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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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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字体设计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研究的是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字体设计。研习书法美学是当下设计师字体设计创作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承和弘扬中国特色书法文化的担当与责任。当下汉字字体设计与我国历代书体演变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不可分开对待的。文章理清了中国书法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意义，着重对“宋四家”中米芾与蔡襄、黄庭坚、苏轼为代表的书风作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找出宋人同为“尚意”但有自己鲜明个性的米颠书法美学思想，作为全文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梳理了字体设计的源与流，区别出汉字字体设计进而细分到汉字创意字体的设计。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便是基于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汉字创意字体设计以及应用。　　第一部分研究分析了米芾书法美学和字体设计的现状及课题的研究意义，第二部分论述了米芾书法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的美学思想对后世和当代学习者的影响;第三部分通过分析米芾书法风格和汉字创意字体形态语言，试找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米芾“尚意”、“天真”、“求变”等美学思想里探索汉字创意字体设计的美学理论依据;第四部分从米芾书法作品中分析其中的笔法、墨法、结字和章法等特征，并以《蜀素帖》其中的一首诗歌《吴江垂虹亭作》为主题展开设计，以字体设计原则为基础，结合米芾书法美学思想，从笔形概括、结字特征、布局和灰度调整等方面进行设计和规范;第五部分是整个课题的实践展示部分，主要以海报设计的形式将米芾书法美学思想创意字体设计构思、排版并作统一调整后展示。　　通过对米芾书法美学思想的分析，探究找到与汉字字体设计密切关联的的美学理论契机，将传统书法中的美学意识唤起，得出基于米芾美学思想的创意类书法字体设计的功能性意义，寻找到中文字体设计可运用、可借鉴的美学支撑方法，站在二者关联性的美学角度尝试创意书法字体设计实践。

赵宇航
原始思维对《老子》和《庄子》的影响

学术论文

原始思维作为人类曾长期运用的思维方式，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遗留在现代思维形式中，并且强烈体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本文以《老子》、《庄子》为文本，运用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符号学等学科理论，论证了原始思维对它们的影响，考察了原始思维的象征性、具体性、直觉性等是如何积淀在古典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的。这篇论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老子》和《庄子》作全新的阐释，运用保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人类学的数据、理论和方法，本文探索了隐藏在《老子》、《庄子》后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秘密：文学文本的生成除了来自作家主体的努力和创造外，同时也受到本民族长期以来所遗留的一种普遍精神的制约。尤其以中国先秦时期哲学、文学典籍表现最为显著，异彩纷呈的诸子百家著作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模式，这就是原始思维的象征性、具体性、直觉性的思维方法。在对先秦典籍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史前时期中华民族认知世界方式的遗存。本文的前言部分介绍了什么是原始思维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在主要的三节中分析了原始思维的特点及其在《老子》、《庄子》中的体现。第一节主要分析了原始思维的象征含义及其《老子》、《庄子》中象征性思维的例证;第二节主要分析了抽象的“易”和“道”，描述了“易”和“道”的演变之路，以期解释原始思维的具体性特点;第三节分析了原始思维直觉性的特点，并揭示了《庄子》中“体道认知”和“归真”中所包含的直觉性思维。在结语中指出，原始思维的这些特点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沉淀，形成了中国古代既具有理性内容又保持着感性审美境界的传统思维方式。这种传统思维方式与艺术思维的特点相吻合，可以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审美型思维。总之，原始思维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阎伟
从楚辞看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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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楚辞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用儒家思想去分析的倾向，而忽略了楚地的巫文化，或者没有正视巫风习俗的重要影响。然而，正是弥漫在湘楚大地的巫风习俗构成了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的主要基础，正是那遥远而陌生的巫祭礼俗，赋予了楚辞独特而复杂的文化背景。屈赋中无论是对灵均形象的塑造、神巫降陟的场面描写还是意象的运用以及男女比兴、浪漫情节等一系列艺术问题的处理上，都借用了巫文化的资源。从诗体看，楚辞句式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抒情的容量。从语言看，楚辞多用楚语楚声，语言以绚丽多彩为特色，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出现。句中或句末多用“兮”字，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从诗风看，楚辞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情感奔放，具有浪漫之风。楚辞是巫音废墟上开出的一朵绚丽奇葩，它是楚文化的产物，尤其受楚巫文化的影响，是楚巫文化与屈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品质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选择了“从楚辞看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这个论题，以《楚辞》中有关巫风占卜和祭祀活动的诗篇作为研究材料，来探讨巫风习俗对屈原创作思想、艺术风格、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影响。

