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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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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域分析和副文本分析的《史记》两英译本项羽形象重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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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4年前后,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作。《史记》不仅是重要的史书,位列二十四史之首;还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因此,探究《史记》不同英译本的特征,及不同翻译方法的效果,对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跨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是针对《史记》两个英译本的个案研究,采用语域分析和副文本分析的方法,解读两个译本重塑的项羽形象,分析译者不同翻译决策背后的动机,和影响这些动机的社会因素。本文研究的两个英译本,分别是华兹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完成的译本,和倪豪士领衔的翻译团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翻译的译本。对这两个译本的语域分析发现,在华译本中,项羽失去了其在源文本中与多重称谓对应的多重身份,其形象降格为与其他诸侯地位相当的将军。这是由于,华兹生简化了原文复杂的称谓系统,从而导致华译本对项羽的评价趋于中立,而非源文本传达的积极评价。而在倪译本中,项羽的多重称谓(“项籍”、“项羽”、“项王”等)得到保留,仅有细微变动。其结果是,倪译本中的“项王”称谓突出了项羽的王者形象,而“项羽”称谓则因仅用于巨鹿之战的记叙,也起到了凸显项羽战功的作用。因此总体而言,倪译本呈现的项羽形象比华译本更加积极,更接近源文本中的项羽形象。对华译本的副文本分析表明,华兹生按照时间顺序对《史记》篇章的重新编排,以及目录中添加的标题所暗示的亲汉立场,共同淡化了项羽近似皇帝的王者形象,而把他刻画成被刘邦所灭的败寇。副文本分析还发现,华兹生简化称谓系统,是为了增强译本的可读性,且译者华兹生并未发觉在源文本中,项羽多重称谓所隐含的社会意义。而对倪译本的副文本分析发现,项羽接近皇帝的王者形象主要表现在体例中:倪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有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并且,译者在引言中也强调了“本纪”专门用于记述帝王事迹和朝代事件。另外,倪译本的副文本传递出司马迁的反汉立场及对项羽的敬佩之情,也把项羽塑造成一个值得赞颂的人物。副文本分析的另一功能是将译者的行为置于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分析发现,华译本的目标受众是一般英语读者,其翻译目的是再现《史记》的文学魅力。华兹生之所以打破源文本的五种体例,是因为他认为该结构是一种史学特色,而非文学特征。他将原文篇章按照时间顺序重组,是为了满足英语读者对线性叙事的期待。同理,华兹生删减多重称谓、将注释最少化,也是为了适应非专业读者的需求。另外,注释最少化的部分原因是客观条件的限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因此华兹生能够找到的中文参考资料十分有限。与华译本形成对照的是,倪译本是针对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学术性作品,与服务普通大众的华译本在性质上形成互补。倪译本的首要目的,是在英语世界中将《史记》呈现为一本史书,因此,源文本中任何有别于西方史学作品的特色都得到凸显。另外,倪译本之所以能够添加大量注释,是由于倪豪士带领的学术翻译团队相互合作,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料,且得到史学界许多专家的指导。

江曦
黄庭坚诗歌中的牛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自《诗经》开始描写牛,经由历代诗人的吟咏丰富,在宋代黄庭坚笔下的牛意象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姿态与生命力。黄庭坚写了数量众多的与牛相关的诗作,这些诗作中的牛意象寄托了黄庭坚深厚的情感内蕴,具备多层审美阐发意蕴。根据黄庭坚投注在诗作中的情感,其笔下的牛意象可以大致分为:体现重农爱民思想的耕牛意象,体现其田园隐逸思想的牛意象,还有阐述其自身佛禅修心思想的牛意象,以及被吟咏雅化的牛意象四类。耕牛在宋代农事生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当时的土牛劝耕习俗反映出人们对于耕牛及耕作的重视。黄庭坚重视耕牛状况,彰显爱民情怀;深化爱民思想,写牛追贤思己,塑造出重农爱民之牛意象。富含脱俗隐逸意蕴的牛意象是在宋代隐逸思想的盛行下与诗人高洁不凡的品格影响下产生的,诗人对宋前田园隐逸之牛意象的继承主要来源于《诗经》田园风光之牛意象和唐诗脱俗隐逸之牛意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开拓。黄庭坚诗作中的佛禅修心牛意象有“牧牛”“白牛”等,首先对典故进行溯源探析,找寻佛学经典中的原始记载,其次探寻典故在宋代“以牛说法”公案中的流行,再则对宋代禅师牧牛组诗创作盛况进行分析,进而解读黄庭坚的佛禅修心思想与对佛禅“以牛说法”的化用。对画中牛进行题咏或在诗作中运用与牛相关的典故,使得其诗作中的牛意象具备书斋雅化的特征,这是宋代士大夫书斋雅化生活的生动反映,也是黄庭坚对富含典故意蕴的牛意象的挖掘与再创造。

