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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傅良佛禅诗略论

期刊

陈傅良存世的三百五十余题诗歌作品,有十分之一在语词或内容上,明确含有佛禅元素。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并未壁垒森严地排击佛教,而是在诗作中明确表达了儒释同源之意,并坦诚早年濡染释氏的经历。陈傅良与佛禅的结缘,还可从其诸多游访名山古寺、结交僧侣居士、记录坐禅体验以及娴熟运用佛语释典的诗作中得见一斑。

黄文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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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8
关于苏轼的婉约词──兼论苏词与北宋词风的关系

期刊

关于苏轼的婉约词──兼论苏词与北宋词风的关系［日］正木佐枝子从唐代到苏拭出现为止，词的风格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一时期的代表词人以及词集就可以明白，例如晚唐的温庭筠、北宋的二晏、欧阳修、柳永词，以及把温词放在卷首的《花间集》等作品，大致都是婉约...

正木佐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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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2
徐州苏轼符号

会议论文

在苏轼的政绩之中,徐州抗洪可谓举足轻重,其标志性建筑为徐州黄楼。徐州黄楼作为徐州苏轼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它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忠于职守的担当精神、危机应对的果断精神、凝心聚力的协商精神,以及传承以民为本、勤政为民精神的文化自觉,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刘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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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7
苏轼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报纸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实地考察了位于眉山市中心城区的三苏祠。总书记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苏轼文化为中心的三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苏祠，对全国三苏文化保护与研究工作者是极大的激励与鼓舞。总书记在视察中，对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重视家风家教、家国情怀、廉洁从政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学习研究和传承苏轼文化，开辟了新视野，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任务。全面深刻地研究和理解苏轼文化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成为我们苏轼研究的新课题、新使命。□李公羽为民“深计远虑，割爱为民”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根本一条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正所谓“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他引用的这段话，出自苏轼《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苏轼一生先后在多个工作岗位任职，其中不乏地方军政主官。他在所到之处，深入调研，细察民间疾苦，任天下之患，同天下之忧，竭尽全力，造福一方。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为使后宫上元快乐观灯，宋神宗赵顼颁旨：“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民间灯具尽数拘收，并禁止私卖。苏轼旋即写了长达1200余字的《谏买浙灯状》，言辞诚恳、切中要害，有理、有力、有措施。他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他进言：“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他呼吁陛下“深计远虑，割爱为民”。神宗睿智，“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旋即收回成命。苏轼得悉，“惊喜过望，以至感泣”，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再写《上神宗皇帝书》，纵论人心之要：“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他认为：政府或长官“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一样至关重要。苏轼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关心世事，体察民情，温和改革，勇于担当，坚持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成就了一世英名。这种务实改革、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与实践，正是我们当今需要认真学习的。理政“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2020年元旦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2019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文章指出：“宋代苏轼在《思治论》中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次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嘉祐六年（1061），苏轼任凤翔签判。任职期间，他深刻反思执政问题，就注重制度建设、程式建设有深入的思考，写出两千多字的文章《思治论》。他总结回顾前朝经验教训，针对北宋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苏轼认为：至关重要的，还是先定好制度和程式：“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苏轼批评朝廷一些所谓新政，开始的议论十分美好，但公诸于世后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没有事先确定好制度与程式，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方面，没有事先做好。苏轼分析了许多人之常情，“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揭露个人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往往破坏制度的坏毛病，进而深刻剖析一些所谓美好的新政最后“不知其所终”的原因：“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如果没有事先确定好的制度和程式，没有事先严谨的谋划与严格的执行，做事仅取决于感情好恶，进退全凭着人数多少作决定，这样，万全之利会因为一点小的不方便报废的情况有；百世的隐患会因为小利益而毫不顾及的情况也有。