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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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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书法艺术及其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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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书法艺术以它独特的表达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出了历史的演变过程。在我国的北宋时期出现的书法家群体，对于我国的书法发展史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而在所有北宋的书法家当中最被人称道的，当属“宋四家”。米芾是他们其中之一。米芾可以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米芾的书法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北宋时期,当文同、苏轼等人的'文人画'派风靡于中国画坛的时候,米芾和他的儿子突然崛起，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山水画派，也就是所谓的'米家云山'，他们的特色风貌震惊了当时画坛。米芾他不仅仅是自立新派的画家，并且还是独树一帜的大书法家。米芾的书法造诣高深，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被历代学书者所推崇。在我国的历代书法家之中，米芾是一位具有非常特殊性格的人物。他的书法作品妙趣横生，米芾的不少书法作品正是他放荡不羁个性形象的反映。中国古代大多优秀的艺术家们大都本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方法，特别注重自身的修养与自我的完善，来追求高尚的情操，哪怕只是孤芳自赏也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但是米芾跟他们一点也不相同，米芾不仅仅追求内在品质的高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儒雅，米芾留给后世很多书家以丰富的经验。本论文是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他的出身、性格、所处环境以及书学思想方面、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目的在于从米芾书法中发现更多对当代书法创作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周倩
《左传》卿大夫思想研究 ——以晏婴、子产、叔向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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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诸子时代是春秋末战国时期子学兴起的背景与先导,为“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它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尝试以《左传》史料为依托,从分析社会背景及思想的时代性出发,对以晏婴、子产、叔向等为代表的卿大夫们的思想进行研究。论文以前诸子时代的社会思潮为切入点,分析该时期宗法制逐渐坍塌的社会状况,进而把握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思想的时代特点,即天命神学思想的动摇以及西周以来“礼”思想显现出的新变化。分析“社稷为重,辅佐三君”的晏婴及其思想。以《左传》所载晏婴事迹、言语为切入点,对晏婴的君子品德、礼治思想以及政治思想分别进行探讨。晏婴崇尚节俭,为人刚正不阿。他将礼作为巩固社稷的法宝。政治思想方面,唯社稷是重,崇德、尊贤、重信,以民为本,在对待君臣关系上提出了“和”、“同”论断。对“古之遗爱”的子产及其思想的解读。基于《左传》文献,从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天命观、关于礼的认识与实践以及施政理念等三方面对其思想进行综合把握。子产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认为它与人事没有必要的联系。他将礼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并认为礼是万物的准则。子产受命于危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使郑国的时局得以好转。最后探讨“辞不忘国,先国后己”的叔向及其思想。以《左传》文本为出发点,对叔向的礼法观以及政治实践等进行解读,进而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叔向固守周礼,将礼作为臧否人物以及立身处世的准则,同样也被当做治国的根本之道。他所理解的法是上古三代的旧法,是为维护礼所服务的。同时,他反对将法公之于众。政治实践方面,叔向性情秉直,重德尚贤,而且善于外交,为晋国的复兴做出了贡献。

姜明波
英文社论语篇连贯性策略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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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表明，涉及本族语和非本族语的英语社论连贯性的对比分析比较少。本研究旨在比较中国作者和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在撰写报纸社论时所采用语篇连贯关系的频率和语篇宏观结构连贯性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金融时报》和《中国日报》的5篇社论。运用Mann andThompson的修辞结构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分析方法对这10篇社论中各种逻辑关系的出现频率以及语篇的宏观结构进行了统计和对比分析。　　提及话语分析往往会想到衔接与连贯概念，连贯性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因此学者们从语言的不同层面入手，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连贯性。根据修辞结构理论(RST)，语篇的连贯不仅可以从以句为单位的句际关系来解释，还可以从以段为单位的段际关系来说明。本文运用这个理论从整个语篇所使用的关系频率和语篇层次结构的角度研究连贯性。　　研究结果显示：《金融时报》和《中国日报》的社论所使用的连接关系，证据关系，解说关系，对比关系，评价关系和让步关系频率都明显高于其他逻辑关系。