杨金玲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视域下的苏轼作品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全才,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他通过文字所传达出来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无数后继者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统编版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有很多苏轼的作品,学习和研究苏轼选文对于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多采用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指导苏轼作品的阅读和教学,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则运用较少。本论文试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法引入苏轼作品的教学,力求为当下苏轼作品的教学与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中学语文教学面临的新挑战、传统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以及古代文学批评视角的新颖性三个方面阐明论文研究的缘起及意义,并梳理有关苏轼作品的学术研究及教学研究现状,为本论文提供研究基础。第一章首先厘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概念,然后分别从作品体裁、作品内容和助读系统等方面对统编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中苏轼作品的选编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主要以传统文化和语文核心素养为指引,从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维度深入阐述新课程背景下苏轼作品的独特教学价值。第三章分别从教师教学现状、学生学习现状和评价现状三个方面,对当下古代文学批评方法在苏轼作品教学中的运用进行调查,指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第四章是针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背景下苏轼作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教学策略,主要从坚持以意逆志改进批评方法、推崇推源溯流回归文学传统、借重名家评点多元解读品鉴三个层面进行论述。结语部分主要是对本论文的一个简要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陈德惠
包公文学研究

学术论文

包公故事的丰富，在通俗文学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包拯的故事北宋时期就在民间流传，宋元明清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难以统计。这说明，包公文学是一种显著的历史存在。　　包公文学是指涉及包公故事情节的文学作品，包公文学体裁有戏曲、小说、传说故事、宝卷等。本篇包公文学的研究以戏曲、小说为主，对包公文学的考察时限止于清末。本研究的内容以清官文化的产生为背景，研究包公文学的产生、发展和包公形象的演变，着重探讨清官文化为什么会在宋朝兴起，宋元以来的清官文学为什么会以包公为代表，并且以文本的演变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变化。同时，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研究包公文学可以体会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与精神。中国古代注意法与情、法与理的关系，重礼教，法顺人情、息讼止争是古代的司法精神。包公文学虽然积淀着封建政治文化成分，是皇权制度的产物。但是执法如山的包公，体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包公文学关注的是平民的闩常生活并揭露了统治阶级残民以逞的罪行。这是一种真正的民间立场，不同于文人对民众居高临下的同情。包公文学中的清官意义是一种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具体表现为青币廉洁、刚直不阿、体恤民情等方面，这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包公文学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研究包公文学已远远超过包拯这一历史人物本身，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宋朝之前的著名的廉吏，也有不少。在同时代的官僚中，包公的地位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才情也比不上欧阳修、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政治上的建树，更无法与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包公为什么会作为清官文学的代表在通俗文学中出现?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要从包拯所处的宋朝——清官文化兴起的时代谈起。清官文化在宋朝的兴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宋朝革除五代弊政，建立廉洁的政府，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而宋朝的法律对私有权的保护和重典治盗贼，也加强了民众的法律意识和对清官的诉求。宋代，清廉是官员必须遵守的基本政治准则。不少官员自觉以儒家的思想来塑造自己的清官品格。宋代出现了一大批砥砺名节的士大夫，这是宋朝清官文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民间文艺中的公案文学则是清官文化生动的体现，是清官意识流行的重要标志。民间对清官持久和广泛的传播，充分说明了传统的清官意识基本上是一种民间信仰。清官是百姓用心灵供奉的神。正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包拯有幸走进了通俗文学，从而成为清官的典型。只有从清官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包公文学，才能真下解决问题。　　包公文学在各个朝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期。包公形象，在宋代市井文艺家那里，包公只是一个判官形象。包公在通俗文学中成为判官形象，则与正史与文人文集对他审案个性的描写有关。宋人的历史和文人的文集中，记载包公判案的有十多处，并表现了包拯峭直、清廉、明察、忠恕爱民的个性，包公在审案中注重法律与情理的统一。