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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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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子礼学构架下的规范伦理思想

学术论文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道德调控手段不断弱化、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荀子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尝试重构了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形成了具有独具特色的礼学思想。在其礼学体系构架之下，荀子十分强调外在的约束力量，他以人性恶和群性为逻辑起点，重点论述了“礼”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无论对“礼”哪个层面的论述都是围绕着如何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并引导人的自然恶性向善转变而进行的。荀子用一系列伦理规范对个人的行为、所属等级、分工进行了约束和限定，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人完善道德人格并实现群体的有序化。与孔孟相比，荀子的礼学思想跳出了单纯从个体考虑道德的视角，淡化甚至消除了个人美德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差别和界限，将政治与道德连接在一起，具有浓厚的规范伦理色彩。面对现代社会中普遍伦理规则认同的困难和社会公共伦理建构的困境，荀子对外在规范力量的重视以及礼学思想中以名定则、权责对应等对角色伦理的划分十分值得我们借鉴。

姜元杰
罗什本《金刚经》中“相”的德语翻译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主要分析了《金刚经》的四个德语译本中“相”字的翻译问题。本篇论文主要讨论了如下几个问题:“相”在《金刚经》中表示什么意义?在四个德语译本中,译者是如何翻译“相”的?依据赖斯的文本类型学理论以及德博格兰德和德累斯勒的篇章语言学理论,在这四个译本中存在哪些翻译问题?译者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避免这些问题?这些翻译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美学缺失分析,篇章语言学视角下的意义问题以及篇章语言学与赖斯的文本类型学视角下的文本功能的变化。本篇论文中的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文本身及其文本功能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经文中“相”的意义分析。论文的第五章主要介绍了《金刚经》中“相”所包含的四个核心含义。在汉语经文中,只运用一个词“相”,因为中文这个词可以同时有几个含义。在鸠摩罗什版本的《金刚经》中,他选用这个多义词就是想展示佛经的美学和修辞。同时也呈现出他的创造力。本文中四个德语译本的译者分别是:柏林国际禅寺(International-Zen-Tempel in Berlin),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佛光山寺(Fo-Guang-Shan-Tempel)和马丁 ·莱纳特(Martin Lehnert)。目前分析的语料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1)形式美的丧失,如韵律、固定结构等;(2)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导致的译者的误译;(3)佛理的缺失。上述提及的这些翻译问题将会在论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进行着重的分析。造成这些翻译问题的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语言差异,翻译目的差别以及目标群体认知风格的不同。因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所以语言和认知风格之间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提高翻译质量,从翻译目的出发是最有意义的。因为翻译目的不同,即使是相同的作品也会产生不同版本的翻译,所以在评价翻译质量好坏的时候要考虑到译者的翻译目的。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学理论和德德博格兰德与德累斯勒的语言学理论,在翻译时应遵循以下步骤:(1)有必要仔细分析源文本的内容、结构以及其语言特征,其中,语言特征应包括语体和美学的分析。(2)译者可以确定要翻译的文本是否包含需要特殊处理的术语,或者要翻译的文本是否具有特殊点,例如修辞或押韵。然后应该找出实际的解决方案。(3)翻译活动正式开始时,译者应该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常识翻译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应该以翻译的目的为出发点,选择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来创造译本。(4)对译本进行修订和润色。通过本篇论文人们可以了解到,在翻译过程中,不仅需要运用翻译理论,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也是重要的理论支持。只有结合这两种理论,才能更好地保证翻译质量,实现更好地翻译。

卢昊
《左传》政变描写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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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一书中除生动地描绘了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战争之外,也详细地记叙了东周各国国内所发生的种种政治变乱事件。与战争篇章不同的是,《左传》的政变篇章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详细地记叙了政治斗争中的各种阴谋诡计以及各种谋杀、刺杀等暴力流血冲突场景。《左传》当中所记叙的不少政变事件,大都人物众多、头绪纷繁、情节曲折,表现出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我们很有必要对《左传》当中的政变描写作一个整体的、全面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一些有价值的艺术规律。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分为三部分来对《左传》的政变篇章进行研究。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左传》记叙的众多政变事件作一概述性的研究。在本章中,笔者主要分析了政变事件的内涵及其与战争的区别,探讨了春秋时代政变频繁发生的社会根源、政变事件的主要特点,并对《左传》中的一些重要政变事件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评论。第二章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对《左传》政变篇章中的叙事艺术所作的研究。笔者认为《左传》的政变篇章一般都有完整的叙事结构,作者往往采用“每事自成一章”的形式,完整地交代事件的原委本末。作者又善于使用“类叙法”探究政变的成因,并成功地运用了“大关节”和“小动作”相结合的写法记叙政变的过程。不少政变篇章中政变前的预言和政变后的评论也很有特点。另外,《左传》在处理“急”与“缓”两种不同叙述语言的转换上,也积累了一些比较成功的艺术经验。第三章主要探讨《左传》政变篇章中小说笔法的运用。笔者主要从细腻委曲、好奇浮夸、人物对话和“遥体人情,悬想事势”四个方面来研究《左传》政变篇章中的小说笔法。笔者认为政变篇章中细腻的细节描写、曲折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对话已经接近小说写法。同时,笔者还讨论了《左传》政变叙事中某些细节失实的原因,认为它是《左传》的作者“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结果,并且认为“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接近文学中的“虚构”,但却并不是“虚构”。《左传》政变篇章对后世的史传文学和小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家司马光编著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成功地学习了《左传》政变篇章的某些叙事手法。同时,《左传》中细腻委曲的细节描写手法、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精彩生动的人物对话等都是后世小说作品的学习对象。如何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优秀的政变篇章,使其价值得到更好的彰显,是《左传》留给我们的一大课题。