根据修辞结构理论，这些关系的作用是提醒读者接下来作者就要表达自己的某些看法，并且说服读者相信和接受这些看法或见解。社论的一般功能是呈现报纸的观点并且劝说读者接受这些观点，因此上述关系在所有的社论中都高频率的出现。　　尽管这两类报纸呈现出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具体逻辑关系的使用频率和语篇的宏观结构上仍然存在很大不同。要实现同样的交际目的和功能，《金融时报》的社论证据关系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中国日报》。而《中国日报》的社论则更多的使用了对比关系、条件关系、评价关系和解答关系。在语篇的宏观结构上，作者发现中国作者喜欢理论论证和情感分段，而以英语为母语的作者则喜欢事实论证和逻辑分段。这主要是由不同的母语写作传统和处于这两种文化中的读者对于社论的不同期待造成的。　　本研究把RST应用于以英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所撰写的经济社论的语篇连贯性的对比分析，这扩展了RST的应用范围。在实践上，本文分析了以英语母语者在撰写报纸社论时所采取的连贯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读者辨别这些策略，从而更好的理解文章的内容，提高中国作者写作的地道性，以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吴明华
《东坡易传》思想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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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易传》是北宋易学史上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苏轼思想的津梁之一。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文对《东坡易传》稀见的明抄本进行了校勘，录存异文，使用了新材料;对《东坡易传》散见在不同经文之下的互有关联的注文进行分类汇总，加以研究，运用了新方法;本文归纳出了《东坡易传》由生生之易的本源到“尽性至于命”的性情最后发而为踏入“吉凶之域”的内圣外王的内在理路，以及苏轼提出的“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逻辑思维方式，得出了新结论。　　本文分为六部分。　　在绪论部分，本文在学界已有的对《东坡易传》版本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东坡易传》版本沿革中的几个尚未被解答的问题，并对《东坡易传》中重要版本的版本形态做了研究。同时，归纳了《东坡易传》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东坡易传》哲理思想的新方法。　　本文的第一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道”论。“道”是《东坡易传》向揭示的宇宙运行的根本规律。“道”无法被人们所感受到，也无法用语言下定义，但却切实存在在这个世界中。要证明“道”这一原则的存在，则需要从根据“道”而存在的“万物”入手。万物的运行，皆遵守自然而然之理，这便是“道”落在万物上的展现①。同时，万物变化的状态是纷繁复杂且时时变动的，“高下”、“长短”等词汇无法抓住出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乃是“道”赋予万物的“自然而然”之理，万变皆出于“自然”。万物因道而有了其不变的本质，而通过万物存在的状态，人们可以进一步把握“自然”之理，最终得以体认“道”这一规律的存在。所以，道与万物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而“自然”之理则是二者的桥梁。　　本文的第二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易学探讨的是天人性命之学，所以在《周易》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下，苏轼认为人之“性”与宇宙之“道”息息相关。人为万物之一，但也是万物之灵;人在生活中有饥食渴饮等多种欲望，这与宇宙中万物有纷纭复杂的状态一致，苏轼特称人的这些欲望为“情”;人的“情”合乎自然而然之理，就像万物的状态皆合“自然”之理一样，苏轼特称情的“自然”之理为“性”;人可以通过探究自身之“情”来把握自然而然之“性”，进而体悟“道”的存在，正如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外物之状态，把握外物自然而然之理，去探查“道”之存在。所以，情与性，性与道的关系，仍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性”乃“自然”之理，故无善恶之别，情为性之发用，本来亦无善恶之别。但天下之事物纷繁复杂，众人的欲望（“情”）有时两相矛盾，比如绝大部分人有喜仁义之情，而绝少部分人却有喜奸邪之情，圣人便以天下绝大部分人所喜之情为善，加以表扬，以绝少部分人所喜之情为恶，加以贬抑，以此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欲望，因此情才有了善恶之别。　　本文的第三章探讨了《东坡易传》中的内圣外王之学。苏轼面对北宋的政治困境，将《东坡易传》中的“性”论发而为用，提出承担三才之责任，与天地相参的理想，形成了其独特的内圣外王之学。圣人治天下，不违背民众之情，顺其所欲，而成功绩。故而圣人治天下之理，乃是“自然而然”之理;其所治之民众，乃万物的一部分;其方法之所自，乃宇宙之“道”。《东坡易传》中的“性”论是“道”论落实到人上而来的哲理，所以“性”论发而为用所形成的内圣外王之学，自然也是符合“物因道存，道因物显”这一关系的。　　本文的第四章探讨了《东坡易传》解易体例的指导思想。《东坡易传》的解易体例大致可分为苏轼创新的“卦合爻别”说，以及他继承自王弼的“卦主”“二体”说。本文无意于分析各卦用了何种方法，而是探讨《东坡易传》运用这三种解易体例的根本原因。苏轼认为，道与万物“物因道存，道因物显”的关系，落实在万物之一的人上，体现为“情因道存，道因情显”的关系，天人之学发而为圣王德政，则又成了“民众因道存，道因民众显”的关系。但万物纷繁，人事复杂，政令万绪，唯独《周易》能用独特的六十四卦的易学语言，穷尽万物、人事、政令之变，故而《东坡易传》就是一部通过易学语言来描绘天道人事之书，也因此苏轼在运用解易体例时，必然会将上文所探讨的天人之学的思维模式贯彻下去。所以，《东坡易传》中的三大解易体例，本质上是“物因道存，道因物显”之说的运用。　　在结语中，本文从儒学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东坡易传》的价值。苏轼的天人之学受道家学说影响明显，“自然而然”之理的论述，与道家的“自然”学说息息相关。但苏轼通过《周易》先向揭示了宇宙根本之“道”，并非道家所说之“无”，而是存在于万物间的“生生”之规律;又向揭示了人顺应“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道家如保赤子的清静无为，而是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礼乐文明。苏轼准确地抓住了儒家学说体与用的特征，故而《东坡易传》是体现儒家学说的宝贵典籍。