所有这一切，都为后世包公文学所本。　　到了元代，包公被塑造成有智谋的斗士形象。主持正义又充满智慧的包公，体现了作家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和期待。同时，这也是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元代百姓的呼声。平民呼唤包公，实际上是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心理幻想。元剧作中的包拯，既维护皇权，又刚正不阿，替民众伸冤，显示了一个清官所具有的正直品质和内在魅力。　　在明代，他有智有刚，是门断阳夜断阴的星主。与宋元逐渐神化的包公相比，明代的包公神通广大，上至玉帝，下到阎罗，对包公有求必应，有的地方神，更受他驱使。清代他又成了侠客的首领。在清代，他除了集精察、神明于一身外，更是忠心耿耿的国家栋梁。总之，包公是民众理想的化身。古代通俗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身处下层的文人，他们在现实中经受过太多的痛苦和压抑，仕进无门。他们便把自己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身上。这种人物形象往往有至高无上的伦理舰范。他们创造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白日梦。　　包公文学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从对关汉卿的包公戏与莎士比亚“案情剧”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同样是面对善与恶，中国的小人物只能靠外力——鬼魂或清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莎士比亚对于善与恶，既借助于法律来解决，又充分表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悲剧的原因根源于人自身，人的自山意志往往陷入到罪恶之中。中国人相信天理，所以代表正义的一方都有好结局，很少西方悲剧那种恐怖、悲惨、神秘等成分。中国悲剧着重表现主人公的正义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可以看成是采用正剧形式的悲剧。　　包公文学自宋朝诞生以来，包公故事如滚雪球一样，出现了难以数计的包公故事。这些故事大多是一种重写或改编。从包公文学中小说、戏曲故事情节相互移植和因袭化用的情况，可以考察包公文学题材流变的迹象及相关文学形象。学者们对包公故事的源流花了很大力气去做，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有两种偏向：一是把小说史研究降为纯粹的故事考辨，二是把作家创作看成简单的故事汇编。　　因此，以文本的演变(进步)来探讨包公文学的发展，也就是历史演变法，是有必要的。在研究过程中，力图在文本的演变中找出变化中的新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并加以分析。在研究中发现：包公文学故事的因袭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取自前人笔记，二是包公文学故事内部的演变。包公文学的因袭不仅仅存在于相同体裁的文学形式之问，如《龙图公案二》对《百家公案二》的抄袭、改编，而且也表现在说唱文学与小说之间的互动。一般情况下，当小说被改编成表演艺术(戏曲)时，往往容易成功。因为，从小说形态转化为戏曲形态容易，戏曲形态也往往内含着小说叙事的方式。比如，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的重写，从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杂剧在对小说重写过程中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在小说的简单的介绍地方，戏剧往往充实一些细节和场面，以便刻画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样，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如果说戏曲因袭小说易取得成功，那么，戏曲演变成小说，则难以成功。因为小说失去了戏曲的抒情写意功能，必须通过人物、情节设置来表现世态百象。而包公文学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成功之作。比如《百家公案》不少故事是对前人戏曲的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往往大量移植、删改，篇幅大幅度的缩减，作品的情节事件简缩，描述粗略，较少大段场景化铺叙，缺少对人物的描摹刻画。小说显得简略而粗枯。然而，另一方面《百家公案二》的主题的单一性又很好地实现了叙事者普及法律的意图。　　包公文学在演变过程中，故事情节一般越来越合理。仁宗认母故事最早的是元杂剧《金水桥抱妆盒二》，但无包公出场，且情节太荒唐。其后明传奇《金丸记二》、清前期小说《万花楼演义》等，都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改编，但情节仍有疏漏。《三侠五义》改编后更符合情理，堵塞了情节的漏洞。　　包公文学中有一种改编值得注意，主题发生演变。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崇尚血气之勇到追求忠义，从轻生死重然诺墨家精神到兼济天下儒家情怀的人格转变。《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作出的一种修距。另外，在《水浒传》里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为什么包公文学不断被重写?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冤案丛生，也必然出现“情同”，于是出现了包公文学的因袭现象。这种“事以感生”、“兴从境起”的创作动机在包公文学中不断产生，于是，包公文学的文本在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主题等都会发生变化。　　在研究方法上，还注意运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包公文学意蕴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包公文学对昏聩吏治的讽刺，对凶党恶徒的揭露，对家庭道德问题的忧虑，都表现了一种批判现实、关怀人间的情怀。清官包公是通俗文学塑造的理想形象，包公崇拜既是民众的诉求，也是统治者需要“教化之吏”的一种表现。他作为教化之吏，必然具备孝亲、忠勇等政治伦理思想。清官既然是统治者的需要，他也会表现为封建文化本身的缺陷，如靠直觉判案，运用酷刑维持风化等行为。虽然如此，包公作为公正的象征，将永远为人民崇拜，包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包公文学中的大团圆结局大多为复仇型和果报型。这两者都表现了一种惩恶扬善的主题。包公文学中受害者的鬼魂复仇或还魂故事，其实也寄托了弱小者的深重的悲哀与不幸。从创作角度看，大团圆结局是对现实的一种遮蔽，这种乌托邦式的圆满是瞒和骗造就的一条奇妙的逃路，虽然它是艺术上一种中和雅正的追求。

