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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小雅·采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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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是《诗经》中“正小雅”的一篇，反映的是处于西周中兴的宣王时期伐猃狁的战争，常与其后《出车》《杕杜》二篇作为组诗共同解读。　　本文通过对两百余部汉代至清代《诗经》学著作中，关于阐释《采薇》的文献的梳理，从《采薇》创作时代、作者、主题等基本问题的考证出发，进而更深层次地着眼于对《采薇》诗旨及其演变的研究。　　关于《采薇》之创作时代，历代学者提出文王说、宣王说、懿王说、季历或周公说等几种主要的意见，争论点集中在文王说与宣王说，结合史书与出土文献可以基本确定《采薇》作于宣王之世。至于诗之作者，从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角度出发，当为戍卒自作。但是，历代学者出于对诗旨的把握，多以《采薇》为君主代言，并直接影响了卒章“莫知我哀”的解读。而对《采薇》主题，是劳还诗还是遣戍诗的判断，也是同样的情况，学者们为了突出使民以时，体恤于下的诗旨，并没有选择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劳还说，而是以之为遣戍之诗。　　《诗经》不仅仅是诗，对《诗经》承载的“经”的意义的研究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对《采薇》诗旨形成与发展的研究是本文的核心。从《毛诗》开始到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称颂为上者使民以时、体恤于下的诗旨已经被确定下来。随社会历史之变迁与经学研究的转向，后世学者以之为基础，而不断丰富着诗旨的内涵。特别是突显于清初，并且，在清代中期仍未断绝的“经世”关怀对这一时期《采薇》诗旨的解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清代中期以后，今文经学的兴起，受三家《诗》给《采薇》诗旨的阐释带来了新变。

朱昳晨
杜甫干谒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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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着重讨论杜甫的干谒活动及其干谒诗创作,由绪论、正文和附录构成。绪论部分旨在说明选题缘起、“干谒”的定义以及研究现状。本文对“干谒”的定义为:士人通过各类媒介获得权贵支持的活动,包括求仕与乞食两个方面。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杜甫在天宝年间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干谒活动。认为以天宝十一载为界,杜甫的干谒活动从疏离宰相向迎合宰相转变。安史之乱后,诗人的乞食需求逐渐超过求仕需求,成为干谒活动的主要目的。第二章探讨不同时期杜甫干谒心态的特征及演变。认为杜甫产生干谒心态的原因与开元中后期进士科的发展情况以及诗人的个人经历有关。此后,杜甫天宝年间趋于躁进化、庸俗化的干谒求仕心态随着战乱爆发以及对朝廷的失望,形成了“用舍行藏”的新特点,这说明杜甫看重干谒的时机,而非全盘否定干谒。与之相对,战乱与贫困也迫使杜甫为其干谒乞食心态寻求平衡的支点。同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杜甫的干谒求仕与乞食心态,可知诗人并非真的以干谒为耻。第三章探讨杜甫干谒诗艺术特征的成因。认为开元、天宝之际文化环境转型带来的盛唐精神的失落是造成杜甫干谒诗悲苦意绪浓重的重要原因。而开元、天宝诗坛朝体、野体由合流到分离的诗史倾向则使干谒诗变得错彩镂金,缺乏性情,这与自先唐以来干谒诗不断程式化的内驱力相适应。此外,杜甫的知识结构和性格特征也对其干谒诗创作产生了影响。第四章探讨杜甫干谒诗的艺术特质。认为杜甫干谒诗在抒情方法、体格、题材与意脉的接续上对传统干谒诗有所改造与突破,既不同于天宝以后全盘程式化的高适干谒诗,也与延续开元诗法的李白、岑参的干谒诗有差异。第五章探讨杜甫干谒诗的地位与影响。认为杜甫干谒诗的艺术手法既被后来的杜诗借鉴,也为杜诗艺术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杜甫干谒诗还在风格、意象、叙事、题材、句法等方面对中晚唐干谒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附录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作品考辨与杜甫干谒交际表。