黄丹
基于语料库的埃兹拉·庞德翻译风格研究——以《诗经》的三个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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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古老的文化交往活动，它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因此，随着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翻译数量的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从以往的翻译实践中探索出翻译的规律和评价准则。例如，奈达的功能对等、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严复的“信、达、雅”等翻译理论都对以往的翻译活动进行了总结与归纳，旨在用于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翻译实践。然而，这些翻译理论大都具有很强的规约性，它们将翻译过程视为一种模仿性而非创造性的活动，强调译文对原文的绝对忠实并且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隐身”。　　但是，随着翻译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宽，规约性的方法再也难以对某些翻译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一些翻译理论家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描写翻译研究上来。描写翻译学家将翻译活动不再视为简单的由源语到目的语的文本转换过程，而是将其研究焦点转移到目的语及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层面上来。这一转变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同时也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描写翻译理论为基础，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利用相关检索软件从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对自建的埃兹拉·庞德《诗经》英译本语料库和用于对比的两个语料库中所体现的译者风格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词汇层面，庞德译文在用词丰富程度方面高于理亚各和许渊冲译文;在实词尤其是名词的使用数量上，庞译也明显高于其它两个译本;在高频词的使用方面，尤其是人称代词主语的使用频率方面，庞译和其他两译本存在着明显差异;庞译平均词长高于其它两个译本，说明庞德译文风格更为正式，阅读难度更高。(2)在句法层面:庞译使用句子数量最少，平均句长最长且句式变化最为灵活，说明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庞德译文更接近英语原创诗歌;庞译在复杂句的使用频率上少于其它两个译本;在缩略语的使用上，庞德使用数量最少。以上结论体现了“意象主义”对于庞德译诗的影响，同时也印证了他本人所提出的“漩涡主义”的翻译思想。　　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对于译文进行检索分析，进而获得相关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探讨不同译文的翻译风格。这种实证性的研究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有助于更加客观的把握原文风格和分析译文风格。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避免了传统翻译批评中主观的单一、评点式的研究模式，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它的应用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高博
认知识解视角下《庄子》文化负载词英译差异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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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负载词是蕴含文化内涵的特殊词汇,是典籍英译过程中传递文化内涵的关键因素。文化负载词翻译差异集中体现译本差异和译本质量。《庄子》是道家学派的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以其特有的文学性和哲学性在中国古典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庄子》中大量文化负载词是其核心思想的载体。这些文化负载词具有文学和哲学双重特点,对翻译结果产生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差异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体现在翻译方法和翻译差异形成机制。认知识解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概念和意义形成的基础。根据王寅提出的识解分类,认知识解主要包含辖域和背景、视角、突显和详略度四个维度。四个维度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庄子》文化负载词英译差异在识解视角下体现在哪些方面;其二,认知识解视角下《庄子》文化负载词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认知识解视角下文化负载词英译差异研究如何促进翻译识解的发展。本文主要选择汪榕培、林语堂、冯友兰及哈米尔和西顿等人的英译版《庄子》为研究语料,以《庄子》的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本文对文化负载词翻译差异进行分析,探究不同译者对同一情景所形成的不同翻译结果的成因,研究其中识解因素对翻译差异的影响。同时,本文在从文化负载词的角度对翻译识解进行细化研究。从认知和文化的角度将辖域和背景分为认知辖域和文化背景;从观察角度的主客观性上将视角分为客观视角和主观视角;从突显实现的方式上将突显分为功能突显和结构突显·,从描写的对象上将详略度分为描写详略度和背景详略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案研究法,采用案例收集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庄子》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差异在识解视角下进行探索。研究发现,认知识解的四维度及其八个方面对文化负载词翻译差异产生影响。翻译过程中受译者主体性制约,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根据识解方式的不同而不同。辖域和背景影响文化负载词的认知范围和文化内涵。视角影响文化负载词的呈现方式。突显影响文化负载词的侧重方面。详略度影响文化负载词的精细程度。本文从认知识解视角对《庄子》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差异进行分析,是认知识解理论应用于阐述翻译差异的尝试,力图拓展翻译识解的具体应用,为更好地传播理解文化负载词提供参考。