李建明
从阐释学角度分析《道德经》多译本现象 ——以《道德经》四个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道德经》是道家经典著作,在国内外影响巨大。《道德经》译本众多,仅英译本就达一百多种。然而,迄今为止,对于《道德经》译本的研究多是探讨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策略等问题,对《道德经》众多译本出现的原因深入研究的文章则不多见。本文运用阐释学核心思想“理解与解释”及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和“效果历史”理论,参照辜正坤、许渊冲、安乐哲和哈米尔四位译者的译本,分析《道德经》多译本现象。研究发现,阐释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解释”和翻译过程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一致,不同的译者的主观理解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译本存在。译者在理解之后进入解释阶段,不同的翻译理念也会促使他们选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译出风格迥异的作品。理解的历史性造成原文本的不确定性,译者在此基础上的理解难免不同。效果历史造成了文本的开放性,不断的《道德经》源文本考古发现导致《道德经》研究反复地更新与修订,也造成了《道德经》多个译本的出现。

曹宏
松尾芭蕉悲秋俳句的杜甫诗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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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尾芭蕉是一位对自然风物颇为敏感的诗人。他为秋之物象所触发,心底往往生出悲情忧愁。检视《松尾芭蕉集》,可见以“悲秋”为主题的俳句为数甚多。“悲秋”可谓是贯穿芭蕉创作生涯的一大主题。因之,我们可以通过对悲秋俳句的考察,把握芭蕉的文学特质,进而管窥其内心世界。本论文拟以悲秋俳句为考察对象,从诗语、修辞、抒情性这三个视角加以考察。当然,要解读芭蕉的悲秋,则不能无视中国诗文,尤其是杜甫文学的影响因素。因此,本论文将在对芭蕉的杜甫诗接受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审视芭蕉的文学独创性。本论文的构成如下:第一章是绪论,介绍相关研究背景,并提出研究目的。第二章,梳理先行研究,并阐明本研究的定位。第三章是研究方法。第四章至第六章是本论部分,主要从诗语、表现手法和抒情性这三个文学要素的角度,考察悲秋俳句中的杜甫因素和芭蕉的独创性。第七章是结论,以及对课题的展望。本论文的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关于悲秋中的杜甫诗接受:从诗语、表现手法、抒情性这三种文学要素来看,芭蕉俳句与杜甫诗文之间明确可见紧密的关联,亦即:芭蕉有意识地学习杜甫诗,并将杜甫的悲秋元素融入自己的悲秋俳句创作中。（2）关于悲秋的独创性:芭蕉所寄托的悲秋情绪主要围绕三点:即旅行即人生、对蕉风形成的执着、闲寂之美。这三点与杜甫的悲秋迥然而已,反映出芭蕉俳句文学创作上的独创性。（3）关于接受与独创性的逻辑关系:芭蕉对杜甫文学的接受并未停留于复制、模仿的层面,而是有其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从逻辑上来看,这种独创是相对的,是在对杜甫文学加以吸收与内化后的自我超越与升華。当然,这里说的超越并非对艺术成就高低的判断,而是指接受影响之上的自我突破。