丰子翔
《竹庄诗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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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庄诗话》是一部产生于南宋中期的汇编体诗话著作。无论其形式上诗评统率诗作，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总分、并列、递进关系编排，还是其内容上广博的征引，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立足于《竹庄诗话》文本，结合相关文献，对其进行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探讨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　　本文分为引言、主体、结语这三个部分。其中引言主要论述《竹庄诗话》的研究意义、现状及其不足之处。论文主体又分为三个章节:　　第一章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拟从《竹庄诗话》基本情况切入，涉及编者、成书年代、卷数等方面考证;考证的文献主要来源于涉及《竹庄诗话》的一些古今著作。如方回的《桐江集》卷七关于《竹庄诗话》的考证，郭绍虞的《宋诗话考》等。最终考证出《竹庄诗话》为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何汶所编。关于《竹庄诗话》版本、卷数，现通行的版本只有常振国、绛云根据四库珍本所点校的，由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二十四卷《竹庄诗话》。第二部分主要在第一部分基础上，立足宋代汇编体诗话发展脉络，总结它们对《竹庄诗话》体例形成的影响，从而探析出《竹庄诗话》诗评统率诗作，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诗评统率诗作，总分、并列、递进关系编排体例形成及其特点。这部分主要对《竹庄诗话》进行全方位认识。　　第二章节分为三部分。主要根据《竹庄诗话》以时代为序，以人为纲，征引各类诗评、选录众多诗歌的内容，探析其对唐前、唐代、宋代（北宋至南宋中期）这三个时间段的诗歌批评。第一部分的论述以两汉至六代诗人诗歌为主，从这部分内容中可考见出《竹庄诗话》在唐前重视汉魏古风，也欣赏六朝的诗艺，推崇陶渊明的自然、平淡之美的倾向。另外，从中也可看出宋人将学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更好吸收诗歌的养分。第二部分主要涉及唐代诗歌批评。这部分以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歌为主，根据《竹庄诗话》所征引的诗评，可考见《竹庄诗话》在诗歌创作方面，强调要善于学习前人经验，立足现实，将法度融汇贯通，最终创作出带有自身风格的诗歌;第三部分主要探析宋代诗歌批评。这部分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韩驹和陈与义的诗歌为主，根据所征引诗评，可见宋人在继承和革新唐诗基础上，最终确立了有别于唐音的宋调。且从《竹庄诗话》众多关于江西诗论的征引中，可见其推崇讲究“活法”的江西诗论，以扭转宋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第三章在前两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竹庄诗话》所体现的诗歌创作论。主要包括在诗法创作上讲究熟读经典，涵养学识，师法前人，自成一家的方法。且进一步说明师法其人哪些诗法，如何自成一家。即学者当学会励精潜思、以意为主、炼于用语、善于用事、勤于修改这五种方法。总之，强调学诗者需要熟读古人经典，以涵养自身学识，然后再此基础上学习古人诗法，且灵活运用之，步步为营，追求不见斧凿之痕的浑然天成的状态，以达到自成一家为终极追求。　　结语部分主要概说论文研究的有关结论、研究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对《竹庄诗话》研究未来展望。

唐玲珑
《“随物赋形”—谈苏轼文艺美学之“水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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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其丰富的艺术实践和博大精深的艺术理论赫然屹立于宋代文坛,他代表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精髓。他从《易传》哲学著作中汲取了养份,在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对文学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的认识与提升。在文学和艺术批评中,苏轼爱以“水”为喻,在水的流动性的启发中,提出了“水之道”的文艺美学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苏轼“随物赋形”的“水之道”文艺美学思想的解析,与现代创作理论中的情感论、方法论、风格论形成呼应,以期更深入地透析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主张。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二、三部分是论述的重点第一部分,论述了苏轼一生与水的深厚情结,他在“水之道”中获得了生命哲思。苏轼不仅把水看成生命之源,而且将它上升到哲学层面,认为水能够“几于道”。它能够“柔外刚中”、“因物赋形”,顺性而为与天地之大道相去不远。这一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苏轼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苏轼的“水之道”的文艺美学思想。首先,苏轼认为创作情感应似“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强调文章应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不能自已而后作”。其次,在创作方法上,应“随物赋形”、“尽水之变”,以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来创作,创作方法要随表达内容而变化,不受任何文章格式的限制与约束。同时创作中不仅要把握事物的“常形”还要符合“常理”。再次,在艺术风格上苏轼追求“平淡”“自然”的文风,要求文章要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效果。第三部分,探寻苏轼“水之道”文艺美学思想产生的渊源。一方面苏轼明显受到中国传统的水文化影响而形成了他的文艺美学观。同时苏轼精通儒道释三家思想,他博采各家,各取所长,形成了独到的三家“水之解”,形成了自己对生命本真的阐述。再加上苏轼又受到其父苏洵关于“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这一文学创作理论的指引,故而形成了他特有的有关“水之道”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认识。第四章,针对于艺术实践,收集整理了苏轼部分寄情于山水的作品,以山水寄思乡之情,寄仕宦得失,寄生活之趣,概括总结苏轼对中国传统水文化的丰富与贡献。第五章,阐述苏轼“随物赋形”的“水之道”美学观对后世的影响,可见其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苏轼的“水之道”文艺观使他的文艺思想呈现出独特的光芒,他丰富的文艺思想和对水文化的贡献,今天仍值得我们秉笔。

