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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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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与周代齐、晋、秦地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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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文化的结晶和载体，不同地区的文学负载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承载我国地域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文本之一。对《诗经》尤其是十五“国风”进行地域文化视角的分析和探索，是《诗经》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现当代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和基础。齐、晋、魏、秦这几国分别位于黄河的上、中、下游地区，是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区域。本文试以这几国“风诗”为研究对象，运用地域文化学和民俗文化学的理论，利用先秦典籍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几国“风诗”与周代齐、晋、秦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在解读作品的内涵，阐明相关的文学现象的基础上，阐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更加准确地把握《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特质，以及地域文化发展流变的某种内在规律性。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诗经·齐风》与齐文化。西周时期的齐文化，是一种以周文化为主导而又融合了东夷文化因素和夏商文化因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齐风》较为深刻而集中的反映了齐国的社会生活，并且蕴含了丰富的齐地经济、婚姻、军事等各方面的文化信息。齐文化在婚恋风俗、诗歌风格等方面都对《齐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齐国特殊的婚俗及齐地女子地位较高、婚姻较为主动的现象使《齐风》中的婚恋诗显现出大胆、活泼、明快的风情，其内容也多以女性为主。齐人舒缓的性格使他们创作的诗歌也多节奏舒缓。第二部分，《唐风》、《魏风》与晋文化。西周时代的晋文化是以夏文化为底蕴，周文化为依托，杂糅戎狄文化因素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唐风》、《魏风》反映了晋地经济、社会生活史料，以及晋人勤、俭、孝的精神本质。《唐风》、《魏风》受到晋文化中周文化和夏文化的影响，在婚恋诗中对人的审美，不但注意人的外貌美，还将人的品德美作为审美判断的重要标准。而在诗歌的创作风格方面呈现出朴实敦厚、忧思深远的情态。第三部分，《秦风》与秦文化。秦文化是以东夷文化和西戎文化为基础，深受殷商文化和周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秦风》反映了秦地人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殉葬习俗。秦地的文化融合使《秦风》恋情诗展现出了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即以《小戎》为代表的阳刚之美与以《终南》为代表的温雅之美。《秦风》悲壮雄浑与严肃沉重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是对不同文化传统的传承使然，也是地域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

张春婵
宸翰：宋代帝王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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宸翰是古代帝王书法的专有名称。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形式,宸翰在宋代帝王政治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在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所呈现。如名胜古迹间会有御书刻石,寺观道院中能看到御书牌匾,官府衙门里有御书箴铭,各级学校机构中还建有御书阁,专门收藏皇帝御书石刻以供瞻仰。这种御书阁还存在于不少官僚士大夫的家中,以显示帝王与臣子的亲密关系。帝王书写已经脱离了艺术活动怡情悦性的功能,成为了皇权的延伸。如何深究并解释这一文化现象的成因、过程及细节,并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宋代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来探讨宸翰在宋代皇权运行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对帝王书写的社会属性、政治功能以及艺术价值进行分析,为宋代政治文化史、宋代书法史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微观实证。本文前两章主要由宋代以前的帝王书翰传统和宋代右文政策来探讨宋代宸翰风气的形成,并重点分析宋代帝王书法的皇室传承和艺术特色,其中对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以及宋高宗等人的书法之渊源、风格和影响等做了细致探讨,同时兼顾了书法传统在宋代皇室中的普及和延续。对宋代皇室钟爱的篆书、草书和飞白书,以及书写工具对作品风格的影响一并做了具体的论述。宋代宸翰的制度化和神圣化过程体现在对御书的征集、收藏以及瞻仰上。对御书阁的建立,征集御书的政策、手段以及瞻仰过程的制度化上,宋代皇室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这极大保证了宋代宸翰的高贵性和神圣性。而书写才能作为个人素质的一部分,对皇位继承人的重要性都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本文在第六章中将详细揭示这种才能在皇位传承中的微妙作用。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宸翰也在积极参与帝王政治,如宋真宗朝的天书事件以及宋高宗的御笔书写与南宋前期军政关系,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个案。这些个案揭示了宸翰与皇权的依赖关系,充分说明了帝王书写参与帝王政治的演进过程。宸翰参与帝王政治的种种特征,还表现在宸翰与宋代佛道二教的关系以及帝王参与书写宋代钱样上,这意味着帝王可以通过宸翰这一具体形式来参与宋代的宗教管理和经济活动,也是宸翰作为皇权延伸的具体表现。