因此，苏轼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提倡要先立规矩后办事：先定好制度规则，可以规范和谋求他人；不先定好制度规则，自己也不能管好自己，何况去要求别人！在这些回顾、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上，苏轼说：“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原因就在这里，胜利者有什么非凡的法宝么？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圣人王者。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在新疆考察时曾引用此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深谋远虑、治于未病。苏轼对防患于未然高度重视和警觉，他认为北宋当时即是“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他在《思治论》文中剖析认为：朝廷只务虚名，眼中尽是歌舞升平，官吏因循苟且，“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针对过些问题，苏轼总结指出：“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这“三患”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要害问题。而治国安邦，别无他法，必须要有预见和成熟的政策。“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苏轼分析和总结历史规律，研究他们的制度与程式，“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就是因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苏轼直接向神宗皇帝提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二），主张革新政治，但更为注重的则是政策和策略，是制度与规则。正确的制度和政策确立之后，任何时间都必须努力求得在制度和政策规定之内，而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置身于制度和政策之外。如果制度和政策专一，执行体系专心，法度落实专注，事业才会成功。创新“导引关节，吐故纳新”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以人寿，喻国运，将养生，比革新：“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强调要抓住重要环节，从关节点出发，不断创新，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在北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苏轼在所任之处广泛开展科学实践和技术创新活动，把政治追求与自然探索、科学活动、致用民生融为一体，实际内容极其丰富。他自身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一边利用行政的力量，抓主要矛盾，实施重大项目，推动科技发展，淘汰和改良落后技术、工具，改变群众落后和迷信的生活生产习惯，一边用惟他独具的科学功用与艺术形式的诗文，大量传播和推广科技。他在医学、药理学、语言学、教育学、法学、公共卫生理念、抗洪救灾、植树造林、农具革新、农副产品深加工、采煤与冶炼、建筑艺术、水利事业、国防军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制酒、制墨、制茶、养生、餐饮等领域，都卓有建树。特别是他主导指挥的以杭州西湖与惠州西湖治理为代表的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项目，是决策科学与大量自然科学和技术综合运用的典范。苏轼在哲学研究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超过文学艺术。他从45岁左右被贬黄州时开始，遵从父命，编写《易传》，此后不断修订。凝聚着他主要哲学理念，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他所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这部著作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后《四库全书》收入为《东坡易传》。他主张三教融通，儒家为本，强调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认为：“同是户也，阖则谓之坤，辟则谓之乾，阖辟之间而二物出焉。故变者两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则往者穷于伸，来者穷于屈矣。”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理念。大千世界里，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不断运动的、统分结合的、和谐发展的，所有“通”和“变”的现象，在苏轼看来，都是遵循着发展规律的。苏轼在儋州所写的《试笔自书》，创造性地展示了他的哲学理念，包括相对论、万物运动的观点、人生与自然的关系，转折和出路就在俯仰之间的变化的观点等。苏轼宇宙生成思想、自然观以及重亲历而反对主观臆断的科学实践精神，形成苏轼哲学思想的基础。他的这些哲学思想，迄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意志“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苏轼一生曾任三部尚书、八州太守，上下变更十多个工作岗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四五年，最短的只有五天——登州太守。生命中有大量的时间，不是在被贬的地方，就是在被贬的路上，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坐过130天极可能丧生的大牢——“乌台诗案”，此后又有黄州、惠州、儋州的三地贬谪，政治上惨遭打压、生活环境极为悲苦。然而他一生达观，越挫越坚，成就越大。这种思想境界，使他在险恶贬谪之地与民同甘共苦，且趣味横生。他事业上最为失败、生活上苦难最多的时期，却是他文学创作、哲学思考与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的阶段。把他人可能苟且一生的苦难经历，过成了情趣横生才艺不绝的一生潇洒，“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苏轼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但儒生气重。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不断遇到无法解脱的折磨，对人生有厌倦和感伤，一点也不亚于当代“愤青”。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他不能改变现实，即以来之安之、随遇而行的乐观主义情怀，适应环境，尽我所能，为民办事，情趣生存。“一蓑烟雨任平生”“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坚毅的意志情怀，成为他留给后世精神和文化上的最宝贵财富，也成为他广受追捧、世人拥戴的必然，这是当代年轻人，包括随时在竞争状态中的职场人员应当好好感悟，认真学习的。925年前，苏轼登陆海南，当时是很不快乐的。他也曾自我哀怜地抱怨“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和陶杂诗十一首》一），不过，很快他就被儋民的纯朴、宽厚、包容与豁达所融化，苏轼把三年贬谪，变成了“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在官员们“九死南荒”望而生畏的天之涯，有了自己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公开宣称：“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次平生难得的奇绝无比的海南游，使他赞美海南、感恩儋州，甚至公开声明：“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学习、研究和传承苏轼文化，不仅是狭义上的文化——文学艺术，主要应是广义上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学习与传承苏轼文化，对于培育与滋养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其意义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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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1