于艳
杜甫诗歌英译的评价之态度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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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浓缩,意蕴丰富是中国古诗的一大特色。尤其是被誉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杜甫,他的诗歌沉郁顿挫,更是独树一帜。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且硕果累累,但运用马丁等的评价理论对杜甫诗歌及其翻译的研究并不多见。评价理论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人际意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关注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迄今,它应用于话语分析,写作教学等各领域。本文试图将其运用到较少涉及的诗歌翻译当中,以杜甫两首代表作《登高》和《春望》为语料,目的在于通过此两首诗及各不同英译文所含的评价意义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发现它们实现评价意义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对各译文实现评价意义时评价标度发生改变的原因进行探讨。文章采用定性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1)在态度意义中,情感,判断,鉴别三种资源在杜甫两首诗歌原文本中均有体现,其中鉴别资源占绝大多数。这些态度以消极为主,显性表达为多。(2)从张美芳评价标度来衡量各英译文在构建原文态度意义时的实现情况来看,大多数态度资源的评价意义在各英译文中得以重构。但评价标度并未相同,有的译文高于原文本,有的则低于原文本,甚至有些态度意义未在译文中得到实现。从这一层面看,各译文仍有提高空间。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原文本,译者,及译入语语言与文化等各因素对评价意义异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本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评价理论在唐诗中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同时对翻译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徐灵香
论“伦理道德影响下的中国寓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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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是一种与人类文化关系极为密切的文体。它是人类各种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寓言文学作品为材料，从伦理学的视角对寓言文学进行跨学科的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寓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时期的寓言，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来看，都明显受到当时社会的伦理观的影响：先秦时期，我国第一批知识分子群体即活跃的士阶层兴起，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和伦理主张。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并增强论辩效果，他们便引进各种历史实事和民间故事，并根据自己的观点作了加工，于是寓言便应运而生。两汉时代，由于秦始皇采取的”焚书坑儒”等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以及经过秦末大战乱，先秦典籍之中反映伦理道德观念的著作散失了很多。汉代平定天下之后，积极整理恢复反映儒家伦理思想的典籍。其中，经师们为了解释经书，通常会引用一些富有一定寓意的寓言来说明经书上深奥的道理，于是考释著作中的寓言出现，并成为汉代寓言创作的一大特色。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异端纷起，僵化的仁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专制的封建统治不允许人们直抒胸臆，因此只能以冷嘲热讽的笑话形式来宣讲道德。这种以笑话为题材的寓言，开了后世讽刺寓言和诙谐寓言的先河。唐宋是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的复兴时代。无论是中唐柳宗元独立成篇的寓言体式，还是北宋苏东坡螺旋式的寓言创作方式，都是受到当时社会儒释道三家统合的伦理观念的影响。元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发展，明代理学产生。受其影响，市民文艺空前繁荣，于是寓言与小说的渗透就顺理成章，从而使得寓言的创作方法有所改变。同时，明清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人民言论不自由，因此讥刺的诙谐寓言发展起来。进入现代，随着改革开放及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发展，中国寓言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泛伦理性，以及”以善为美”思想突出，使得伦理思想渗透到各个领域，寓言文学所受的影响极大。同时，寓言文学也反过来影响着伦理观——从寓言作品中往往可窥见一个时期的伦理思想，而优秀的寓言甚至可以促成新的伦理观的形成。二者相互影响，关系十分微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寓言文学不但没有繁花似锦，反而逐渐走向衰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伦理道德的变化发展：旧时由于克己复礼、趋善崇德的思想，使人们对伦理道德格外重视，寓言深入浅出的说理方式正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因此得以蓬勃的发展起来;今日的社会科技日新月异，人们的思想也越发复杂多变，伦理观同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与发展。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现在的道德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与错问题，面对这一局面，寓言低级的说教对于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现代人起效不大，让位于其他文学表现形式，故而逐渐失去市场，同时网络时代又有新的伦理难题，传统寓言文学不思变、不求创新，只会渐渐走向衰败。全文对伦理道德如何影响中国寓言文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目的是希望能唤起人们对寓言文学的再认识，促进该文学种类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