殷玥
老子圣人观研究

学术论文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建构起了以“道”为根本的哲学思想体系，为道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按照道家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从道体、道性和道用以及道德修养论、工夫论和人格理想论较深入系统全面地阐述老子圣人观思想，即对道为万物之本源、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之道以及尊道贵德、德性修养论、德性工夫论的圣人之德和真朴自然赤子之心、真朴自然理想家园的圣人之境进行研究。并且通过对老子圣人观的内涵的梳理以及和儒家圣人观的对比归纳总结出老子圣人观的特色和现代价值、局限。全面系统地了解老子的圣人思想，有助于为当代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本篇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追根溯源，对老子其人、其书以及老子圣人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诸如社会剧烈变革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进行论述。追溯“圣”字字源以及在经典文本中《诗经》、《尚书》、《周易》中“圣”、“圣人”，以探究“圣人”的原初含义。这些是老子圣人思想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和来源。　　第二部分是对老子圣人观的内容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老子圣人观是老子关于圣人的思想和观点，主要体现在老子的书中，包括圣人之道、圣人之德、圣人之境。在圣人之道部分主要对道体、道性这两部分进行阐述，道体即道为万物之本源、道性为“自然”、“无为”即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在圣人之德部分主要对道用、道德修养论、道德工夫论进行阐述。道用表现为尊自然之道贵不争之德、尊无为之道贵爱民之德。在道德修养论部分主要阐述少私寡欲、贵柔守雌、见素抱朴，这些修养内容是圣人道德修养的原则和理念。在道德工夫论部分主要阐述致虚守静和涤除玄览，这些工夫内容是圣人的具体做法。在圣人之境部分主要阐述真朴自然赤子之心和真朴自然理想家园，圣人经过道德修养论和道德工夫论的养成，最终达到个体生命的高远理想境地和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理想目标。　　第三部分是对老子圣人观的特色及其现代价值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老子圣人观的特色主要包括天道本性与人伦德性的统一、求道守道的人生理想和道德修养实践的统一、慈爱万物而平等不争、涵养心性而尊贵生命、隐士的内在生命超脱与无为而治的社会价值取向的统一。老子圣人之理想人格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价值，因此现代价值主要从完善独立人格、淡泊功名利禄、重视以民为本这三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对老子圣人观的局限性进行阐述。

路晓佳
论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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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进入后课程改革时期，“发展中国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新的话语方式。语文教育也从“语文素养”过渡到“语文核心素养”的语境中来。所谓“语文核心素养”，就是通过语文科的学习，发展起来的能够帮助学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促进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语文核心素养不是删繁就简，也不是降低层次，而是一种更高的追求，它具有时代性、基础性、发展性和民族性，包含了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以及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组成部分。目前国内的学者专家从各个方面对语文核心素养进行了论述，语文核心素养的概念渐渐明晰，但有关它的目标达成方式的研究还处于一个零散的状态。本研究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基础，依据教育部关于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阐释，尝试对其达成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证。　　本文根据语文核心素养的四级培养目标的达成提出了四个观点，它们分别对应论文的四个章节:第一章，立足“语言”，引领学生扎根汉语言文字。主要是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语言知识积累，然后通过知识的系统化实现语言建构，最后能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语言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语言建构与运用”目标的达成;第二章，参悟“言语”，打破学生的思维囚笼。力图通过有“言语”参与的观察、想象、质疑、批判四个途径，来打破过去应试教育造成的思维禁锢，实现思维的发展与提升。第三章，浸润“文学”，滋养学生的诗意人生。主要是从经典文学阅读、文本鉴赏和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来论述如何达成“审美鉴赏与创造”的培养目标。第四章，亲近“文化”，筑建学生的精神家园。我认为文化学习的目的是学生精神的养育，所以在本章，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国外文化精髓的借鉴，来论述以文化的途径筑建学生的精神家园。　　另外，文章的引言部分阐述了论题的研究缘由和研究价值。文献综述部分对“核心素养”和“语文核心素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简单的反思和评价。