刘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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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泉部分作品。刘清泉正在工作。本报记者张玉文/图核心提示文学的道路并非坦途——虽是老生常谈，但很实在，且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刘清泉的53年来的成长路径。刘清泉原本出生农村，因为对苏东坡的喜爱，热衷上了读书，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师范生，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老师。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偏偏在他教书生涯的第27个年头，刘清泉选择了转身，进入了三苏文化研究院工作，从此与三苏结下了不解之缘。凭借着一如既往的热情和努力，在三苏文化研究和传播方面，刘清泉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也在更大范围内研究眉山文化，为弘扬眉山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执着的爱好者刘清泉对东坡的喜爱源于儿时在三苏祠里的游玩，在老师和长辈的讲解中逐渐加深，这份对苏东坡、对眉山的爱慢慢演变为他一生的追求。刘清泉小时候，同龄的小朋友成群结队、漫山遍野的游玩，而他最爱的却是看书，家里没有条件，他就到附近镇上的书摊上去看，看到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籍总能让他兴奋好久。1979年，刘清泉顺利考进眉山师范学校，最让他开心的是能畅游书海，更能细细品读与苏东坡有关的书籍。毕业从教之后在职进修，刘清泉有了对苏东坡的第一次研究，他毕业时的研究论文是《陶渊明与苏轼诗歌理趣比较》，为此，他买了二三十本书，一头扎进了书海里，不仅写出了一篇高质量的论文，还为他后来调入三苏文化研究院奠定了基础。后来，刘清泉回到家乡当了一名语文老师，由于教学成绩十分优异，他在原眉山县新四乡小学、白马铺乡中学、实验中学从事语文教学工作27年里，多次被评为县先进教师。更为难得的是，刘清泉的教学生涯始终离不开苏东坡，他参与编写了地方教材《三苏诗文选》、在《语文报》上发表苏轼读书方法等，传播东坡文化。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刘清泉策划指导了“漫步三苏故里”的综合性学习，他带领学生们去三苏祠、苏坟山、中岩寺、连鳌山实地走访，并让学生们自己收集资料，学习后采用讲故事、短剧表演、舞蹈等方式展示出来。其录像由眉山市推荐到四川省，由四川省推荐到全国，被遴选为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典范到全国交流。在刘清泉漫长的学习、教书生涯中，他总是有意识地学习、研究苏东坡，这不仅丰满了他的精神世界、更让他的教学颇具特色，而他也在无形之中走上了苏学研究的道路。2007年，三苏文化研究院挂牌成立，专门负责三苏文化研究工作，刘清泉将《陶渊明与苏轼诗歌理趣比较》一文投给了《苏轼研究》杂志，不仅被刊登出来了，更让人们知道了他对苏东坡的深入的研究，因此，2009年，刘清泉被调入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换一种活法”在三苏文化研究院的工作，看起来即光鲜又亮丽，但在当时对刘清泉来说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教书已经27年，一直很顺利，教学成果也很显著，家人知道他要换工作后都极力反对，他也有了一丝丝犹豫。后来，一位朋友告诉刘清泉，既然深爱苏东坡，何不为苏东坡“换一种活法”。正是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刘清泉，也让他决定沉下心来做苏学研究。刘清泉主要的工作有编辑《苏轼研究》杂志、主持三苏文化研究工作等，这些工作说起来也许就是一句话，做起来却是一条漫长的路。对于刘清泉来说，他不得不将自己清零，一切从头再来，那浩瀚无边的三苏著作、历朝历代苏学研究成果都是他要阅读和熟知的内容，而这又谈何容易。那段时间，加班加点看书对刘清泉来说是常有的事儿，周末难得的假日，他最多的也是在书海中度过，他坦言若不是对苏东坡爱得深沉，他也不能坚持下来。凭借着这股劲儿，刘清泉对三苏文化愈发地熟悉了，编辑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刊《苏轼研究》也得心应手了，刊物质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受到了苏轼研究学界的一致好评。2009年1月至今的《苏轼研究》，均由他担任责任编辑。每期印刷1千多册，赠送给国内外的苏轼研究者，弘扬了东坡文化。与此同时，刘清泉主持的三苏文化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诸多成果，他的工作主要负责实施的项目有：《三苏文化的核心》《三苏产生的历史背景》《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研究》《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苏轼诗词写意》等；在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数十件，如《论东坡符号》《苏东坡与泡菜》等。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共获得省市政府奖18件，他参与或独立完成了9项……一直在路上“三苏文化就是眉山的文化名片，与眉山形象密不可分，而现在三苏文化研究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状况，作为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三苏文化研究硕果累累，刘清泉在高兴的同时却也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说，三苏文化研究院必须起到关键的作用，组织做好三苏研究工作，提升眉山影响力。话是这么说，刘清泉也是这么做的，在三苏文化研究组织工作中，他主要负责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近几年来，刘清泉密切联系全国苏轼遗址、遗迹地的苏轼研究会，利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平台与当地党委、政府联合举办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或纪念活动总计20余次。刘清泉还致力于向青少年传播东坡文化，他凭借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东坡学校工作委员会这个平台，支持“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传播交流活动”，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全国各地以东坡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重点的中小学已经有六七十所之多，未来还将慢慢增多。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年来，刘清泉研究的范围已经从三苏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眉山文化，他参与了眉山地方文化研究，如《两宋眉山进士群体研究》；帮助眉山市许多乡镇挖掘当地文化；更提出了重修眉山文庙、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提升文化内涵的等多项建议，为继续了弘扬眉山文化而奔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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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5