王崇任
《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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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著，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著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　　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著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著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　　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著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著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　　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　　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著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著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王继奎
黄庭坚诗歌研究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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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堅的詩歌是宋詩的典型代表,阴於這方面的論述層出不窮。但其中存在一個普遍的缺陷,就是過多地着眼於理論的探討,而没有很好地结合黄詩的創作寅践来分析。這檬就導致一種现象,黄庭堅的詩學理输和著者所舉的黄詩,在各種論著中被一遍遍地重複,而讀者除此之外,並没有在一千九百多首黄詩中有其他的發現。有鑒於此,筆者更倾向於封黄庭堅詩歌本身作一些探封。論文第一章主要從黄詩詩言運用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第一節主要分析黄詩在表達與前人詩羲相似的詩歌主题時是如何展现出他的獨特性的。第二節以《莊子》和《世說新語》為例,输述黄庭壑在典故上的選擇與匾分,並指出雕然二害是黄詩典故的重要来源,但黄庭壑更倾向於《驻子》中的逍遙,而不是《世說新語》中的放誔。這種匾别使得黄庭堅在運用《莊子》中的典故畴,靈活自如,精彩的捂言時時迭现;而運用《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時,只是在祠彙上左衝右突,反而崖生了程式化带来的弊病。第三節主要探封黄詩在典故經營上的努力,通過“發酵與釀造”、“预期與矯正”、“颠覆與重建”三佃角度分析黄庭堅在组建典故畴的一番努力。第四節從思維與詩法的角度,封黄詩的曲折性提出另一種解讀方式。输文第二章主要從詩體的角度来分析前人關注较少,或是存有誤解的地方。其中,第一節討输黄庭堅組詩在其詩歌中的獨特地位。第二節討論黄詩的七絕,指出其一以贯之的質模平淡的風格。第三節論黄庭堅的六言詩,指出他打破傅统的開創性贡献,亚封前人研究中的不足進行衬输。第四筋,输述黄庭堅詩歌小序的認職價值及其文學性。输文第三章主要從黄庭堅的詩歌選本和註释雨方面來输述。筆者調查了黄詩13個古代選本和6個现代選本,徒入選率和覆盖率的角度指出《山谷詩内集》的重要作用,否定了模鑰等人韶為不當分内外集的觀點,同峙也指出七言詩體是最受人們關注的詩體,其中選取了七絕一體在第二章中論述。此外,通遇古代選本與現代選本的封比,指出現代選本在突出山谷詩特色上的贡献,並封一些先入之見造行了辨析。在黄庭堅詩注方面,通過三家注的勘誤、献疑等工作,最後討输任渊注的特點與風采。