游晗昕
宋代文人饮茶风尚与茶具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中国茶文化发展至宋代达第二个高峰，“柴米油盐酱醋茶”成为宋人开门七件事。宋代饮茶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茶具的革新，其茶具一改唐代的华丽丰满，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风格。宋代茶具和唐代茶具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造型、装饰特征，究其原因，这与宋代文人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宋代文人是宋代政治经济发展的筹划者，是宋代工艺法令的制定者，是物品设计的参与者、持有者、批评者，同时作为饮茶品茗的一大主体，他们又是茶具的使用者，他们引领了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潮流，也主导着宋代茶具发展演变的方向。　　首先，宋代饮茶用末茶，其茶叶形态主要以团茶和草茶为主，研磨成末，点茶煎饮。其饮茶方式主要以点茶法为主，也有唐代盛行的煎茶法，并在在点茶的基础上又有斗茶、分茶法;其次，结合宋代茶书、茶词、茶画以及出土茶具分析宋代茶具的特征，宋代茶具主要有瓷质、金属质以及漆质;其造型整体呈现“瘦高清秀”状;装饰手法多样，以刻、划、印、结晶釉及描金等手法，纹样装饰多以山水花鸟、木叶以及兔毫、鹧鸪斑、玳瑁等;再次，自唐中期点茶法产生后，发展至宋，茶具有较大的发展。唐代茶具其材质以瓷质、金属质、玻璃质。发展至宋，茶具仍以瓷质为多，金属质次之，宋代出现漆质茶具;第二，唐代茶具造型饱满圆润，器物形制较大。发展至宋，茶具小巧精致，多呈瘦、高状，器物形制偏小;第三，唐代茶具装饰多用彩绘、刻、划法，多饰以莲纹、花鸟。宋代则装饰手法多样，纹样以四君子、花鸟山水为多;最后，立足于唐宋茶具特征的差异，宋代文人作为饮茶的一大主体，文人文化对宋代茶具的影响可谓之重。首先宋代文人参与斗茶，极大地发展了茶具的造型和材质;第二，宋代文人追求雅器，其平淡古朴的文学观赋予了茶具“雅”的艺术品格;第三，宋代文人又将儒家崇玉思想融入茶具中，使“君子比德于玉”思想在茶具釉色中得以体现;第四，宋代发达的文人绘画为茶具的装饰纹样提供了素材，一改唐代以莲纹装饰，宋代茶具装饰融入山水、花鸟、婴戏等图案;第五，文人藏器也对宋代茶具的生产有引导作用。除此之外，宋代社会经济如商品经济的繁荣、北宋后期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影响了茶具的发展;社会制度如科举制度的革新、器物“制式”规定以及工匠制度——和雇制与差雇制并行使得宋代茶具面目一新;工艺发展如宋代窑炉及烧造工艺的改进、釉料的改进、瓷器装饰工艺的改进、金银器工艺的成熟为宋代茶具的釉色、造型、装饰的发展奠定基础;宗教主要以道教和佛教为主，宋代佛教的盛行，茶具装饰继续以莲纹、卷草纹为题材。道教的盛行则影响了茶具的装饰风格，呈现其自然美态。

吴韦
淇园肖影——试论墨竹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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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墨竹画的起源的阐述,以及发展过程中,每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墨竹作品的分析与论述,总结了推动墨竹画发展的原因,并结合当代审美进行思考。第一章,文章用以史论史的方法,阐述了墨竹画的起源,以及大致的发展过程。第二章,主要以历代墨竹绘画作品为主要载体,通过古代品评术语,进行画家个案的逐一分析归纳,采取以史论画、以图析理、以论证史的方法,大致的梳理出中国墨竹画的发展脉络。文章涉及多位优秀的画家笔下的墨竹,从文同苏轼开始,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在元代使墨竹达到新的高峰,王绂、夏昶代表明代的继承传统,而石涛的出现则引领了大写意的发展,随后有郑板桥、蒲华等。最后,推导出促动墨竹画发展的原因。原因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并从中引发出作者对当代墨竹画创作的思考与总结。

趙天葉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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