寻觅三苏足迹感悟三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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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莉）9月21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彦一行莅眉调研三苏祠传统文化传承等情况。市政协副主席刘友洪陪同。三苏祠内翠竹掩映、古木参天、绿水萦绕。在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等点位，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体味了三苏祠的历史变迁和三苏文化的厚重积淀，从不同视角体会了三苏父子的文学、书法、艺术、生活情趣、人生态度和生命价值，感受到了三苏父子的人格魅力。近千年来，三苏父子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产生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地之一，三苏祠内陈列着“三苏”塑像及苏家遗迹，收藏着上万件有关“三苏”的文物和文献资料，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三苏”纪念祠堂。调研组成员纷纷表示，历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经验、优良传统、高尚精神，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三苏”文化正是这座宝库中的思想明珠，其严谨家风、优良品质、为民情怀，历经近千年磨砺依然熠熠生辉，值得我们学习。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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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8
苏轼苏辙笔下的嘉州监税郭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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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忠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因母亲程夫人病逝，回家守孝期满的苏轼苏辙弟兄随父苏洵，因朝廷催促携家带口，由水路南行入京。眉州到嘉州，只有很短一段水程。他们在此拜会亲友，游览风光，停留了数天。苏洵在《游嘉州龙岩》诗中，记叙了这段行程：“系舟长堤下，日夕事南征。往意纷何速，空岩幽自明。使君怜远客，高会有余情。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苏氏父子的到来，也惊动了当时的嘉州知州，专门设宴热情接待。苏轼笔下的“河西猛士"在嘉州盘桓逗留了几日，苏轼和苏辙弟兄二人同时结识了时任嘉州监税的地方小吏郭纶。并以郭纶的身世、命运为题材，各写了一首同题诗。苏轼写的是七古，短短五十六个字，就勾勒出这位“河西猛士"落魄失意，空有高强武艺，却无用武之处的悲惨境地。诗前小叙对郭纶其人作了简单介绍。纶本河西弓箭手，屡战有功不赏。自黎州都监官满，贫不能归，今权嘉州监税。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嘉州自古有三江航运之便，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过往船舶在此停靠，蜀麻吴盐、山货特产等货物上下吞吐量颇大。官府靠此收取不菲的税款，因此必须委任专人管理。沦落到嘉州的郭纶可能靠朋友帮忙，才谋取到“嘉州监税"这一职位。负责监管税收。虽然有较为稳定的收入，但工作却不分白日黑夜，辛苦忙碌。“日暮津亭阅过船"，过往船只必须亲自清点纳税。对于这位“无人识"的身经百战的“河西猛士"来说，未免难尽其材，太过委屈。苏轼对落魄的郭纶深表同情：“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一般人只看见他身边瘦弱不堪的战马，却不知他当年在战场舞动硕大铁槊的雄姿。短短两句既写出了郭纶当年的威武勇猛，又反衬出今天的潦倒落魄。“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后四句写到郭纶并不安于现状，如果西方有战事需要，仍愿戎装束发，驰骋在万军之中，冲锋在前。对郭纶身处逆境仍不忘报国安邦的雄心壮志，苏轼大加赞赏，充满期望：“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诗人眼前已浮现出“河西弓箭手"郭纶重返战场，英勇杀敌的光辉形象。苏轼这首诗用凝练的笔法，形象、鲜活地刻画出一位“英雄失意之概"（清·纪昀评语）。苏辙笔下的同题叙事诗苏辙的《郭纶》诗则是一篇长达二百九十字的五古，对郭纶的身世、战功及不幸遭遇进行了详细描述。全诗如下：郭纶本蕃种，骑斗雄西戎。流落初无罪，因循遂龙钟。嘉州已经岁，见我涕无穷。自言将家子，少小学弯弓。长遇西鄙乱，走马救边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战，数与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贼来如群蜂。万骑拥酋帅，自谓白相公。挥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红。战胜士气振，赴敌如旋风。蚩蚩毡裘将，不信勇且忠。遥语相劝诱，一矢摧厥胸。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尘蒙。驰归不敢息，马口衔折锋。谁知八尺躯，脱命万死中。忽闻南蛮叛，羽檄行匆匆。将兵赴危难，瘴雾不辞冲。行经贺州城，寂寞无人踪。攀堞莽不见，入据为筑墉。一旦贼兵下，百计烧且攻。三日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岖有成绩，元帅多异同。有功不见赏，憔悴落巴賨。已矣谁复信，言之气汹汹。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夫何足言，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全诗共分三个部分，前六句缘起，写到郭纶本是西北少数民族，骑马战斗，称雄西戎当地。却无功有罪，穷困潦倒，流落到嘉州，见到苏辙时，不禁涕泪无穷。接下来，郭纶向诗人“自言将家子，少小学弯弓。"凭着一身武艺，“手挑丈八矛"“平生事苦战"，在定川寨，“战胜士气振，赴敌如旋风"，于九死一生中，取得赫赫战功。后又在贺州城，“将兵赴危难"，坚守抗敌，使“百计烧且攻"的叛军“三日不能陷，救至遂得通。"但如此战功显赫的猛士勇将，却遭到主帅的不公正对待，落得个“有功不见赏"的结果，贬为黎州都监，官满后憔悴沦落到嘉州，“贫不能归"，只好混个“嘉州监税"的小吏贫困度日。诗人了解到郭纶的不幸遭遇后，为之愤愤不平。“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虽然自己并不认识郭纶，但对他的悲惨遭遇却深表同情。“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仍寄希望于将来，朝廷能重新启用郭纶，人尽其才，让他能重返前线杀敌，建功立业。苏辙这首五古，是一首形象生动的叙事诗。让读者对郭纶其人其事有更直观、更形象的了解，在宋代嘉州地方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苏轼苏辙这两首同题诗，不但给嘉州古代地方史料增添了宝贵研究资料，同时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兄弟二人首次唱和，艺术表现手法各有异同的文坛佳话。