金沛晨
论歙砚的历史、地质特征及其市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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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与文字同兴，于黄帝之代也。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作为磨墨工具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歙砚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传统的艺术造型蜚声文坛，让历代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其百般留恋，千般追寻。如北宋书法家蔡襄就将歙砚看成和“和氏璧”一样价值连城的珍品;又苏轼说：“我生无田，食破砚”。国外学者也竞相收藏，并把歙砚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表征和缩影。随着时代变迁，文化融合，歙砚在继承历史精华的基础上，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笔者在借鉴前人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歙砚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除了对歙砚历史开发状况和地质特征作了说明外，重点对歙砚的石品种类、砚坑分布、鉴赏方法和市场走向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在该部分研究中，通过对比前人的成果和借鉴相关砚石专家的观点，笔者发现如下几个问题：人们在砚石石品分类中对一些石品的归属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也就造成对歙砚的价值取向存在不一的认识;对于制作工艺中的机器制砚在行业中的意义和价值有不同的认识;不同歙砚商家有很强的地方保护色彩，对歙砚的评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这对发扬歙砚文化和完善歙砚市场是很不利的。对此，本人认为应该通过规范歙砚石品分类，统一标准;为了最大限度体现砚台文化价值，尽量避免机器制砚：要进一步加强商家的文化素养，对砚台的介绍要真实规范，尽量不要带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在鉴赏方法方面，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反复实验，着重介绍了七种观察砚台质地好坏的方法;在雕工方面，除了传统的浮雕、透雕、镂雕外，品磊堂堂主方韶先生的隐雕以及“中国砚雕第一刀”方见尘大师“诗书画印合一”雕法这两种独创性的雕刻方式也无不让人感慨歙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精妙绝伦。考虑到当今世界书写工具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对传统的“文房四宝”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要将歙砚这个“活化石”代代传承，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热爱中华文化，热爱歙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正是写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浪潮中，积极将歙砚本土化、特色化、时代化、精品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世纪寻求到更大的发展，才能让歙砚这颗“黑宝石”永久散发夺目的光芒。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歙砚，收藏歙砚。

潘华华
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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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白体”诗作为宋代文学史的开篇，上承中唐白居易诗歌风格，将平凡生活琐事写入诗歌，使诗歌更加贴近生活，下启宋诗通俗化诗歌特色，在宋初乃至整个宋代诗歌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目前学界对宋初“白体”诗在诗歌内涵、形成与发展、单一作家作品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有一些值得尊重和借鉴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宋初“白体”诗整体诗歌风格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现，在论及其诗歌作品与诗歌内涵时都是对成员作家作品分而论之，从整体上把握较少，虽部分著作和论文也涉及到宋初“白体”诗多侧重日常生活的书写，但也仅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形成对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的专题性研究。因此本文从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对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的内容主题与艺术特色进行梳理，以期完善宋初“白体”诗的研究，同时弥补相关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目前学界有关“日常生活与古典诗歌”和宋初“白体”诗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意义，并指明论文的构想、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白体”诗在宋初的流行状况，从宋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宋初“白体”诗派和“白体”诗盛行的原因三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宋人对白居易诗歌的品评和学习效仿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对白诗在宋初的接受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对“白体”概念及其流行时间进行考述和界定，并进一步指出宋初“白体”诗的诗歌特点。而后，结合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并联系文人心理，主要从宋初士人的生存环境、宴游唱和之风的兴盛、五代宗白诗风的延续与宋初文人心理三个方面展开，以期能够深入剖析宋初“白体”诗盛行的外因和内因。　　第二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主题。本文以《全宋诗》中收录的宋初“白体”诗人的诗歌为文本依据，将其日常生活诗分成山水游历、醉心典籍、躬耕田园、杯酒光影和亲友往来五个主题加以论述，并结合创作主体的仕宦历程、人生境遇，进一步分析其创作缘由和文人心理。　　第三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日常生活书写方式。宋初“白体”诗人以生活入诗，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感悟生活，展示细节，抒发自在闲适的精神追求。本文将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的书写方式分为物象选择的生活理趣、细腻生动的生活展示、吟咏情性的情感表达和易闻易晓的语言风格四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说明宋初“白体”诗日常化、世俗化的特点。　　第四章主要论述宋初“白体”诗在宋代诗坛的地位与影响。通过梳理宋人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相关品评，苏轼、黄庭坚等人对宋初“白体”诗日常化、世俗化特点的继承和探索，以及“白体”逐渐式微原因分析，探讨宋初“白体”诗在宋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　　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宋初“白体”诗，近承中唐白居易诗歌浅近平易的诗风，将审美的目光转向生活，在诗中频繁书写日常生活，流露具有自身日常生活情趣和文人情怀，使得诗歌生活气息浓郁，达到了情感与生活的深层次融合，在诗歌主题和书写方式方面对宋代诗学的现实性与世俗化的形成颇有助益。因此，研究宋初“白体”日常生活诗歌，对完善和丰富宋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廖雯
许渊冲“三美论”观照下的宋词英译研究——以《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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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三美论”，即意美、音美、形美，是许渊冲翻译古诗词的审美标准，这一标准在其唐宋词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广为使用。　　宋词英译是许渊冲古诗词英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借助文体学的相关概念来具体阐释“三美”，目的在于检验许渊冲翻译的《宋词三百首》是否实现了意美、音美和形美。通过分析许渊冲在《宋词三百首》中的宋词翻译实践研究，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对译本作细致深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三美论”对宋词英译的指导意义。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　　本文将许渊冲的“三美论”在许译的《宋词三百首》英译本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宋词三百首》的翻译中，“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三美”齐备的译文较少。　　许渊冲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宋词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李丹
佛教与老子无为思想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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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创立佛教中的无为思想与老子的无为思想有许多相同和差异之处。佛教里的无为“做而像不做一样”(行动无为),意思是说我们尽力做好某件事,但绝不执着,做完就放下,不求回报、不求名利。从某种程度来说,“无为”就是佛教的最高境界(涅槃无为)。不过,一个人想达到“涅盘无为”需要花很长时间,还要努力功夫修行才能够证得道果。而道家的无为思想与老子的无为比较起来,两种观点有些不同①,本文是将老子的无为思想来与佛教的无为思想作比较。老子的“无为思想”主要是主张“顺其自然”,所谓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不任为,不妄为。那么,根据老子的观点可以看出,其“无为”就是高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② “无为”这个观点不太好理解,所以较少有人去研究,但仔细地探讨“无为”思想,有利于个人的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本文先说明“无为”的内涵,然后研究“道”(以老子为代表)“释”思想以及指出其关系,并在道与释思想的比较中,进一步把握佛陀与老子“无为思想”的内涵。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其一,简单的介绍一下道,释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影响产生了这个学说的启发。其次,深入探讨、分析两者的无为思想的内涵所在。再次,对道、释中的“无为思想”做出明晰的比较。最后,论述两者之间的无为思想对现代社会的价值,以期对佛陀和老子研究有所裨益。