刘东芹
朱文熊《庄子新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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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中，《庄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庄子》一书从流传之日起，便以其语言和思想的独特魅力引起了历代文人和学者的喝彩。历代文人、学者对《庄子》的探讨和研究都有很高的积极性。朱文熊就是民国时期热衷《庄子》研究的学者之一。朱文熊(1867-1934)字叔子，江苏太仓人，清朝光绪年间的副贡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建校教习”之一。《庄子新义》一书，是朱文熊一生唯一的著作。朱文熊始终坚持“庄子助儒助孔”的思想观点，同时又注重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庄子》的奥妙。《庄子新义》一书，充实了民国初年的《庄子》研究，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庄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全文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部分，简略介绍了历代有关《庄子》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学术界近年来对《庄子新义》研究的大体情况进行把握。指出目前对朱文熊《庄子新义》的研究或限于单篇的论文，或仅作为研究著作中的一小部分，都没有把朱文熊《庄子新义》一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进行全面地观照，研究尚不完整。　　第一章主要对朱文熊在无锡国专任教与《庄子新义》的成书进行简要介绍。朱文熊《庄子新义》的成书，除却与其对《庄子》一书的浓厚兴趣之外，还与其在无锡国专的任教经历有密切的联系。朱文熊作为教书先生，在教授和反复研读《庄子》的过程中对《庄子》有了独特的理解，在著作《庄子新义》的过程中，融汇贯通多家注庄者的研究成果，在注解方式与注解取舍上对前人庄学研究成果既有批判又有吸收。　　第二章主要阐释《庄子新义》的字词疏解及诵读《庄子》之法。《庄子新义》一书在字词疏解上主要集中在音韵和解释词义两个方面，朱文熊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注解，视角完整，观照全面。此外，朱文熊还从《庄子》一书的特点出发，从断句、以韵读之、指出入声字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庄子》一书进行全面细致的注解。在注解的基础上，朱文熊还提出了两类诵读《庄子》的方法:一类是调动感观、以己感知的方法去读庄;另一类是运用移花接木，借鉴类比的方法去读庄。这两类诵读《庄子》的方法，既有朱文熊自己的独特理解，也有他对“桐城家法”的承传，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为后学者更好的阅读体悟《庄子》提供了宝贵的读庄经验。　　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庄子新义》对《庄子》的文章评点。本章分为两节，分别是:第一节评析《庄子》的语言特色和第二节评析《庄子》的篇章结构。在评析《庄子》的语言特色部分阐释了《庄子新义》一书对《庄子》用字遣词、造句以及修辞方面的解析。在评析庄文篇章结构部分则分析了朱文熊对《庄子》内、外、杂关系以及庄文单篇内部关系的解读。朱文熊《庄子新义》一书对《庄子》内、外、杂关系的梳理，是通过解析《庄子》各篇篇章主旨之间的关系以及解析各篇中起统领全文作用的关键字句来实现的;对庄文中单篇内部关系的解读涉及到了句子与句子之间、句子与上下文之间、句子与段落之间以及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关系，观照全面，不遗余力。　　第四章主要是对《庄子新义》解庄思想的分析。朱氏在注庄中对《庄子》中的内容做了新的阐释，为庄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朱文熊对《庄子》所涉及内容的新阐释是其对《庄子》中所涉世界之观、科学之识、民治主义、大同学说的新解读。朱文熊从庄孟同源的角度出发，以庄孟文本对举的方式指出了《庄子》一书同《孟子》之所以同源的原因，还从解析《庄子》与《中庸》之渊源入手，进一步阐释了《庄子》与儒家的渊源关系。从多角度着手，有力地证明了其“袭老之际，应孔之真”“取反影以尊孔”的观点。

林明月
论文化翻译中译者的文化主体性——从解释学角度来看《论语》两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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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翻译学界的热点问题。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提出，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新的翻译观为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译者主体性正是在文化翻译的观照下才得以彰显出来的。以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费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提出了“翻译就是文化改写”的观点，无疑将译者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翻译——一种作为文化交流和构建的翻译观——的背景中来探讨目的在于强调译者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性，即译者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翻译的过程即理解的过程。解释学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理解并非对原文的复制，而是对文本做出创造性地阐释。这就从理论上肯定了译者的创造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非只是文本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意义生成的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其前理解密切相关，前理解即先在性，它的形成源于影响个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生活阅历、文学素养、审美情趣等因素。前理解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影响译者的翻译策略。不同的译者由于具有不同的前理解结构，形成不同的视域，译者通过与原文本的对话产生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有了不同译本的出现。《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在中西交流过程中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英译本长期以来就是翻译学界以及其他人文领域讨论的焦点。不同《论语》英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使译者主体性问题的探讨从理论具体到了实践层面。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本文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文章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则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它更在事实层面证实了文化翻译的可能性。两位译者作为不同的翻译主体在其译作中分别展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主体性。文章还借用解释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理解的历史性”，对译本的永恒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文化翻译这一翻译新视角下产生的安乐哲译本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理论思潮影响下激起的反应，因此重译现象将不可避免。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性命题。