陈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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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6
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研究

学术论文

苏氏世系，源远流长。苏氏系出黄帝之孙颛顼帝，发展至唐朝，先祖苏味道任职眉州刺史，后有一子留于眉州，遂有眉山一支。从唐至宋初三百余年的时间中，因时局动乱，眉山苏氏虽有美才而莫显于世。两宋之际四川的长期稳定、蓬勃发展的经济和朝廷科举的优渥政策，为眉山苏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保证，眉山苏氏家族由科举起家，绵延数百年，在宋史文坛、政坛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苏氏家族的苏洵、苏轼、苏辙，作为唐宋文坛上的三颗璀璨之星，是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的杰出代表。苏氏家族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家族发展成为千古流芳、名贯古今的文化世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没。古为今用，深入研究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从苏氏成功的家庭教育中寻求历史智慧，对现今家庭教育颇有启发借鉴意义。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结合家庭教育学、教育史学、教育心理学及其它相关理论，分四部分对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从政治支持、经济保证、四川教育文化的积淀三个方面入手，对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进行剖析，以便从整体上探究苏氏家族家庭教育获得良好发展的深层原因。第二部分在对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分析苏氏家族家庭教育的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第三部分是对苏氏家族家庭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的概括总结，即：诗书传家远;奋厉，有当世志;因其才而成之;誉儿自是苏氏癖;严慈并举，以深爱而行精虑。第四部分结合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家庭教育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总结苏氏家庭教育的特色：偏重文学浸染;重科举而不唯科举;强调亲授以书;注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着意责任感的培养。并在特点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苏氏家族家庭教育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树立正确家庭教育观，追寻多姿多彩的闲暇教育;亲子共学，相观而善中的共赢;纵目视天下，读书与行路的相得益彰;循循善诱，唤醒孩子的责任意识。

