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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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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所反映的自然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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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崇拜是《诗经》时代极为重要的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对自然神灵的祭祀是先民们生产和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反映了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的自然神灵崇拜，通过对其研究，以宗教信仰的视角来解读其中的诗篇，既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诗歌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又能为我国古代宗教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但稍显遗感的是，对《诗经》自然崇拜的研究只在一些民俗文化的研究著作和为数不多的期刊论文中有所提及，并没有把《诗经》反映的自然崇拜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探讨。本文通过全面考察《诗经》反映的自然及自然崇拜的相关诗篇，从天神崇拜、地祇崇拜、动物崇拜和植物崇拜四个方面来探讨《诗经》反映的自然崇拜。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诗经》自然崇拜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节是对《诗经》自然崇拜的概说。第一部分论述了自然崇拜的起源和发展，第二部分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诗经》反映自然及自然崇拜的相关诗篇，其中，反映自然崇拜的诗歌共64首。第二节论述《诗经》中的天神崇拜，包括日、星等天体崇拜以及雷、旱、虹、寒暑、雨等气象崇拜。《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蕴含着原始太阳崇拜的遗存，《小雅·吉日》反映了对房星的祭祀，《召南·殷其雷》包含雷神崇拜的印记，《大雅·云汉》提到旱魃肆虐，《鄘风·蝃蝀》言及对虹的禁忌，《豳风·七月》和《小雅·小明》涉及对寒暑之神的祭祀，《小雅·渐渐之石》体现了以猪为雨神的观念。第三节探讨《诗经》中的地祇崇拜，包括社神崇拜、山川崇拜和路神崇拜三部分。社神是土地神，通常在春秋两季进行祭祀；山川崇拜是指把山岳和河流视为神灵并加以崇拜，主要有望祭和禜祭两种形式；路神是主管道路及出行的神灵，祭礼称为“祖”或“軷”。第四节研究《诗经》中的动物崇拜。古人认为麟、凤、龟、龙四种动物能够预知治乱，兆示吉凶，因此称之为“四灵”，并加以崇拜。除“四灵”外，还存在对马、虎、猪、狐等动物的崇拜。第五节探究《诗经》中的植物崇拜。通过分析《诗经》中以植物起兴的诗篇，论述稷神崇拜、社树崇拜、蓍草崇拜以及水草野菜崇拜等植物崇拜的遗存。

苏茜
《庄子》四英译本中的视域融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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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针对人类各种理解提出的一个哲学阐释学概念。他认为任何理解都是以理解者的“前见”为基础，前见是不可摆脱的，它构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原文作者的视域形成了原文的视域。处在不同时代的译者由于对同一个文本有不同的“前见”，因此各有自己的视域。“视域”的形成受译者教育、文化和所处时代等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视域与译者的视域融合，形成了新的视域，直接影响翻译的质量。《庄子》是中国古代文学和哲学的瑰宝，如何翻译好《庄子》对传播中国古代哲学非常重要。本文根据伽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观点,对《庄子·内篇》的四个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从一般词汇、句法、文化负载词和修辞四个方面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视域融合现象，证明典籍重译的必要性，对《庄子》的再翻译提出建议。极具代表性的四位译者分别为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他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教授外国学生《庄子》;享誉中外的双语作家林语堂，他的作品让众多西方读者了解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研究先秦思想的著名汉学家葛瑞汉和当代翻译家、翻译学者汪榕培。作者简要分析了《庄子》原文的视域、四位译者翻译前各自的“视域”，并通过实例对比分析了原文视域与译者视域的融合，发现受视域融合的影响，四个译本各具特色：冯友兰的译本语言简明，比较准确地传达出了庄子的哲学理念;林语堂非常重视《庄子》的文学价值，译本中处处闪耀着优雅地道的英语，原著文学色彩保留较好;葛瑞汉的译本既保证了文本的流畅性、文学性，也较为精确地传达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汪榕培在吸收国内外多年对庄子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完善地保留了原文的思想内容，较好地传达了原著的哲学思想。通过对四位译者翻译前的视域考察、视域融合对比分析，作者认为理解的历史性决定了不同时代作者视域的不同，不同视域融合产生各具特色的译本，所以典籍重译非常必要。同时作者还对《庄子》再翻译提出了建议，认为译者应具备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和英语运用能力，并通过参考庄子权威注释本和研究成果，全面认识庄子哲学思想。