释莲传（PHAM THI THUY TRANG）
从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看《庄子》两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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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当代翻译研究学派重要学者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通过对中国古代重要文化典籍《庄子》的两个英译本(理雅各译本及汪榕培译本)的比较研究，探讨文化翻译在《庄子》中的体现，并从中得出古籍英译的某些共性。　　传统上，翻译被看作是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和实践者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行为，即它不仅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和交流。不少学者从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翻译，从而形成文化翻译观。文化翻译一词的使用，也随之成为译界的常用术语。其中最有名的是苏珊·巴斯奈特提出来的文化翻译观。巴斯奈特认为翻译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对等就是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对等。因此，翻译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他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影响。　　《庄子》蕴藏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道教的哲学圣典，又因其卓越的文学魅力闻名于世。本文依据文化翻译理论，通过对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译者所译的且学术界公认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中文化信息是否传译展开比较分析，着重探讨了如下几个问题：庄子中的文化成分如何翻译;翻译中文化信息翻译特点及其方法;文化翻译策略选择所起的的作用及影响。通过大量例句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庄子》中的文化信息主要体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此，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对本文文化信息的传译具有指导意义。理雅各和汪榕培的译本在文化翻译方面尽管有些许缺憾，但都有许多成功、经典之处。体现了文化信息的可译性，并为中国古籍翻译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文由引言、正文、结论组成，正文分为三章。引言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对象，文献综述，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一章探讨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及其评价标准，构成全文的理论框架。第二章介绍庄子及其作者，并梳理目前庄子英译状况。第三章依据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从文化层面剖析了庄子中的文化翻译。结论部分总结文中主要观点，并对文化因素的翻译提出进一步的意见。