吕新兵
关联理论语境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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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是语用学言语交际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学者们历来重视语境的研究,其视角也是多样化的。大多数的研究都对语境的构成和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将语境应用于言语交际时,学者们通常的做法便是列出丰富的语境成分对话语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语境是事先给定的,人们的交际受制于语境。这是一种静态的语境观,它无法对人类的交际过程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虽然Yerschueren认为语境是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自行选择的结果,但是他没有说明交际者对语境的选择是受什么原则支配的,他的语境动态性没有受到任何原则的指导。因此,他的语境观也同样无法对言语交际过程做出合理的解释。综上所述,以上语境观的缺陷就在于它们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1986年,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为了给他们的理论建立科学合理的语境基础,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语境进行了新的阐述。在关联理论中,语境被认为是由来自于交际者认知环境中的一部分假设构成的,这就避免了先前语境观中将纷繁复杂的潜在语境因素看成是实际语境的问题,进而在对言语交际过程分析时只要关注构成语境的那部分假设就行了;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假设是由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从认知环境中选择的,这就突破了先前的语境给定之说。与静态语境观相比,动态的语境观更加适合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更能反映人类交际时的心理状态;关联理论认为,语境的动态性是受关联原则指导的。说话者的每一个话语都传递了最佳关联的假设,而听者对话语的理解也是在最佳关联的指导下完成的。关联原则是从人类认知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它弥补了Verschueren的动态语境观的不足,从而使得关联理论的语境观更加具有解释力。从理论上来讲,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根据Sperber和Wilson,听者之所以能推导出话语含义,就在于他能根据最佳关联原则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选择合适的语境假设。因此,语用推理也可叫做语境推理。Sperber和Wilson在对语用推理进行分析时,认为整个过程中只有演绎推理起了主导作用。笔者认为,演绎只是在现成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而假设的形成并不是演绎的结果。所以,Sperber和Wilson对交际中语境推导的分析存在缺陷。于是,笔者对交际中的语境推导进行了探讨。经过观察分析,笔者认为,在一次话语理解中,听者的语境推导应包括溯因和演绎的交替进行。