韩元
《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以理雅各、威利、刘殿爵三种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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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的教育家、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届世界尼山文化论坛以及在海外蓬勃开展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是很有力的证明。其最终目的也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从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从中攫取中国文化的精华。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精华又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主要从记载孔子的言论---《论语》1一书中得以体现。因此，《论语》的译介工作，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千多年来，《论语》不断地向周边传播，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圈。随着传教士来华，东西方两大文明进行激烈地碰撞和对话，儒学开始传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并伴随着对《论语》的翻译，出现了许多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的译著对欧美国家认识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打开国门，《论语》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中外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等都从事《论语》的泽介和研究工作。　　本论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笫一章，首先从选题缘起谈起。在中国所有的思想家中，孔子是国内外研究和评论最多的一位。《论语》作为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阐释并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论语》也成为被翻译和诠释最多的典籍之一，研究《论语》的英译本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中外学者已翻译的《论语》书籍已达到几十个版本，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威利、刘殿爵的译本，他们的译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层次。以三者作为比较对象，既可以进行横向的比较，又可以进行纵向的比较，从而比较出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为底本，以理雅各、刘殿爵、威利的英译本为比较对象进行研究，探讨三位学者的研究特色及得失。其次，介绍《论语》在国内外的传播。《论语》作为儒家的最高经典，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仅对中国文化，而且对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的翻译及传播，尤其是面向海外的传播，早在16世纪末开始就被传教士译为外文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然而英语作为近代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对《论语》的传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章，对译者和译本的介绍。对作者的生平及教育背景的研究，对于了解译本的特色至关重要。首先是了解作者的生平背景和教育背景。其次了解作者译本的情况。这些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一部著作的特点及其得失。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以理雅各、刘殿爵和威利的《论语》英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三位译者对《论语》的篇章句子的翻译对比，体会不同的译者，在时代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等情况下的译者对于《论语》的认识，从而体现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轨迹。在研究对比三位译者的著作时，笔者比较注重译者对于《论语》的思想内容的认识，以及对《论语》中的关键字的翻译及其认识。对于关键字，笔者采取借鉴古代人对于关键字的认识和分析，来帮助理解原文，同时借鉴《论语集注》中随着时代变化不同的人对于关键字的认识，来分析和比较三位译者对于《论语》具体含义的理解。　　第五章，总结译本的特色，并分析其得失的原因。理雅各在《论语》的翻译上具有显著的特色:第一，大量借鉴古注对于《论语》的翻译，对《论语》的理解透彻精辟。第二，理雅各采取直译的翻译方式，不改变原文的意思，并试图在格式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一点上做得很好。第三，理雅各在注释上做足功夫，显示一位学者的严谨学风，让读者对于重点词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在于理雅各是传教士，译文中处处体现其传教的思想。其次，其注释之多，适合的人群相对有限，所以对于《论语》的广泛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威利的译本更接近于大众化，译文通俗易懂，但是偏离了学术的水准，意译的成分过多，同时对于《论语》原文理解上的错误也很多。刘殿爵也有其显著的特色:刘殿爵的译本属于现代译本，完美结合了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英语的语言文字，将学术性和通俗性融于一体，使其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更广泛地奠定了《论语》传播的基础。译文存在这样的得失，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三位泽者的生活时代不同，势必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第二，作者的人生经历及教育背景不同，对于译著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最后，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的不同也会影响译注的内容和水平。通过对三位译者的译文比较，译文的多样化是客观存在的，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还会出现更多的译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本可以随意发挥，任意曲解。译文还是要本着忠于原文的思想进行翻译，力求再现原文的思想和文化观念。　　创新之处在于将历史思想史的知识和英文翻译结合起来，同时运用比较法、翻译法、直译法等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突破以往的单学科研究方法，借鉴外语学科的研究方法。　　不足之处在于:全篇研究比较繁琐，而且收集的资料比较有限，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不够完整。