鄢莉
《诗经》与《楚辞》语气词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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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楚辞》均是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经》主要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代北方的语言现象，《楚辞》反映了战国末期南方楚地的语言现象。两部作品的语气词都非常丰富。由于《诗经》和《楚辞》产生的地域不同，时代也有很大的差别，使得两部作品在语气词的使用上具有很大不同。本文对《诗经》、《楚辞》中的语气词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期探求出先秦时期诗歌中语气词的特点，同时也对先秦时期诗歌与散文中的语气词的异同之处作了初步比较，并从历时的角度描绘出先秦时期语气词发展的历史轨迹。　　全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依据语气词在句中的位置，将《诗经》、《楚辞》中的语气词划分为句首、句中、句尾三类，对《诗经》、《楚辞》中语气词的分布情况进行概括说明，并从时、地及其他因素对《诗经》和《楚辞》语气词系统各自的特点进行说明。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对《诗经》、《楚辞》中的句首、句中、句尾语气词进行比较研究，构建了《诗经》、《楚辞》中的句首语气词系统、句中语气词系统和句尾语气词系统，并对句首、句中和句尾语气词的用法加以分析。　　第五章，先对《诗经》和《楚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气词“兮”分别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诗经》、《楚辞》两部作品中“兮”的使用特点进行比较。　　第六章，主要概括了先秦散文语气词的使用特点，考察了以《论语》、《荀子》为代表的先秦散文与诗歌中的语气词的异同，通过《论语》和《诗经》语气词使用情况的比较，《荀子》和《楚辞》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的比较，初步地揭示了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在语气词的使用方面的共同之处和相异之点。

申欣
庄子逍遥游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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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以其诙谐诡怪的语言,恣意倘佯的意趣,表达了乱世之人的生存困境及解脱之道——精神自由,千百年来,深得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历代学者多有阐发。陈鼓应先生在《庄子浅说》中认为,庄子的思想是深入人性,切中时弊,彻察动乱的;庄子正视人类不幸的际遇,又能体味人心不安的感受,对于饱经创伤的心灵,尤能给予莫大的慰藉。认为庄子给人构造的是一个没有疲惫奔波,也没有恐怖空虚,更没有压迫痛苦的自由世界。他认为,庄子的逍遥游境界就是顺应自然,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文章从三个部分说明。本文第一部分重点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从庄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以及庄子的人生际遇等三个方面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原因。动荡的时局使得处于该时代的百姓及士人生活极不稳定,人们急于寻求一种精神寄托,特别是士人对于动荡时代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促使他们寻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其次,学术思想的空前繁荣,诸子百家的争奇斗艳给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产生也吸收和借鉴了其他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再次,庄子个人的生活际遇是庄子逍遥游思想直接原因。文章第二部分重点分析逍遥游思想与庄子的自由观。通过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解读,笔者认为,庄子的自由观思想至少具备以下三点内涵:首先,庄子的自由是摆脱肉体束缚的自由,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个人生命的有限性,所以才要超脱生死与肉体的束缚,不要让生死问题与肉体问题影响到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其次,庄子的自由思想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重视个人精神的解脱,认为只有在精神上的超越才能达到自由的状态。再次,庄子反对名利观,认为导致个人生活受束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俗名利观,名与利的观念使得人们放弃原本拥有的自由而去追求外在世俗的东西,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真正的自由应该放下名利观念,不被世俗束缚,追求自己本然的生活状态。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庄子自由观及逍遥游的内在矛盾。逍遥游境界是庄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庄子认为,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必做到齐物。“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即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这就是“齐论”。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之所以要齐物,是因为导致人们不能逍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彼此的差别,这种差别与对立极大地限制了人类肉体与思想的自由性。最后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当中无我与为我、养生与齐生死、精神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等三对概念之间的矛盾以及庄子的解决方式。

傅逍逍
林乐培的声乐组曲《李白夜诗三首》的作品风格及演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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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乐培是我国在追求新音乐道路上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他毕生致力于为中国音乐寻找现代化道路。将中国的传统元素与西方现代元素相结合,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他的作品在众多领域都有所涉猎,包括管弦乐、钢琴、小提琴、室内乐、艺术歌曲、合唱甚至芭蕾舞音乐。他大胆进行尝试,不断地寻求新的突破,为我国新音乐的发展增添了许多光芒和动力。本文主要针对林乐培所创作的声乐组曲《李白夜诗三首》的作品风格以及演唱进行分析与研究。分为前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前言是对研究本课题的意义与现状进行分析,并列出正文的基本框架;正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是关于林乐培以及他的艺术成就,第二章是关于李白的生平及其诗歌创作,第三章是通过对声乐组曲《李白夜诗三首》的作品风格的分析引申到作品演唱中具体的处理。结语则是我对于研究这部声乐组曲所获得的启示。我之所以选取《李白夜诗三首》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该声乐组曲的整体分析与研究,希望此次的研究可以对今后演唱该作品的人士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也希望此类优秀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歌者与听众所珍惜与重视,让我们的艺术舞台上有更多像这样珍贵的中国新音乐作品保留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曲效弘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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