王明
《道德经》印尼文译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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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哲学经典，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西方国家翻译《道德经》的历史已经比较悠久。整本《道德经》西方译本1842在法国初次问世，后来的译本主要以英译本为主。因此英译本已经成为《道德经》外文译本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他语种，如东南亚语言的译本很少被研究者重视。　　印尼作为东南亚大国，语言、文化多元的国家，印尼各地本土文化在历史上曾受到过各种外来文化，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文化的影响。印尼思想文化比较开放、包容，印尼人一般相信天地万物有其的主人，为天地万物的根源，称之为TuhanYangMahaEsa(唯一的上帝/TheAbsolute)。因此，印尼人比较容易接收世界各地的形而上学思想。　　印尼的华人族群历史悠久。据相关研究，印尼华人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以前，华人迁移到印尼美丽千岛在唐、宋代达到第一次高潮，到了清末又达到一次高潮。印尼华人绝对人数是世界上(除了中国及港澳台以外)最多的国家。世世代代在印尼土生土长的华人，在十九世纪初已经出现语言变迁，语言上已经本土化，低级马来语(印尼语的前身)及印尼各地方言(主要是爪哇语)为他们的主要交际工具。但是从文化上，他们还是认可并保留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中国经典的翻译成为当时华人们的精神需求，《道德经》是其中一本。　　从广义文本的角度来看，《道德经》在印尼的传播文本包括以文字形式的《道德经》翻译文本(狭义)以及吸收、发挥《道德经》思想的印尼道教太上门思想内容。这两种文本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本文是定质描写法研究，利用文献法、对比分析法、实地调查法等主要具体方法对《道德经》在印尼的传播文本进行系统、全面地考察。　　《道德经》整本的印尼文翻译从1937年到2014年出现了九个不同版本，分别是Tan1937译本、Kwee1938译本、Liem1960译本、Tjan1962译本、MajelisTridharma1995译本、Khrisna1999译本、Tjan2007译本、Lika2012译本以及Wang2014译本。从文本发展来看，可以分为早期文本(1937、1938)、60年代文本(1960、1962)，90年代文本(1995、1999)以及2000年以后文本(2012、2014)。越新的文本，其印尼语语言规范程度越高。早期文本基本使用低级马来语(现代印尼语的前身)写的，因印尼当时的历史背景原因，混淆语现象浓厚，马来语、印尼方言、荷兰语、英语等词在译本中多处出现。60年代、90年代文本基本已经走向现代规范印尼语的发展，到了2000年以后的文本基本已经使用现代规范印尼文，并且在写作上已走向科学化，附上主要参考文献，基本参考中英文著作的《道德经》。　　四种译本(Tan1937、Tjan2007、Lika2012、Wang2014本)附上《道德经》源文文字，但没有说明源文的版本来源。四本源文的文字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标点符号和断句不同、文字使用不同、脱文、衍文现象、以及文字顺序不同。经与老子《道德经》五种版本(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帛书本、竹简本)对比，发现印尼文译本《道德经》基本使用今本为底本：Tjan2007、Wang2014基本符合王弼本，Tan1937、Lika2012本基本符合河上公本。Lika2012底本源文内容上有几处有意改变，例如：一、章节上文字安排的变化(第19、20章和22、23章);二、参考帛书本的文字补充(第2章)。《道德经》印尼文翻译有待提高对底本的重视和选择，以及有必要在文本中加以说明。　　译本对《道德经》几个重要概念(道、德、自然、无为)的翻译策略有所不同。(1)译本对“道”字的翻译方法有异化倾向，越新的版本异化程度越高。可是“道”字的译文一般是Tao/Dao加以补充说明的定语，如Taoyangkekal、Taoyangabadi、Daoyangmuliadanabsolut、Daoyangsesungguhnya等等。(2)译本对“德”字的翻译普遍采取归化策略，理解为品德、德行。但从《道德经》整本所出现的44次德字，在Tjan2007、Lika2012、Wang2014本各出现8次“De”译文，已有异化倾向的苗头。(3)译本对“自然”的翻译方法基本采取归化策略，理解为形容“道”自己如此的状态。(4)译本对“无为”的翻译方法，除了Wang2014本完全使用异化策略，把“无为”译成wuwei以外，其他译本基本采取归化策略，译文把“无为”理解为“不做”。　　译本对《道德经》隐喻的翻译方法全都把原文转换成印尼文。如：母-Ibu、水-air、谷-lembah、赤子-bayi、刍狗-anjingjerami等等。这些隐喻的原域若正好在印尼文里也是容易见到、容易理解的词语，如母、谷、赤子等，当译成印尼文时，读者不会感到这些词都是异域文化的，因此无法判断这些译法是归化或异化。但是像隐喻“刍狗”一词这样，其原域在印尼语里很难找到相等的情况，不易理解，当这个词字面翻译成印尼语词anjingjerami时，可以说是采取异化翻译策略，显现不同文化的特点。　　华人的迁移带来了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包括宗教文化——儒佛道，据不完整的统计全印尼三教庙数量达400多所，主要分布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以及加里曼丹岛。三教中的儒教、佛教有其各自的发展空间。道家道教文化通过印尼道教太上门也已经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基本涵盖了有印尼华人居住的印尼各地，是现代印尼新兴的道教流派。经过对印尼道教太上门的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研究，发现印尼道教太上门的思想内容处处受到《道德经》的影响。从广义文本的角度来看，印尼道教太上门是《道德经》的解读者、传播者。经本文系统考察《道德经》对印尼道教太上门的人生哲学观、教育宗旨、基本教义、主要修道经典及其修道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发现《道德经》81章中将近一半的内容内容被印尼道教太上门所吸收、所发挥。

包秉龙
《诗经·国风》植物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不仅仅是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生活百态,更是一部详细的周代社会与自然事物的百科全书。整个《诗经》中凝聚了周先民的灵巧与智慧,融入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寄托了他们对生活的期许。《诗经》中的诗篇感物造端,善于用比兴的手法将自己的情感结合诗篇中的植物,去进行抒发,从而使得诗人的“意”与植物的“象”和谐统一,水乳交融。整个《诗经》中的植物描写也就格外的炫目,异彩纷呈。这也是千载之下,沧海桑田,而这些植物意象却仍然鲜活的一如当初,让人读之就产生共鸣,情有所感的原因所在。本文将从四个章节来对《诗经·国风》中的植物意象进行探析。第一章为意象的内涵和《诗经》的植物意象概述,首先对意象的内涵进行梳理,并对意象的分类角度进行论述;另一方面对目前学术界进行的《诗经》意象的研究进行归纳概述。第二章首先对《国风》中的植物进行总结归类,并说明《诗经》中植物意象的重要特点——选择性。因其有选择性,植物意象就融入了诗人的主观体验与思想感情,植物意象也才有了研究的意义。在本章的最后,对《国风》中的植物意象进行了归类。第三章着重探讨《国风》中植物意象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从含蓄婉转、质朴清新、意境营造、灵动多样四个方面来进行论述。第四章重点阐释《国风》中植物意象的文化蕴含,主要分为原始的生殖崇拜、古老的交感巫术、实用的功能价值、和谐的自然观念四个方面。窥斑知豹,我们能从植物意象这个切入点,从而看到周代社会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论述对《国风》中植物意象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与价值。