徐安
唐诗中数词内涵及其英译研究——以许渊冲英译本《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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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尤其是唐诗中。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文化、修辞、模糊、教学、翻译等角度对数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很少有学者就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作品中出现的全部数词进行全面的描述以及对数词在特定的诗歌中的翻译策略进行详尽地研究。　　许渊冲先生，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无论是从翻译理论还是从翻译实践看，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他的理论被诸多学者用于各种文学作品的鉴赏，但是很少有学者以杜甫及白居易诗歌中数词的翻译为出发点，以译者自身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对其翻译方法进行研究。　　本研究试图以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其英译本《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分析数词在杜甫、白居易诗歌中的运用情况。另外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句进行分析研究，探讨许渊冲所运用的翻译方法是否与他的翻译理论完全对应。研究主要发现有:第一,所选99首诗歌中共使用了208处数词，平均每首近2.1个数词。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数词依次为:“一”,“两”,“万”,“三”,“千”,“百”。第二，这些数词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与计数相关数词以及非计数数词。用于计数的数词包括真实计数和模糊计数。非计数数词主要指与文化相关的数词，与修辞相关的数词，与习语相关的数词以及其他特殊数词;第三，许渊冲主要采用了四种翻译方法，即直译，意译，改译和省译。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翻译方法是直译，依次为意译、省译和改译。数据分析显示，用于真实计数的数词首先考虑直译法，而特殊的数词表达主要倾向于省译法。模糊计数数词倾向于采用直译法和省译法，而对于与文化相关的数词则倾向于直译法和意译法，与习语相关的数词主要倾向于意译法和省译法，而与修辞相关的数词则涉及了以上四种译法。其中，意译法主要借助于深化，等化，浅化。而省译主要借助于浅化，等化以及以创补失，而改译通常借助于等化和充分利用目标语表达方式来实现。　　研究结果表明，无论许渊冲选择哪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许渊冲的翻译实践与其翻译理论基本上相对应。总之，本研究针对不同语境下的数词，提出了相对可行的翻译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诗歌中数词的翻译提供依据。

刘毓
试论译者主体性：兼析《道德经》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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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翻译理论中，译者一般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视。在意义多元化的语境中，译者的主体性逐渐凸现，许多学者也已指出：“译者在促使不同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可以说，译者和原作者一样都是在各自的语境下建构不同的文化。”。本文将着重考察主体性研究成果，并参考阐释学及接受美学观点，多角度论述译者主体性的特点以及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限制因素，通过研究《道德经》英译本，探讨译者主体性在具体翻译中的应用，提出译文必定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但其主体性的体现又因原文的制约，译者的翻译个性风格，以及适应目的语语境的翻译策略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扼要介绍本文主题，研究目标和目的，以及译者主体性研究历史与现状。第二部分探讨了译者的角色和地位，从阐释学的角度重新认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并进一步指出，随着主体性定义和哲学阐释学的发展，译者的地位也已经被重新认识，客观、正确地表述。第三部分从多维角度深入讨论了译者主体性，包括其定义和特点，基于阐释学的接受美学(它为建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效的阅读模式以及功能背景)，为研究译者主体性理论提供不同的视野之多角度分析，发挥主体性的限制因素以及作为译者主体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创造性叛逆”。第四部分主要是对《道德经》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分析。提出译文必然会体现译者主体性，但是原作，译者以及译入语文化都会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产生影响。第五部分为结论，对全文进行回顾性总结，最后指出对译者主体性的正确理解还有待于不断的学习和研究。

冯卓琼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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