刘永利
苏轼诗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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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苏轼诗序为研究对象，力图探究苏轼诗序的创作发展规律、艺术特色、基本功能及文献价值。　　绪论部分主要梳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　　文章主体部分共分三章来论述。第一章在对苏轼诗序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对苏轼诗序进行编年，并将苏轼诗序的创作历程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概述。第二章基于诗序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一认识，将苏轼诗序看作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文本，探究苏轼诗序的主要类型及艺术成就。第三章基于诗序具有绝对依附性这一认识，将苏轼诗序看作与诗歌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文体，探究苏轼诗序的基本功能和文献价值。　　结语部分对文章的主要观点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之处。

叶宏娟
秩序重建：荀子大一统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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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其思想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人性论、礼法关系、天人关系等等不一而足。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春秋战国时期秩序重建的时代主题为视角，探讨苟子为重建秩序所建构的大一统理论及其影响。　　秩序重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主题，是诸子百家致思立说重心所在。孔子怀从周之志，力图恢复周之封建秩序。他首先主张正名定分，明确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护周王的权威。其次，援“仁”入礼，以内在之“仁”改造僵化的礼仪制度，为礼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中“仁”的传统，立足于本善之性“吾固有之，非由外铄”的人性理论，主张行仁政，兴王道，以实现天下秩序的重建。　　苟子继承孔子思想中的礼学传统，立足于“人之性恶”的人性论假设，以重建秩序为目的，建构出以“天下一统、思想一统、制度一统”为内容的大一统政治理论。荀子不但设计了理想的政治秩序而且还就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秩序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计划。　　苟子大一统思想不但对韩非和汉初礼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秦汉所建立的以“君主集权大一统、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士大夫政治”为特性的典型政制。

訾纪辉
黄庭坚次韵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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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祐诗坛次韵诗创作盛极一时,此时期文人唱和必次韵成为一种风尚,而苏轼与黄庭坚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苏轼现存次韵之作有七百八十五首、黄庭坚有五百六十六首,无论是从次韵诗作总量来看,还是从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来看,次韵诗创作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空前的兴盛。黄庭坚作为宋诗的代表,其次韵诗创作具有独特之处,也颇具研究价值。本文将从黄庭坚次韵创作基本情况、创作体例、创作手法以及影响等方面,对其次韵诗进行整体系统的梳理研究。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总体上分析黄庭坚次韵诗作的基本情况,考察次韵诗在其全部诗作中所占的比例和地位。首先,运用数据统计和归纳分类的方法对黄庭坚次韵诗作进行整体统计和分期研究,弄清黄庭坚次韵诗创作的总量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次韵创作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次韵诗所次韵的对象;其次,按照次韵创作的“次韵他人”、“次韵自己”、“次韵古人”三种模式对其次韵诗进行分类研究,分析三种创作模式在黄庭坚全部次韵创作中所占的比例和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限韵体”创作情况,及其特征性质;最后,通过详细文本分析,从创作主题、创作特征、艺术手法等方式总结出黄庭坚次韵诗所独有的一些特色。第二章:按照古典诗歌的不同体式对黄庭坚次韵诗创作进行分类研究。首先,考察黄庭坚律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与特点。律体诗有四种基本的格律形式,考察在黄庭坚次韵创作时对格律形式的选择。在此基础上考察律体诗的变体拗律的创作特点及格律形式,分析黄庭坚次韵创作中古风式句尾格律的运用。再分析律体次韵诗的特殊形式对颔联、颈联对仗形式的影响;其次,考察黄庭坚绝句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和特点。分析黄庭坚七、五绝次韵诗在格律方面的形式特点,进一步考察六绝在格律方面的不同之处;最后,考察黄庭坚古体次韵诗创作的形式和特点。分析古体次韵诗在创作中如何避免使用律体格律,以及首联出句中是否入韵、如何用韵的问题。第三章:从“次韵”特殊的创作形式角度分析黄庭坚的次韵创作手法。首先,次韵是作为文人唱和诗的特殊形式,考察其在唱和中对“和意”的限制作用,并进一步指出黄庭坚如何在这一特殊形式中做到“韵与意会”;其次,从次韵创作的特殊方式出发,分析黄庭坚次韵创作中如何进行韵脚的炼词,并进一步指出黄庭坚如何炼出妥帖而新奇的韵脚词;最后,分析次韵的特殊形式如何影响诗歌创作的句法和章法,并进一步分析黄庭坚是如何处理韵脚限定下的句法和章法,又是如何做到句法的新奇瘦硬,章法的跌宕起伏。第四章:从元祐诗坛的次韵风尚考察次韵创作对黄庭坚诗风形成的推进作用。首先,从文人的地位、雅趣等多方面考察,详细分析次韵创作在北宋的兴盛过程及原因;其次,通过对黄庭坚次韵诗风格特点的分析,论证次韵创作对其诗风所形成的推进作用;最后,通过考察次韵唱和之中所存在的竞赛性质,分析文人间的次韵唱和对黄庭坚诗坛地位的重要影响。余论:总结本文所阐释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内容,延伸思考次韵诗的评价、形式对风格特质的影响、次韵诗与次韵词的关系等问题。