李亚丹
林语堂婚恋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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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观是指人对恋爱与婚姻最根本的认知与理解，会直接对人的恋爱及婚姻行为产生影响。受到人生经历、个性心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婚恋观。民国时期，众多文人为婚恋所惑，婚姻生活不尽如意，但林语堂的婚恋则成为一段佳话流传至今。本文以林语堂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为基点，探究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成因，并站在时代背景下，力求客观合理地反思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与意义。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内涵。林语堂推崇顺乎人性的爱情，强调灵与肉的结合，但对和谐的追求使他提倡情理统一的婚姻。对于配偶的选择，他强调阴阳相和、和谐互补，并将信任理智、互敬互让视为夫妻的相处之道。林语堂的婚恋观表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首先，他认为恋爱、婚姻与生育是女性成长的契机;其次，他肯定了女性的智慧与勇气，认为女性对家庭的和谐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女性的家庭地位也值得肯定。　　第二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产生的原因。民国时期亦新亦旧的婚恋模式，同时期文人的婚恋经历对林语堂的婚恋抉择及婚恋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谐友爱的家庭生活及婚恋经历使林语堂对家庭与婚恋产生最初的看法。林语堂受到东西方文化的浸染，儒家思想、道教精神、精神挚友苏东坡、基督教文化等对林语堂个性心理与婚恋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主要论述林语堂婚恋观的局限性及现代意义。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以贤妻良母来定位女性，并对娶妾制度加以认可。虽然林语堂的婚恋观具有局限性，但就当下而言，林语堂对婚育等问题的思考依旧具有启示意义。

陈琪
再现伦理视角下《庄子》两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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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新方向，即翻译伦理。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如何在这个大潮流中保持民族文化独特性，并为其他民族所接受，进而与各民族文化和谐交融，是当前乃至今后翻译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在后现代背景下讨论翻译伦理道德问题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国内外学者开始呼吁翻译要“回归伦理”。　　在“回归伦理”进程中，大批国内外学者先后提出了各自的翻译伦理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芬兰学者切斯特曼的“五种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基于规范伦理及承诺伦理。此五种模式互为异己，每种伦理模式都有各自不同的应用范围。再现伦理的原则就是真实地、艺术地再现原文和原作者，译文就好比是原文的一面镜子。　　中华典籍是中华传统艺术的瑰宝，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华。每一部典籍中的语词都承载着独特的中华文化精髓。因此，中华典籍在外译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再现原文中的中华文化，保持独特性和异域性。庄子是淡泊名利的学者，亦是思想深邃的哲人，其思想体系概括起来包括“以道为本”、“万物齐一”、“自然无为”、“逍遥而游”。《庄子》中国道家哲学经典，论述了中国古代朴素哲学思想，蕴藏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文化魅力非凡。将其译出，能够帮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的朴素哲学思想。到目前为止，众多国内外学者对《庄子》进行全译或摘译，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本文选取《庄子》英文译本，用再现伦理理论分析研究了《庄子》两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再现问题。　　首先，本文指出了再现伦理的定义和适用的文本分析范围，及其对于中华典籍研究的可应用性。　　其次，介绍了切丝特曼的四种伦理价值取向。　　第三，提出了再现伦理的两项基本原则，指出再现理论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应使用异化策略。　　最后，文章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个方面对文化所选取的典型文化负载词进行深入地再现探讨，主要从真实再现和艺术再现两大方面进行实证研究。　　文章得出了以下结论:　　 1、再现伦理理论可以用来并且应当用以研究中华典籍翻译问题;2、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策略方面，通过力证，异化策略更加适合中华典籍译出研究;3、再现伦理理论还可用于其它领域的文本翻译。

阳赟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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