王云潇
《史记·魏世家》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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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魏世家》是研究先秦时期魏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它主要记载了魏国从兴起到最后为秦国所灭约八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三家分晋的主角、战国七雄之一，魏国在先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考古学知识的传入，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发展迅速。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不少与魏国相关的器物与简帛文献，这些都为学界更准确的了解魏国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目前学界利用考古出土材料与研究成果来为《史记·魏世家》作新证研究的并不多，本文试以《史记·魏世家》为研究对象，综合利用考古成果，对《史记·魏世家》做一新证，以期能助益于魏国历史研究及《史记》研究。本文分六章节进行展开：　　第一章分析《魏世家》世系，从文献典籍与地下出土材料中找寻魏国沿袭的踪迹。《史记·魏世家》世系记载中，魏氏先祖毕公高及后代、毕万与武子、悼子与魏绛、简子与桓子、惠王与哀王五处辈分混乱，结合文献及考古成果，对其世系做一辨证分析。　　第二章针对《魏世家》中出现的文侯、武侯、惠王时期纪年有争议的情况，运用文献分析法与考古成果逐一进行分析，更正了三者在位时间与纪年情况。　　第三章运用出土材料对五个魏国都邑：毕、魏、霍、安邑、大梁情况进行补充，其中毕、魏、安邑三地均有考古发掘的古城址以及出土器物可印证其所在。大梁虽未发掘出完整城址，但新出土兵器铭文可助分析其地。惟有霍地尚缺乏文献支撑与考古出土佐证。　　第四章利用新材料，更正、丰富了《魏世家》中所载的几个有争议事件。新出土的中山国王族墓地为分析中山君相魏这一事件提供有力佐证。马陵之战由于缺乏重要出土材料支撑，仍有众多疑点。《清华简》的记载补充了《魏世家》中文侯后期的两次重大战役——阳狐之战与长陵之战。　　第五章在考古基础上，以《魏世家》中所载城邑、地区、长城入手，综合分析了魏国各时期的疆域变迁过程。对魏国疆域变化特点及变迁原因进行了总结。　　最后结语部分，对《魏世家》新证进行了总结。

刘悦
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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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汉代时虽已有把其从《礼记》中抽出单独研究的情况出现,但是在唐宋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和渗透之下,《中庸》才真正为儒者所重视。一方面,儒学想要确保主导地位就必须迎接佛道两教心性学的挑战(特别是佛教),而儒家经典《中庸》恰恰具有心性学和形上思想的特点,《中庸》自然成为研究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佛教为了使自己在中国本土生存,也不得不利用儒家经典《中庸》来阐明佛儒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佛教义理的高明性。此外,宋代统治者对《中庸》的重视也对《中庸》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此,北宋时期《中庸》学研究达到了高峰。北宋儒者建立“诚”本论,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庸》“诚”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儒家形上体系的建构过程。本文在此就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北宋时期的《中庸》之“诚”思想发展。《中庸》中的“诚”首先是道德范畴,意为诚实不欺、真实无妄。“诚”可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此外,“诚”还具有神秘的倾向。《孟子》、《荀子》书中对《中庸》之“诚”思想的继承有所不同。孟子改变《中庸》以情释性的方法,采用以心释性,于是“心体”被无限夸大,人只要反身而求就能达到“诚”。苟子不赞成孟子将“心体”无限夸大的观点,主张“诚”与“中庸”相结合,以礼来制约,进而达到“诚”的境界。唐代孔颖达在注疏《中庸》时,把“诚”全部转变为“至诚”,使“诚”的内容进一步明确。韩愈、欧阳詹都重视《中庸》,对其中的“自明诚”思想有所研究。但真正大力提倡《中庸》的是李翱。李翱赋予了“诚”以新的内涵,指出“诚”具有“不动”、“静”的特点,这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北宋《中庸》研究大概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因此,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包括佛教学者和理学家的研究。佛教高僧契嵩指出《中庸》虽讲“诚”,但并没有明确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以及人道何以会如天道一样具有“诚”。契嵩的诘难可以说正是儒者所急需解决的问题。理学家内部对《中庸》“诚”思想的研究情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理学先驱对“诚”思想的关注。虽然理学先驱并没有完成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但他们对《中庸》一书的提倡为后继者研究《中庸》营造了一种氛围,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和忽视的。二是陈襄、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等理学家对“诚”思想的研究,他们主要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理论上创新不足。三是北宋五子的“诚”学研究。