盛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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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诗人李齐贤对苏轼诗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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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齐贤作为高丽末期的杰出诗人，创作出大量汉诗作品，在高丽时期乃至整个朝鲜汉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如此，李齐贤有着久居中国的人生际遇，多与中国文人名士交友，并做唱和酬答，其中不乏诗歌创作交流。李齐贤不仅诗歌创作卓越，其诗话作品更是为中朝两国文化交流起到促进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李齐贤诗学的研究鲜少。以李齐贤诗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苏轼诗学的接受与选择，旨在进一步理解其诗学的深刻内涵及与中国诗学之间的深切关联，探究接受与选择间体现的东亚文学的整体性以及其中蕴涵“和而不同”的文化意理。　　李齐贤对苏轼诗学的接受与选择体现在自然观、意境论、风格论三大方面。　　在自然观中李对苏诗学的接受与选择体现在二人强调创作尊崇自然，内容应“客观符实，深刻入理”，语言“易晓”，反对过度雕饰。而李齐贤主张的“自然天成”与苏轼主张的“天赋论”又存在差异，虽“天成”与“天赋”都体现自然为诗的理念，但“天成”更为倾向于诗文本身，无过度雕饰朴实达意即可。“天赋论”则更强调诗人本身，多一层对诗人“灵感”的要求。　　在意境论方面，二人强调诗书画同源，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为对诗与画蕴涵意境的一种赞美，常有“以诗评画”或“以画评诗”之作，并主张“真赞”应以神赋形。在写景、讽喻和咏史时要求言与意应达到言外意深，言有尽而味不尽，令人思索想象，以使意境深刻。　　在风格论方面，李、苏诗风均以豪放见长，但二人的豪放境界存在差异，李齐贤的豪放蕴涵悲苦与现实愤懑，苏轼超脱矿达，却不脱离现实生活，融合儒、道两家之思想，即超然物外，又对时政、社会、家国保有高度的责任感。面对坎坷波折并没有一味向外探求消极避世，而是向内重视精神追求，与天地自然相融。这也是李齐贤学苏的选择和未达到的境界。而造成这样的境界差异与二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地位、受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二人不同的情感因素有关。

杨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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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采《战国策》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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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论题所用“采”字，是沿用司马迁、班固等人之说，意思是“采录”，“采集”。即《史记》文本多“采录”《战国策》篇章。虽然这已早有定论，但《史记》采《策》文究竟有多少篇及哪些篇目，尚无定论。究其原因，是因版本、统计角度和依据标准不同所致。本文首次对此作全面考证和探讨。本文由考、论两部分组成。第一章为考证部分。笔者对照众多版本，确定以目前通行本《战国策集注汇考》为基础，同时兼及其他版本。统计角度则兼顾《战国策》文章的整体性。采文标准主要是比较两者文字的差异，即字句多相同者视为采文。通过考证，统计出《史记》采录《战国策》文章有96则。具体篇目详见附录一：《史记》采《战国策》表（一）。此外，《史记》根据《策》文加以发挥创造的有10章，详见附录二：《史记》本《战国策》表（二）。第二章为论述部分。实际上是《史记》与《战国策》的比较研究。但紧紧扣住“《史》采《策》文”立说。分三节：第一节，总结《史记》采录《战国策》文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主要探究司马迁如何选择、取舍《战国策》文，以及如何对《策》文进行整理、考核、剪裁、增补和改写的工作。第二节，《史记》采《战国策》文的深层意蕴。通过比较发现，《史记》与《战国策》虽取材相同或近似，但表达的主旨却泅然有别。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想一以贯之。“本纪”和“世家”所采录的《策》文主要涉及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特别关注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从而“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为统治者提供治世良方。“列传”选材则重点围绕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考察，强调品行特出的节操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弘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从而抒发作者心中的愤憾，寄予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此外，作者爱奇的审美观也影响了他对《策》文“奇人”、“奇谋” 和“奇文”的赏识与选择。第三节，探讨《史记》对《战国策》叙事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史记》继承了《策》文纵横恣肆的文风和宜丽华赡的文采，但《战国策》是以记言为主的论说类作品，除少量作品叙事完整外，尚不完全具备记叙文的基本要素。司马迁采《策》文，通过合理调整叙事结构，增加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增加细节描写及运用多种文学表现手法，极大地提高了叙事的艺术水平，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王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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