高邢生
李白晚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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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晚期的诗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转变.在内容方面,抒情性的内容相对减少了,而写实性的内容大大增加.李白晚期的山水描写也由以前的情景交融、意兴遄飞向精雕细琢、工笔描绘转变.在形式方面,李白晚期的诗歌多选择五言古诗这种形式来记录其亲身经历的国家和个人的不幸,表达其深沉忧思.他还创造性地运用七绝组诗这种形式来记录时政大事,这是诗人晚年在艺术领域中的新开拓.李白晚期的诗歌结构也趋于平实有序,而不是前期那样的纵横开阖,跳宕不羁.在修辞手法上面,李白晚期诗歌较少运用前期大胆的夸张、奇特的想象这类修辞手法,而较多地运用细致的描写、恰当的比喻这样一些比较平实的手法.

张振
复归童年——以老子《道德经》和华兹华斯《永生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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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华兹华斯则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最伟大及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虽处于人类历史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将“儿童”视为最高的理想人格。老子《道德经》中初生的婴儿,无欲无求,浑朴无知,自在自得,最合于“道”无为而无所不为的自然状态;华兹华斯《永生颂》的孩童来自天国,浸润于天国的荣光中,涉世未深,因其不朽的童真被誉为“成人之父”以及“最伟大的哲人”。老子和华兹华斯还将“儿童”视为归根返朴、返回自然的中介,前者在人远离自然本性的精神危机的背景下提出了“复归于婴孩”,而后者则在其“自然观”无法给予他精神支持的情况下选择了复归童年。复归童年是一种向内的精神探索,因二者自然观的不同,二者复归童年的方式也截然不同。老子的自然是指道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状态,华兹华斯的自然则指神性与灵性的永恒存在。老子认为要做到无为,无欲无求,修养德性,净化心灵,才能返朴归真。华兹华斯从童年回忆与永生的启示中得到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找回自我,返回自然。本文第一章深入探讨了老子《道德经》和华兹华兹《永生颂》中孩童意象作为理想人格的内在特质及丰富内涵;第二章则为第三章讨论老子“复归于婴孩”和华兹华斯“复归童年”的精神诉求作铺垫,结合具体语境全面剖析了老子和华兹华兹“复归”意识的背景,简而言之,即探讨了二者的自然观所受到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第三章因而自然过渡到“复归童年”这个主题上,主要探讨老子和华兹华斯如何向内探索,通过复归童年找回本真和自我,重新返回自然。更多还原

贾文文
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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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陶瓷香熏炉的艺术价值和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造型上。目前国内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广泛，但以陶瓷香熏炉造型的特征以及造型特征的成因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还较少，然而欲对宋代陶瓷香熏炉的造型进行全面的研究，必然要结合对造型特征及香熏炉功能、材质、文化背景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为以功能效用、工艺技术、社会风尚的角度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比较法、图像法来对宋代陶瓷香熏炉进行研究得出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的主要表现为小巧精致、简洁大方、崇尚仿生，影响宋代陶瓷香熏炉这些造型特征的因素为宋代时期的香熏习俗、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以及宋代时期的制瓷工艺技术。　　研究意义为对以宋代文人士大夫特殊审美风尚、兴盛的制瓷业、香熏炉的燃香功能的角度了解香熏炉造型特征提供了参考，并且丰富了当日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研究的思路，为今后对宋代陶瓷香熏炉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同时为现代陶瓷香熏炉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魏艺敏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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