才使得本篇论文得以完成。司马迁完成了《史记》七十列传独一无二的传记写作,正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评判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才使《史记》没有落入一般史学家的俗套之中。司马迁丰富的情感为其七十列传中的传主赋予了更有价值的评断。

李会娟
论《诗经》中的追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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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是人类自古以来生命意识中永恒的主题，人类在漫长的生命中总是不断的对心有所属的事物不懈追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在逐步发展，为了适应社会和自我的需求，人们的愿望也相应呈现出阶段性。在文学上，人们追寻的愿望是抒情诗诉情的来源，是叙事诗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对于作者思想感情的酝酿和创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以《诗经》“风”“雅”部分为例，分析《诗经》中所蕴含的追寻意识。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四章。　　第一章追寻意识与原始意识形态。追寻意识在文学作品中是常常出现的主题，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来分析，这种文学主题现象不仅来自于个人无意识的情结，更与集体无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可以追溯至人类思维幼年时期的神话文学当中去。早在我国神话时期，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追寻精神就已经深植其中，这对后代人们的精神文化构建以及在文学作品上的呈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诗经》追寻意识的情感指向。《诗经》真实自然地记录了诗人的生活和感受，留下了人们在生命中追逐求索的痕迹。为了得到爱情的完满，男女渴求相恋相思，夫妻盼望相知相守;清明盛世的理想鞭策君主求贤若渴、启发人们批评乱世;背井离乡的遭遇令嫁女与征士带着一颗游子之心深切呼唤着故乡。　　第三章《诗经》追寻意识的美学构思。根据王国维的文学二原质说和境界说，《诗经》的艺术表现具有写境、造境的美学特点。一些诗歌则直接抒发追求的情思，天然质朴。此外，在表达追寻受到的阻碍上，《诗经》还首次创造了水意象，根据水的自然特点赋予了情感意蕴，达到既可载情又可阻情的效果。　　第四章《诗经》追寻意识对先秦两汉诗歌的影响。楚辞和以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诗歌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抒情所长，并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各自的地域特色。楚辞是南楚民俗和艺术文化的一次绚丽多彩的迸发，创造了一个人神共存的新世界。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则继承了《诗经》的民歌风格，还原了汉代文人对社会的深刻思考，并发展了乐府叙事的文学手法。它们都记录了命运与时代所带给人们的对于生命的思考与追索。

谢英倩
《史记》军事词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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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史学著作，书中描写了五百多次军事活动，司马迁描写这些军事活动时运用了301个与之相关的词语。本文从《史记》一书所涉及的军事词语入手，以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为研究底本，参考《史记》三家注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研究这些军事词语的发展演变情况。　　全文共五章，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章：《史记》军事词语的界定与分类。本章通过综合《辞海》、《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军事大辞海》（上）、《军事知识辞典》以及《军事学导论》等著作关于“军事”的定义，界定军事词语的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阅读《史记》原文并结合王者悦主编的《中国古代军事大辞典》以及仓修良主编的《史记辞典》这两部工具书来选取《史记》军事词语。然后依照前人关于军事词语的分类标准将《史记》军事词语分为七类，并对每类词语分类阐述。　　第二章：《史记》沿用至今的军事词语。本章主要以《现代汉语词典》（2016）为参照，以《史记》军事词语军事义项的增减、意义范围的大小以及词义程度的变化为归类标准，将《史记》沿用至今的军事词语分为古今意义基本相同、古今意义同中有异以及古今意义完全不同三个方面，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史记》沿用至今的军事词语进行详细论述，探讨其古今意义之间的变化。　　第三章：《史记》今已消逝的军事词语。本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事物消失，该词语随之消失;二、事物未消失，但是指称事物的名称发生了变化，由新词取而代之，故旧词逐渐消失。　　第四章：《史记》军事词语发展演变的原因。本章主要从语言内部发展、社会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进步三个方面来探讨语言发展、古今异制等因素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史记》军事词语在词汇学史上的价值。本章主要从增添新词、增补新义两个方面探讨《史记》军事词语在汉语词汇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汉语军事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丰富了汉代词汇研究的语料。