周悖颐首先解释了天道何以具有“诚”的特点,以及天道又是如何将“诚”传入人世间、使人性具有“诚”这一问题,并由此初步建立了“诚”本论。可惜,他的“无极”、“静”的观点有杂于佛老之嫌。且他未将天道、人道真正打通。邵雍、张载也有这方面的理论缺陷。比如,邵雍认为先天之学主乎诚,就割裂了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张载将“自诚明”看作“穷理”、“尽性”相分的两事,“天人合一”的说法也不够圆融。二程年辈略晚于周惇颐、邵雍、张载,故在学术上有了超越前人的可能。二程赋予“天理”新的内涵,以“天理”为本,抛弃了佛道杂余,突破了张载以形而下的“清虚一大”为本的理论体系。并且,二程将“诚”提到了“天理”的高度,认为“诚”就是“理”,儒家的形上学至此基本建立,“诚”也具有了本体的地位。程颢和程颐在“诚”思想上有些微的不同。程颢的一本论打通了本体与修养工夫,“诚”即是本体,又是修养工夫。而程颐则侧重于道德实践的可行性方面,因此在修养工夫上,更多的时候是将“诚”看为一种境界。程门后学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对后世朱熹完成“诚”本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连接作用。四是欧阳修、苏轼对“诚”思想的理解。苏轼认为二程对《中庸》之“诚”的解释不符合《中庸》的本意,对“诚”进行了不同于二程观点的新的阐发。苏轼的阐发虽有所创新但其观点也有待商榷,且从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目标来看,因其反对二程理学派,故苏轼的中庸学其实是阻碍了“诚”本论的建立。

孟耕合
王安石咏史怀古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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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官至宰相。九个世纪以来关于王安石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争议，但这些大都是从王安石变法所带来的影响去说的。对于他的文学成就大家都一直推崇，王安石的一生共创作了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包括写景抒情诗，酬赠应答诗，咏史怀古诗等等。这些诗歌或用律诗，或用绝句，或用古体诗，或用歌行体等体裁来表现诗人的才情与诗情，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看出王安石是一个看淡名利，躬行节俭，不近酒色，侍亲至孝的人，拥有着中国士大夫的情怀，王安石身上的这种士大夫情怀体现在对国家、对百姓方面，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王安石忧国忧民的具体实践，与变法相对应的是文学成就是王安石创作了一系列咏史怀古诗作，这些诗作一方面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作为改革者落寞的心态。研究王安石具体的咏史怀古诗作结合王安石的生平，这些都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这些诗作，同样，研究诗歌作品，从文本出发也能让我们更好的客观的去了解王安石本人。　　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导出论文的选题思路、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与手段。第二部分探讨咏史怀古诗的概念，明确咏史怀古诗的起源与发展，《诗经》中已经萌生咏史怀古诗的一些因子，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六朝，得到进一步完善，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成熟，到了宋代在文人学问化的实践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第三部分是对王安石政治生活、思想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简单的概述，突出其文学成就，并引出其代表部分，即怀古咏史诗的创作。第四部分是对王安石咏史怀古诗进行具体的分析、分类，指出其创作的年份及艺术特色、思想、内容、情怀等进行研究，把变法与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创作结合起来，这是文章的关键部分，也是文章的主体。第五部分是探讨王安石咏史怀古诗的艺术继承与影响，包括杜牧咏史怀古诗作对王安石产生的影响以及王安石咏史怀古诗对黄庭坚等江西诗派的影响。第六部分是结论，简单总结王安石的咏史怀古诗作。

王文芳
《论语》两译本之顺应翻译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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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中国最具影响力儒家经典作品之一，不仅在中国享有至高的文学地位，而且其影响力亦波及海外。自十八世纪以来，各种《论语》英译本的相继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从译者、文化角度对不同译本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关于不同《论语》译本的研究因不够客观可行而差强人意。随着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语用学领域的最新理论-“语用顺应论”为研究《论语》译本差异提供了较为全面可行的理论视角。在顺应理论和翻译实践基础上，翻译可被视为译者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上一种动态选择和顺应的过程，体现在译者、语言和语境相互之间的交际模式中。在此基础上，翻译最终是译者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实现对翻译目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语言顺应过程。这为研究不同译本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顺应研究视角。本文在顺应视角下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尽管二者都为了顺应对先前译本不满，消除文本误解和传播儒学的共同目的，但各自译本在诠释儒家核心词汇和篇章安排等方面的风格却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辜氏顺应了当时西方翻译界崇尚流畅式翻译主流，为了消除西方读者理解译本的陌生感而顺应了西方文化取向，而安氏是为西方世界寻求儒学真正的价值内涵，尽量消除西方读者对中国哲学的成见而顺应了中国文化取向。由此，辜氏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安氏则选择了异化翻译策略，但二者的翻译都是为了顺应各自的翻译目的和时代需要。本文尝试将语用顺应论引入翻译理论，不仅有助于《论语》英译研究，而且有助于拓展翻译研究视角，为儒家经典翻译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丁建海