刘文娜
庄子物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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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以其精深微妙的哲思吸引着海内外无数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其中，物化论是庄子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颇富特色的思想理论。它作为庄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解读庄子思想的重要切入点。本文首先从《庄子》文本入手，对文本中所出现的“物化”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分类，继而按类型的划分，对不同语境中的“物化”概念作出细致详实的分析。随后将物化涵义进行了物理层面、意识层面、实践层面和特殊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法，与西方一些相关概念做出比较研究。物化思想的重要性更是在于它是庄学中的齐物思想和审美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庄学中的齐物观和审美哲学都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不仅直接为庄子的齐物思想做出重要论证，是齐物思想的理论基础，更体现出美学的实质。最后，结合时代精神，指出物化思想与当今时代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人生价值观以及工匠精神的融通。庄子物化思想内涵丰富，层次深刻，与庄子哲学的其他思想关联甚多，继续深挖这座仍有待开发的思想宝库，不仅可以系统化庄子的“物化”思想内涵，更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精深庞大的庄学系统，并对物化思想的当代价值做出思考，为古老的庄学思想增添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邢鑫鑫
庄子独特的言说方式--'三言'与《庄子》思想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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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共分四部分.引论部分简述庄子其人其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和特异性,指出导致历代《庄子》研究岐解不一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庄子言说方式的独特性.第二部分认为庄子'消遥、自然、无为、齐物'的哲学思想和'言不尽意'、'道不可言'的言意观决定他对语言和言语活动持否定态度,主张'不言'、'忘言',盛称'不言之教'、'不言之言',追求不言而信的效果.故创为'三言'.第三部分在扬弃前人诸成说的基础上,对'三言'的涵义和相互关系进行辩析,指出'三言'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即相对独立成'言',是三种语言形式;又相互依存,是'不言之言'的分殊性展现.最后一部分探讨庄子言说方式的理论贡献.庄子不是以'言'出意,而是诉形象,启发体悟,这不仅增加了《庄子》的文学性、可读性,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是对'言不尽意'困境的超越和对言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王前进
译者的文化责任——以辜鸿铭《论语》英译为例兼评理雅各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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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文化学热潮稍稍平息，一些西方学者倡导要站在理性的角度对翻译研究进行反思，进而提出了翻译研究中伦理回归的主张，这无疑将翻译研究导向新的研究维度。但是归根结底，伦理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伦理的建构必然围绕翻译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阐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最重要的翻译主体。在伦理的维度里，译者成为一个道德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系列的道德选择;译者也不是处于一个价值中立的场所，他/她需要考虑如何对待文本，如何对待“自我”与“他者”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其翻译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取舍之间体现了译者对于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伦理态度，体现了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责任。译者到底是遵循既定的翻译伦理道德规范，还是对既定的翻译伦理进行挑战或背离都会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读者的接受，乃至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译者的文化责任这一翻译的伦理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并结合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翻译实践从而加深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引发新的思考与讨论。引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主题，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概括介绍了翻译的伦理维度。指出翻译伦理是译者必须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分别论述了“伦理”和“翻译伦理”的定义，以及译者的文化责任，而后者又具体体现在三个基本的伦理因素：“忠实”、“尊重”和“责任”。第二章以目的论为理论框架来分析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指出了两人在翻译中的不同倾向，即理译过分重异化，而辜译过分重归化;并认为应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及读者对象来确定其翻译策略的具体应用。总结部分指明，翻译策略的讨论其实一直与伦理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第三章是正文的主体部分。从语言，文体风格和文化层面对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简单扼要地介绍了理、辜译本的不同特点，着重突出了辜氏的英译特色和文体风格。第四章探讨了辜鸿铭作为翻译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英译《论语》所体现的文化责任与爱国热情;同时也指出译者应该担当起使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使命。结论部分对全文作了归纳和总结。翻译活动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不同文化应该持有何种态度成为译者首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译者责任与义务的探讨与规范就势必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翻译研究也就从语言、文化层面过渡到伦理层面的考察。

傅海英
《诗经》所反映的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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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是《诗经》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对自然神灵的祭祀是先民们生产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反映了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的自然神灵崇拜，通过对其研究，以宗教信仰的视角来解读其中的诗篇，既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诗歌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又能为我国古代宗教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但稍显遗感的是，对《诗经》自然崇拜的研究只在一些民俗文化的研究著作和为数不多的期刊论文中有所提及，并没有把《诗经》反映的自然崇拜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探讨。本文通过全面考察《诗经》反映的自然及自然崇拜的相关诗篇，从天神崇拜、地祇崇拜、动物崇拜和植物崇拜四个方面来探讨《诗经》反映的自然崇拜。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诗经》自然崇拜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节是对《诗经》自然崇拜的概说。第一部分论述了自然崇拜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分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诗经》反映自然及自然崇拜的相关诗篇，其中，反映自然崇拜的诗歌共64首。第二节论述《诗经》中的天神崇拜，包括日、星等天体崇拜以及雷、旱、虹、寒暑、雨等气象崇拜。《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蕴含着原始太阳崇拜的遗存，《小雅·吉日》反映了对房星的祭祀，《召南·殷其雷》包含雷神崇拜的印记，《大雅·云汉》提到旱魃肆虐，《鄘风·蝃蝀》言及对虹的禁忌，《豳风·七月》和《小雅·小明》涉及对寒暑之神的祭祀，《小雅·渐渐之石》体现了以猪为雨神的观念。第三节探讨《诗经》中的地祇崇拜，包括社神崇拜、山川崇拜和路神崇拜三部分。社神是土地神，通常在春秋两季进行祭祀；山川崇拜是指把山岳和河流视为神灵并加以崇拜，主要有望祭和禜祭两种形式；路神是主管道路及出行的神灵，祭礼称为“祖”或“軷”。第四节研究《诗经》中的动物崇拜。古人认为麟、凤、龟、龙四种动物能够预知治乱，兆示吉凶，因此称之为“四灵”，并加以崇拜。除“四灵”外，还存在对马、虎、猪、狐等动物的崇拜。第五节探究《诗经》中的植物崇拜。通过分析《诗经》中以植物起兴的诗篇，论述稷神崇拜、社树崇拜、蓍草崇拜以及水草野菜崇拜等植物崇拜的遗存。

苏茜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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