李宁
关联理论语境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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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学者们历来重视语境的研究,其视角也是多样化的。大多数的研究都对语境的构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语境是事先给定的,人们的交际受制于语境。这是一种静态的语境观,它无法对人类的交际过程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Yerschueren认为语境是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自行选择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说明交际者对语境的选择是受什么原则支配的,他的语境动态性没有受到任何原则的指导。因此,他的语境观也同样无法对言语交际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综上所述,以上语境观的缺陷就在于它们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1986年,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为了给他们的理论建立科学合理的语境基础,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语境进行了新的阐述。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这就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这就突破了先前的语境给定之说。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关联理论认为,语境的动态性是受关联原则指导的。说话者的每一个话语都传递了最佳关联的假设,而听者对话语的理解也是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完成的。关联原则是从人类认知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它弥补了Verschueren的动态语境观的不足,从而使得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更加具有解释力。从理论上来讲,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根据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因此,语用推理也可叫做语境推理。Sperber和Wilson在对语用推理进行分析时,认为整个过程中只有演绎推理起了主导作用。笔者认为,演绎只是在现成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而假设的形成并不是演绎的结果。所以,Sperber和Wilson对交际中语境推导的分析存在缺陷。于是,笔者对交际中的语境推导进行了探讨。经过观察分析,笔者认为,在一次话语理解中,听者的语境推导应包括溯因和演绎的交替进行。