历史记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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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之前,历史与记忆并未完全得到区分。随着批判历史学的发展,历史与记忆在往不同的方向转化:记忆向着认同,历史向着真实。20世纪70年代,随着“精神状态史”的登台,记忆问题越来越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也产生了另一些新问题,如历史学家如何对待记忆?记忆怎样和过去对话?历史是否如我们当下所见越来越等同于记忆?历史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对待记忆持何种立场?记忆与遗忘是什么关系?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或“精神状态史”如何促进了现代历史学的记忆研究,等等。在这种新语境下,笔者希望通过考察20世纪西方特别是法美两国关于历史与记忆的经验,认识历史、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一些特性,同时表明这些问题是如何有助于我们的历史理解以及史学思维。除去导言和结语,本论文包括五章。导言旨在概述我们要讨论问题的理论背景、问题意识的产生过程以及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方法。文章澄清了记忆与其它概念诸如传统、怀旧等的关系,同时表明并非每一种记忆都是历史的记忆,只有当一种记忆超越了这个人的生命或某个群体的“此在”界限,才能称得是历史的记忆。记忆不是传统,也不是怀旧,更不是纪念。记忆与历史紧密相连但并非对立,同时记忆并不是历史的原材料。第一章“述评”主要围绕历史记忆在20世纪兴起的原因等角度展开讨论。文章首先考察了记忆的历史。历史性思考意味着批判性的和语境化的思考,因此文章探讨了历史记忆研究兴起的语境。文章将历史记忆研究兴起的原因归结如下,即它受到了大屠杀、创伤、历史无意识、民族认同(对法国大革命的纪念)等等的促动。它与记忆的真实性、后现代史学、多元文化论等又不无关系。记忆问题在20世纪经历了一次认识论的转变,而历史思维中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范式的转变,都是与历史学家当前生活中的变化相伴随着的。第二章“现代记忆的多重视角”旨在表明20世纪的历史记忆方式有别于古代的。不过我们仍然承认古代记忆方式(影像和场所)的有效性。文章揭示了场所等痕迹的多元性导致了多元的历史记忆,同时还揭露了现代记忆涉及到见证、历史认同等。结尾处则着重指出了记忆在现代认识论上的三种假设(重构主义、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别导致了不同的历史认知。同时文章还希望表明创伤导致记忆,历史的崇高容易走向历史的遗忘。至于遗忘工作,我们将它与主体联系起来,以布罗代尔不写“圣巴托罗缪惨案”为例,表明遗忘使得认同成为可能。第三章“个体记忆”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入手,以文明史的写作为例,指出历史的建构并非最终归因于个体,但是又离不开个体,从而使得历史理解走向“解释学的循环”。文章将个体记忆的时间分为九类,从而使个体表现为九种历史观。具体到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他们可能在对待历史写作问题时表现出一致性与非一致性。文章再次以布罗代尔、乔治·杜比等史家的自传为例,分析了“自我史”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取向:建构主义和实验主义(“非常规历史”),同时将后者视为理解历史的有效的“新途径”。第四章“集体记忆”从个体记忆如何进入集体这一点出发,旨在区分集体记忆的五种承载物:官方承载物,组织上的承载物,文化承载物,学术承载物以及其它承载物。它们分别从各自的角度维持了集体记忆,并在当下显现出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文章又试图表明集体记忆是复合的,所以应将历史记忆说成“集合的记忆”,而非“集体记忆”。最终,我们依据大屠杀幸存者的叙事结构,得出历史知识通过回忆、纪念等复杂程序而产生的路径。它再次呼应了个体记忆中历史知识的来源问题。第五章实际上是考察个案,即试图探讨利科作为对法国历史学家影响较大的史学理论家是如何思考历史学实践的,以及如何框定我们关于历史记忆的论述。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将设法提炼他所使用过的各种论点来展开他的立场分析,以及表明它们是如何与我们前面的历史主题讨论结合起来。再次,我们会对利科在记忆问题上所没有注意到的关键点——例如,没有注意到“多媒体”对历史记忆的影响——作出适当的评论,以承接我们前面关于现代集体记忆方式的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强调历史记忆之外的一些障碍:我们为何对历史记忆及其表象如此焦虑?我们对它负有什么责任?它包含了什么伦理价值?当然,我们也会谈到历史的悲悼与忧郁,因为它们可能阻碍记忆。记忆的责任由此是与意义相关,而与真实性无关,因此我们将着重点放在历史的责任而非记忆的责任上。文章认为重新撰写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之一。历史中的伦理就是在进行道德判断、保持目标平衡的同时,既要向着真实,又要向着受害者。文章的目的最终在于强调历史的伦理而非“记忆的伦理”。

赖国栋
论《左传》因果叙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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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春秋》缺少内部因果联系的记事方式，《左传》叙事更强化因果关系，使人看到人物的性格、行动、命运以及事件的完整性。因果序列也使史实内在地统一起来，显示了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内涵。本文即对《左传》的因果叙事特点进行分析。全文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简述《左传》文学研究的情况。主体部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举例分析《左传》的因果叙事特征，并着重分析有别于正史的奇闻轶事。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左传》中因果关系统治着一切，具有普遍性;因果关系的背后展示的是史官思维：即邪恶、愚昧和傲慢乃取祸之道，善良、明智和谦逊为天佑之德。第二章主要分析推动《左传》因果叙事发展的因素，分为内部驱动力和外部驱动力。所谓内部驱动力，是指贯通在全书中的个体和社会的意识、经验，它们是支配因果叙事的意识形态因素，其中人物的个性因素是论述的重点;外部驱动力则是指推动叙事发展的形式因素，包括预叙、倒叙等叙事手法及“君子曰”的外部评论等写作手法。个体的性格因素在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兼之叙述手法的运用，使得因果关系合理而清晰地存在。第三章论述《左传》因果叙事的互文性，即事件之间存在相似性，其主题也一再地重复，历史事件与当代事件相互印证，同时成为当代事件发生的征兆，由此事件之间互为说明、互为象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文性，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生存处境决定了事件的同义性，一方面是史官的有意安排，此外也体现了对历史和榜样的模仿。互文性以因果关系的形式出现，使文本的主题不断得到强化。论文最后的结语部分，简述因果叙事模式的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小梅
庄子审美教育思想的现代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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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立足于庄子思想的核心，阐析了庄子思想中与审美教育相道合的成分，我们把庄子的这一部分思想可称为“庄子的审美教育思想”（祁海文）。庄子为我们剖析了人类生存的种种困境，人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的欲望的无限增长和把自我价值寄托于外物的结果。他认为，要实现心灵的绝对自由，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精神层面超越世俗的功利。心灵自由是庄子全部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审美教育思想的目的和理想。庄子生活的年代与我们当代社会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庄子所提出的一些列人生问题，其实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在任何时代都不曾停止过。人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超功利的精神自由是庄子的理想，他的理想人格是超越世俗功利的至人。心灵的自由和超功利的人生观正是审美教育的最高目标，庄子的人生哲学为我们的审美教育提供了合理性的价值预设。他为我们指明了人的存在本质，人不是为外物而存在，过分的追逐外物反而使人束缚于其中，人应该超越外在的功利价值，走出物我的对立，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从而实现审美的生存。当今世界在物质和技术领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人们物欲的无限增长不但没有营养出更加纯真和高尚的精神家园，反而使人的心灵囹圄于世俗的功利矛盾之中无法自拔。人们为了一己私欲不惜牺牲他人，甚至是整个自然界，到头来却是物累相残。庄子似乎已经预见了人类未来发展中的问题，因此才有了十万余言。我们之所以认为庄子思想具有重要的审美教育价值，是因为他向我们指明了改变世界首先应从改变自我做起，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断坚持自我心性的修养，以超功利的态度对待人与社会、他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审美的心胸容纳宇宙万物，那么，人类社会也许真的会实现庄子所说的“至德之世”。如果使审美教育能够贯穿于整个教育和生活过程，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庄子所赞赏备至的至人、神人、圣人。

张伦敦
论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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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欧阳修诗歌的渊源问题入手,论述了欧阳修继承李白诗歌的现象、产成原因和重要意义。全文分四章。第一章为宋代诗坛中的李白地位及形成原因。此章为研究欧阳修推举李白诗歌这一行为提供大的背景环境。总体而言,李白在宋代诗坛地位不高,笔者从唐宋士人心态的差异和唐宋诗风趣尚的差异两方面揭示李白在宋代不欢迎的深层原因,然后在这个大的接受背景上,考察北宋欧阳修推举李白诗歌的现象。第二章,分析欧、李二人的诗歌文本,指出欧、李二人的诗歌在豪放奔逸的风格、自然平易的语言、古体诗较多的体式三方面的相似。第三章分析欧阳修模仿学习李白诗歌的原因,从外在社会因素和内在个人因素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四章为欧阳修继承李白诗歌的意义,具有改革宋初诗风、启蒙宋调的双重意义。

李佳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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