王明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德清在海南活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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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德清作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近年以来，国内有关他活动、著述、思想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多，足见憨山德清在明代及现当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憨山德清曾经来过海南，与海南友人一起探奇的这样一次重要活动，虽然有几篇论文中有所提及，却还没有被仔细的研究过。憨山德清在1605年前往海南的游历，乃是憨山德清再被流放到雷州之后，受到海南当地士人王弘诲、许子伟邀请而进行的一次探奇活动。在这次游玩活动中，憨山德清记述了很多琼郡及其周边自然和人文景观，并对海南岛进行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论述，留下数篇重要的文章诗词。因此，本文通过憨山德清在海南游历经过，以及在此期间他所著述的数篇文章进行辨析研究，把它放回到明代后期的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细致的考察，理清憨山德清来海南考察游历著述等活动的背景、动机和原因以及憨山德清当时的思想感情，深入挖掘深藏在德清著述中有关海南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进一步探求德清来海南考察游历著述等活动和思想，以及对今天海南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　　在文章的前言部分，主要对于憨山德清相关论文进行文献综述，对本文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进行论述。文章主题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憨山德清的生平和思想，并对憨山德清前往海南的原因和背景进行论述。第二章主要叙述憨山德清来到海南之后的活动。包括憨山德清前往金粟泉游玩、探寻苏轼、惠洪法师的遗迹，以及与友人前往龙庙西湖、玉龙泉游玩的经过。第三章对憨山德清所著文章进行详细解读，探求憨山德清对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见解;并对憨山德清对海南岛地理位置的论述、对海南岛将会兴旺繁荣的预见进行分析;最后介绍憨山德清对海南岛大地震的预测。第四章主要探讨憨山德清在海南的活动与著述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栗子豪
湛约翰哲学视域的英译《道德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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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及道家的经典之作，它以高度凝练的诗性语言阐发了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道德经》在世界上的翻译频率仅次于《圣经》，成为被译介得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典籍。尽管无数的西方学者已经将《道德经》翻译为不同的语言，《道德经》的英译滥觞于1868年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的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的译本。到目前为止，《道德经》已经产生了160多个英文译本，催生了世界范围内以其为焦点的无数延伸领域的研究。然而，很多翻译研究集中在后期《道德经》译本的研究，忽略了湛约翰首译本的影响和误解了湛约翰译本所反映的思想及文化特色，显然研究《道德经》的湛约翰译本是必要的。　　本论文将给予湛约翰英译《道德经》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本文将采用归纳法，从三个方面研究湛约翰英译本:湛约翰英译本的哲学特色，湛约翰英译本哲学术语的译介，以及湛约翰英译本辩证思想的译介。本文的第一章将在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阿皮亚的“深度翻译”理论及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的基础上，从诗学因素，厚重翻译，融合翻译的角度分析湛约翰英译本。分析显示出湛约翰译本一方面反映了原文本的思想精华及诗学特色，另一方面，他试图使用不同的注解方式表达等值的本土化思想。文章的二、三章强调重要的哲学术语的译介:“道”“无”“自然”及“哲学辩证思想”。通过对此类译介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湛约翰看到了《道德经》的哲学精华，如:形而上的本体论及超越性，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矛盾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依存的辩证关系等。　　总而言之，尽管湛约翰是基督教传教士，他对《道德经》的译介摆脱了基督教式的牵强附会，并且从哲学，政治，辩证思想的方面入手解析，为研究英译本《道德经》开辟了新的诠释角度，也为后来的《道德经》英译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王佳佳
《诗经》与先周部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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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受到历朝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重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对《诗经》的研究更趋深化，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新的研究角度和方向被引入到《诗经》的研究之中，这促使《诗经》研究进入到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新时期。本文试图从地域文化和部族文化的角度对《诗经》进行整体观照，通过对先周时期整体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民俗情况的宏观把握来深刻挖掘和阐述《诗经》与先周部族文化的关系。周族是较早进入农耕的民族，其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化，农业文明在《诗经》的周族史诗、颂诗中得到体现，并且这种农业文明从一开始就同周族对祖先神的崇拜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周族史诗、颂诗的双重主题。古代先民普遍认同灵魂不死，周族认为人死后灵魂归天，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其神灵系统的构成，也促使周族别具一格的祭祀文化的形成;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都是周族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对此问题本文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阐发。先周时期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礼渐趋完备，其饮食文化鲜明地表现出仪式化和等级化的特征，礼仪和酒文化逐步融入饮食习俗之中，成为上古文明的重要标志和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王培臣
《朝天录》《燕行录》中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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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时期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和中央最高学府。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朝鲜文人使华文学作品中,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相关内容占据了重要的比重。本文梳理了《朝天录》、《燕行录》等朝鲜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形象,并解释这些作品中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形象的形成原因。朝鲜文人笔下的孔庙整体而言充满神圣性,朝鲜文人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了对孔子的尊崇及对从祀先贤先儒的关注,说明儒学在朝鲜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朝鲜文人对中国儒学发展的关注。但对于清朝孔庙的改制,朝鲜文人多持批判态度,这与朝鲜后期的尊明反清意识密切相关。朝鲜文人笔下的国子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国子监设施齐全,条件良好;另一方面,他们笔下的国子监士风涣散,显示出颓丧的氛围。国子监完备且具有文化底蕴的设施体现出国子监在教育领域的至高地位,朝鲜文人对此表现出钦慕与向往的感情。学风不振的形象则与国子监自明末走向没落的史实和朝鲜重视“礼”的价值观有关。朝鲜文人笔下的石鼓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遗产。使明朝鲜文人多将石鼓与周朝盛世以及韩愈、苏轼的《石鼓歌》联系在一起,显示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认同;使清朝鲜文人多将视线集中在石鼓的历史、经历、自宋代之后中国文人对石鼓的质疑等方面,体现出清朝考证学风的影响,同时也表现出对明、对清的不同意识。

张琦
魏晋论语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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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儒家最原始和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子们必读的重要典籍。古代学者认为“经学之要，旨在《论语》之中”，“《论语》者，六经之总义也”。《论语》不仅对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至汉以后，历代研究和注疏《论语》的著作层出不穷，本文截取《论语》学一隅，试就魏晋《论语》学作一探讨。主要通过《论语》诠释文本的解读，结合魏晋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背景，探析魏晋《论语》学取得的新发展及其原因，并对魏晋时期《论语》的诸家注本作出系统梳理，考订其中散佚注本在后世的辑佚情况。魏晋《论语》学，学者群体庞大，对《论语》的注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语》注本。首先是集汉魏《论语》研究之大成的《论语集解》，该注本不专一说、兼采众家，首创经书注释中的集解体例;其次则是开以玄释《论》之风的王弼《论语释疑》。而李充的《论语注》则鲜明地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与学术动向。

汪楠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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